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主宰内阁之后，随即提出了包括占领中国在内的新的战略构想。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提出“先北后南说”，即以进攻苏联为主要战略目标，这个理论被称为“北进论”。海军部不同意这个战略，而提出“北守南进说”，简称为“南进论”，以美、英为主要战略目标，恰恰与陆军部的战略主攻目标相反。为解决在国防政策上的严重分歧，陆军部与海军部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南北并进”的新国防方针。这一方针在第三次修订批准的《帝国国防方针、用兵纲领》中，被表述为：日本的国防“要以美、苏两国为目标，同时防备中国、英国”。它要求：“帝国国防所需兵力要能够满足国防方针的要求，征服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将来对中国的作战纲领是：“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及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及日侨”。（7）从新出笼的国防战略方针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战争野心，不仅要占领中国，而且要问鼎苏联，甚至还虎视眈眈地盯着美、英。
实现这些目标，首先要解决战争资源问题，这就使侵占华北再一次被提上日程。日本前陆相宇垣一成大将说：“实际上，向华北进攻（应是侵略）是因为，仅仅以朝鲜和满洲来建立东亚集团的中心，使日本成为远东的安定势力和东洋盟主，不仅资源缺乏，而且市场也过于狭窄。日本应向整个中国寻求资源和市场，至少要考虑华北，即白河和黄河流域。”（8）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认为：“现在满洲已经到手了，但满洲的资源终究不及华北。山西的铁和煤都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一不注意，就会落人英美之手。因此，目前把华北弄到手是最要紧的，也是大好时机。”而要把华北弄到手，最终是采取“军事行动”。（9）1936年7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在《战争准备计划方针》中进一步提出：“在日、满、华北（河北省北部及察哈尔东南部）范围内，大力发展长期战争所需要的产业，特别是迅速开发满洲国，以便在达到初期作战目标后，进行长期战争时，能在大陆生产军需品。”（10）此后，日本陆军省制定的《重要产业5年计划纲要》，正式将中国东北和华北列入了日本的资源圈，规定5年内日本重工业年产量要达到生产飞机1万架、汽车10万辆、钢材1000万吨、生铁1150万吨、铁矿石2250万吨。其中铁矿石要“尽量利用华北的资源”，其目的是：“在有事之日，能在日、满及华北获得重要资源的自给；而在平时，则由此谋求国力的飞跃发展。”（11）然而，此时日军在华北的战事并不顺利。1936年11月中旬，日“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向绥东进犯，绥东战事由此揭开。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率领山西地方部队英勇抗击，在1个月时间内，成功地进行了红格尔图、百灵庙、锡拉木伦庙等战役，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收复了失地。日军此次军事行动本意是，铲除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来对日的傅作义及其在绥远的军事实力，没想到却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绥远抗日的胜利，使日伪迅速建立“蒙古国”的计划受挫，被迫在“内蒙政策”上改取退却方针。
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作为围绕抗日问题而引发的这次事变，日本自然非常关注。
在12月13日，在得知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的当晚，日本外务省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然后，有田外相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对这一事态的声明：
（一）日本不会因这次事变改变其外交政策。
（二）如果日本公民的安全和在华利益受到侵犯，日本将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的权力。
（三）日本不能容忍日益增多的反日行动，不会容纳共产主义。
（四）日本政府将指示其驻外机构和组织，保持明确而正当的态度，以免受到怀疑。
（五）日本将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六）日本警告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要企图收买中国地方军事实力，从事变中获取好处。
（七）日本将继续执行其对华北和内蒙的既定政策。
（八）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其防御共产主义的坚定态度。（12）这个声明表明，日本对刚刚发生的西安事变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14日陆军省发出的《对西安事变对策纲要》进一步印证了此种态度。《纲要》指出：“特别要从公正的态度对待本次事件，充分抓住中国的民心……暂时静观形势”。
为什么要采取此一态度？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这样说：“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加油的危险，决定不给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段话反映出日本当局的某些策略考虑。
在作出此一决策的时候，日本的决策者们还考虑到，事变本因日本而起，此时日本的动向，将对中国全局有重大影响，必将引起欧美国家的注意，所以有必要暂时静观事态的发展。日本当局十分明白，它在中国的步步紧逼已经损害了欧美国家的在华利益，如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贸然采取行动，必然进一步激化与欧美国家的矛盾，它目前还不愿意与英、美直接对抗。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它期望利用西安事变，推进其对华政策的落实。海军省在13日下午致第三舰队参谋长和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的电文中，明确表示了日本关于此次事变的上述对策。天津总领事馆海军武官久保田同日致海军省的电报中，亦表示：“要正确捕捉自然形势，根据帝国的既定方针，寻找逐渐完成分治华北的好机会。但不要重蹈以前的覆辙，避免采取火上浇油式的无用的压迫，主要应采取积极的经济提携”，不要刺激中方。（13）但是，日本对于西安事变所取的静观发展的策略，并不是放任发展的策略。从日本内心讲，是极不愿意南京与西安和平解决事变的。挑起中国爆发全面内战，而从中坐收渔利，这才符合日本的最大利益。于是，17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直称：“由于此次事件给予日本的影响甚大，日本政府当然对此予以重大关心，并注视事态的发展。……日本对于赤化不能不予以关心。对于那些主张容共容苏者，无论其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日本都希望使其迅速消失。”这段话，实际上已经透露出日本政府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方面达成妥协，反对国民党与中共和苏联实现某种联合。而有田所担心的是，这种表述会不会使南京国民政府作出别的解释，因而，又直截了当地说：“根据新闻报道，张学良标榜容共抗日。邻邦的赤化会给帝国的安全甚至东亚的和平带来很大的危险，上述报道如属实，帝国政府希望中国方面采取严重的适当的措施。”（14）17日，当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下停战3日的手令后，日本谍报机关马上获此消息。蒋鼎文携带手令一回南京，日本外相有田再次紧急召见许世英，打探南京国民政府是否有与张学良妥协的动向，并表示出日本政府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说：“中央如果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反对。”（15）18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就日本当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的任何妥协作出进一步表述。指出：“日本陆军当局……警告邻邦一部分军阀，切勿被弄于赤祸的魔手，并且切望中国为政者勿陷于赤祸的陷阱，而宜立足于与邻邦和亲善的大精神上。”
日本在反对南京与西安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也向国民党亲日派伸出橄榄枝。15日，在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政，并致电当时正在德国养病的汪精卫立即求见希特勒，他表示：德国、日本如能支持他回国执政，他愿代表中国加入德、日轴心集团。希特勒在与日本通气后，向汪表示将与日本一道，支持汪精卫、何应钦组织亲日政府。日本也认为，如果能够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对日本将更有利。于是，即令日本驻英国大使与汪精卫的代表曾仲鸣秘密接触，对汪精卫回国达成谅解。
受德国和日本的鼓励，汪精卫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中国驻欧洲外交使团的首长会议，与会代表包括中国驻法、英、德、意等国的大使。会后，汪精卫向报界发表声明，对中国的不幸感到痛心，谴责西安叛逆，宣布他将立即返回中国。汪精卫把这次事件视为排斥蒋介石，恢复自己在南京国民政府中领导地位的机会。在日内瓦，他还计划回国后立即发动一场镇压共产党的运动。
日本对亲日派的举动表示欢迎。为了表示日本的诚意，从15日起，在青岛登陆镇压罢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撤退。17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说，只要国民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随后，日军在绥东的进攻亦开始停止。而当南京国民政府作出讨伐西安的决定后，东京、大阪的《朝日新闻》均发表社论，欢呼南京的一致反共和讨伐张、杨。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也向新闻界吹风：“即使南京没有了委员长（指蒋介石），中央政府看来也相当稳固”，“鉴于这种现实，中国应当面向新的光明”，此番话已赤裸裸地表明，日本对于亲日派取蒋代之的支持。
22日，《大公报》的张季鸾致电杨虎城，描述了日本对于西安事变的深层意愿。即：“日盼蒋速死，近甚失望。次盼陕大战，故停攻绥。”（16）这就是日本对于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
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华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
英、美两国一向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但是，他们的支持不是无缘无故的，英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是为了维持东南亚殖民地的稳定，而美国支持蒋是为了维持太平洋的均势，因而英美愿意共同遏制日本的对华侵略。事变发生后，英美都希望保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希望再发生内战，因而极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
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12月13日两次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报告蒋在西安被扣的情况。他认为，“这次事变的直接原因，就是蒋介石命令把受怀疑的张学良的部队调往福建。”许阁森估计，两广地方实力派不会支持张、杨，“韩复榘、阎锡山等人是支持中央政府的”。至于国外，虽然日本报纸宣称“张学良也许同苏联达成协议”，但许阁森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因为，“蒋介石及中央政府一直努力保持同苏联的良好关系。基于对日本的共同厌恶，他们走到一起了。我不相信苏联会傻到去支持张学良的冒险，从而去削弱中国的抗日阵线”。综合上述分析，许阁森向艾登报告说：“我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本人并无危险。”（17）英国也认为，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如果举措不当，将会引发内战。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西安事变是“反日感情的爆发”，认为，如果爆发大规模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而国内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上海《字林西报》的社论也指出：“应力求制止可怕的内战。”这些观点与中共的主张几近相似。
于是，英国驻华大使奉政府之命，向孔祥熙表示愿意从中调解。在得到中方支持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建议采取如下办法：由英国出面斡旋，保证张学良安全，即让张“乘飞机到天津或上海，到那儿我们也许能帮助他，他也可以随时离开这个国家”。
12月17日，艾登将此建议电告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征询他的意见，并请他联系端纳。第二天，许阁森复电艾登说：“端纳现在西安。我见到了孔（祥熙），他欢迎您的建议，如果您能推进这一安排，他将十分感谢。”（18）这样，英国政府就将这个建议的备忘录送交美国国务院，“探寻美国政府是否将予以合作”。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把此建议征询了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意见。
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征得罗斯福总统的同意后，于12月18日下午将英国政府的建议电告驻华大使詹森，请他与英国驻华大使商议：“根据上述建议的原则，讨论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和有利之处”，但要求他“不要以美国政府名义作出评论”，同时提醒他在与“英国同行磋商时，您不仅要讨论可能产生的利弊、发生于英国政府所建议的程序中的困难，而且要讨论其他外国政府为避免发生悲剧而提出某些有益、稳妥措施的任何可能性，以及西安局势进一步出现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19）英、美两国大使根据各自政府的指示，一起认真探讨了对西安事态可能采取的行动。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不借助于外国而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对有关各国更为有利。”但是，他们“相信，某些国家保证张学良、必要时包括杨虎城安全离华，这一事实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至于对这一建议的具体实施办法，唯一合理的安排是，“由中国政府负责”，使张、杨两将军“安全到达某地，外国从那里把他们安全带离中国。显然最近港口是天津，他们在那时将被安排住在一艘军舰上，直到安排好行程安全”。（20）英、美两国驻华大使将他们讨论拟定的意见和安排立即电告本国政府。美国立刻批准了这项建议。经罗斯福总统、卡尔助理国务卿同意后，代理国务卿穆尔当天深夜复电詹森，正式授权他与许阁森合作，尝试把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安全地从天津送到中国之外的某地。
詹森收到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后，立即通报给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但英国政府迟至12月23日才正式批准这一建议。24日，英、美两国大使正式向孔祥熙提出这一建议，这时，西安和平谈判已经达成协议，第二天，蒋介石即获释离开西安。英、美的建议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际并未起到直接作用。
但是，由于英国首先倡议营救蒋介石，使得这个营救活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和国民党的亲日派，从侧面援助了和谈。
英国在探讨营救蒋介石的过程中，与端纳始终保持着联系，并支持端纳赴西安充当和平使者。
威廉·亨利·端纳，1875年生，英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1903年来中国，先结识了两广总督张文骏，兼任他的顾问，后结识了国民党人胡汉民，并支持国民党。辛亥革命时，曾协助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伍廷芳及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工作，以后又结识了袁世凯。端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最早揭露“二十一条”内容的人。1920年，他受北京政府的聘请，在北京建立了经济情报局并担任局长，为政府提供现代经济建设的情报资料。1928年，出任张学良的顾问。端纳还赞成张学良“易帜”，主张对日本的侵略要有一定程度的抵制，并力劝张学良戒毒。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游欧考察，端纳随行。1934年张学良回国，蒋介石将端纳要去，虽无顾问名份，但“地位在宾友之间”，且经常在蒋、宋夫妇身边，为他们出谋划策，成为英、美与蒋介石之间联系的一个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