第1战区，辖平汉、津浦两路北段地区，兵力组成为第1、第2、第14集团军，司令长官为程潜（后由蒋介石兼任）；第2战区，辖晋、察、绥地区，兵力组成为第6、第7集团军及骑兵第1军，司令长官为阎锡山；第3战区，辖江苏、浙江地区，兵力组成为第8、第9、第10、第15集团军，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后由蒋介石兼任）；第4战区，辖福建、广东地区，兵力组成为第4、第12集团军，司令长官为何应钦；第5战区，辖山东地区，兵力组成为第5集团军，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后由李宗仁继任）。
对上述五大战区（包括后续组建的部队），国民党政府军投入作战力量达到200万人。陆军方面，抗战爆发前已有49个军，182个师，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20个独立骑兵团，总兵力达到170余万人。抗战爆发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方派系部队相继接受改编进入抗战军事序列的又有30万人。
海军方面，在战前已有舰艇100艘，其中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炮舰16艘，内河炮舰13艘，鱼雷艇及运输舰8艘，陆战队约3800人。全部舰艇编成4个舰队。第1舰队系沿海舰队，第2舰队为长江舰队，司令部均设在上海；第3舰队系东北海军，司令部驻威海卫；第4舰队系广东海军，司令部设在广州。此时的中国海军，尚比较落后，大多是从清朝遗留下来的旧式舰船，装备落后，火力微弱，不足以抗衡日本的现代化舰队。
空军方面，有侦察机251架，战斗机212架，轰炸机257架，全部由国外进口而来。
同强大的日军作战，军队数量固然重要，但最为重要的是军队的战斗力要强。为把这支庞大而零散的军队整编成为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从1936年初开始，蒋介石就开始对陆军进行调整，计划在1938年编成60个调整师。调整后的师的建制为：官兵10923人，步骑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火炮与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抗战爆发时，已经调整完毕50个步兵师。
在整编的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两广的桂系、华北的宋哲元的部队占据了较大份额。东北军依靠东北财富，不仅从国外购买武器，而且在沈阳有巨大的兵工厂，可自造武器装备自己，所以东北军的装备在当时是堪称上乘的，但东北军致命弱点是军官素质差，这就使它的装备优势大打折扣。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这支军队进行整顿并悉数开赴抗日前线，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南方一带如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还有冀察的宋哲元等部，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他们因惧于以往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惜重金多方筹款购买武器，装备部队，因而这些部队也是有战斗力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虽然装备落后，但其将领的指挥谋略、相互的协作精神、官兵的战斗精神等，则是国民党政府军所无法相比的。因而，战端开启后，红军也接受改编为3个师近5万人，成为国民革命军序列中政治素质最高、最有战斗力之一部。
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抗日决心，使全中国人民受到鼓舞。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旗帜鲜明地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29军，并立刻开放全国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勇气，并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国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由战争！”（3）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七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领并主动请缨：“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一周后，毛泽东、朱德向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下达命令：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抗日。各路红军将领立即汇集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红军总部，商讨红军改编问题，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
全国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各社会名流包括华人华侨代表，都投身到拥护抗战、支援抗战的洪流之中。8月18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首肯南京国民政府指示冀察当局，对日“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不许后退一步，必要时准备牺牲”是正确的；敦促冀察方面，要认识到丰台也是我们的领土，要像傅作义将军守绥远那样，收复失地，换来安定，这是光荣的历史，人民不会忘记；盛赞29军将士以卢沟桥为“坟墓”、以丰台为“兵房”的坚决信念，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为东亚的和平而战！为人类的文明而战！”
张、杨将军所期待的国共合作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集中国力。投入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驰骋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两大战场互相配合，互相策应，对日军构成夹击之势。中国的抗战为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自蒋介石于1927年春发动“四一二”反共屠杀事变，导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为时十年国共两党互相为敌。蒋氏“剿匪”十年，耗尽国力，不仅没有把共产党消灭，反而使得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力量逐渐坐大，从南国的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到北方的地方实力派一次又一次图谋倒蒋，蒋氏独裁政权多次出现险情。
蒋介石没有汲取内战导致国力赢弱的教训，顽固地坚持其错误政策，这给外敌以觊觎之机，实际上是对日本侵略中国野心的“鼓励”，日本瞄准中国内部的乱局，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开始其对中国长达14年的野蛮侵略，并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6年间占据了中国的大片领土。
共产党无可忍受，人民亦无可忍受，甚或国民党内部的爱国者也无可忍受。
西安事变就是在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西安事变终于使蒋介石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同共产党的内战尤其没有前途。南京国民政府及其蒋本人的政治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举抗日大旗，救民族于危亡，从而取信于中国人民。
抗日，使国共两党找到了共同点，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追求。这是西安事变带给蒋介石的一笔政治遗产，因为蒋介石在西安承诺抗日，从而以抗日为主轴把各派政治力量聚拢到了一起，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威信，如果不抗日，不仅实行“安内先于攘外”政策难以维系，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将被人民所抛弃。抗日，也使国共再度合作有了政治基础。西安事变结束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兑现西安事变中作出的政治承诺，与南京方面展开政治对话，谈判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双方终于正式达成合作协议。
蒋介石能够与共产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治现实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当时，围绕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的人事等若干重大问题，蒋介石的立场多次出现后退，以致谈判反反复复。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寻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出兵抗口战场，始才同意并与中共达成了一揽子合作协议。以1937年8月19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为标志（南京方面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南京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到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共自行配备，南京只对3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1名联络参谋）。实际上，直到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算正式形成。
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朱德和彭德怀同日即发表就职通电，昭告中外：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令，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还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随即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
至此，在中国军队的抗日序列中，有两支中共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国共两党开始了团结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和经国共两党共同首肯的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承担正面战场的抗敌任务，而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逐渐地承担起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整个抗日战争过程，由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所决定，尽管存在着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但正面和敌后两大抗日战场始终内在具有着相互配合，互相依存的有一条，就是举抗日大旗，救民族于危亡，从而取信于中国人民。
抗日，使国共两党找到了共同点，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追求。这是西安事变带给蒋介石的一笔政治遗产，因为蒋介石在西安承诺抗日，从而以抗日为主轴把各派政治力量聚拢到了一起，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威信，如果不抗日，不仅实行“安内先于攘外”政策难以维系，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将被人民所抛弃。抗日，也使国共再度合作有了政治基础。西安事变结束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兑现西安事变中作出的政治承诺，与南京方面展开政治对话，谈判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双方终于正式达成合作协议。
蒋介石能够与共产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治现实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当时，围绕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的人事等若干重大问题，蒋介石的立场多次出现后退，以致谈判反反复复。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寻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出兵抗口战场，始才同意并与中共达成了一揽子合作协议。以1937年8月19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为标志（南京方面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南京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到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共自行配备，南京只对3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1名联络参谋）。实际上，直到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算正式形成。
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朱德和彭德怀同日即发表就职通电，昭告中外：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令，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还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随即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
至此，在中国军队的抗日序列中，有两支中共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国共两党开始了团结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和经国共两党共同首肯的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承担正面战场的抗敌任务，而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逐渐地承担起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整个抗日战争过程，由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所决定，尽管存在着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但正面和敌后两大抗日战场始终内在具有着相互配合，互相依存的有一条，就是举抗日大旗，救民族于危亡，从而取信于中国人民。
抗日，使国共两党找到了共同点，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追求。这是西安事变带给蒋介石的一笔政治遗产，因为蒋介石在西安承诺抗日，从而以抗日为主轴把各派政治力量聚拢到了一起，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威信，如果不抗日，不仅实行“安内先于攘外”政策难以维系，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将被人民所抛弃。抗日，也使国共再度合作有了政治基础。西安事变结束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兑现西安事变中作出的政治承诺，与南京方面展开政治对话，谈判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双方终于正式达成合作协议。
蒋介石能够与共产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治现实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当时，围绕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的人事等若干重大问题，蒋介石的立场多次出现后退，以致谈判反反复复。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寻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出兵抗口战场，始才同意并与中共达成了一揽子合作协议。以1937年8月19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为标志（南京方面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南京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到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共自行配备，南京只对3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1名联络参谋）。实际上，直到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算正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