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努力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李斯特在钢琴演奏艺术上一日千里，终于使钢琴变成一件具有无限表现力的“万能乐器”。在他的手中，钢琴终于像小提琴在柏格尼尼手中那样，能演奏一切美妙的音乐。这期间，他成功地把帕格尼尼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终曲主题改编成了钢琴曲《钟声》。经过几年的积累，他根据帕格尼尼的小提琴随想曲，又改编了一本钢琴的《帕格尼尼练习曲》，在这些曲子中，引入了大量的从未有过的新技巧。准确的大跳，双手八度交错半音的快速上下行（即“李斯特八度”），别致的拨奏，三、六度的滑奏，巧妙细致的踏板等等。这时，钢琴已不仅是沙龙中的宠物，而是变成了具有庞大气势的乐器。用这些新的演奏方法，他甚至还改编了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在一次音乐会上，当柏辽兹亲自指挥乐队演奏了自己创作的《幻想交响曲》后，李斯特又接着上台用钢琴将其中经自己改编的第四乐章演奏一遍，其音乐效果比乐队犹有独到之处，引起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李斯特终于超越了过去的自己，超越了帕格尼尼，把钢琴的演奏艺术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也许像李斯特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寂寞的。人们不仅仅惊叹他不世之才华，而且他那高大英俊的身形、文雅而安逸的举止以及那丰富而变幻莫测的表情——尤其在演奏是如此——使巴黎上流社会许多贵族名媛被迷住了。经过柏辽兹的介绍，李斯特接受了一位名叫玛丽·达戈尔的伯爵夫人的邀请出席她所举办的家庭晚会。
玛丽夫人是巴黎社交界的名人、作家。她举办的家庭沙龙常聚集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富商权贵。
巴尔扎克、柏辽兹、德拉克罗瓦、肖邦、乔治·桑以及著名的拉门内神父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玛丽夫人被称为巴黎最美丽、最风趣和最聪明的女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文化修养，懂得好几个国家的文字。她早年曾在修道院呆过，后来嫁给了比她年长23岁的丈夫达戈尔伯爵。很显然她与丈夫关系较为疏远，这不仅仅因为她的丈夫达戈尔伯爵是个游巡于欢场、从不顾家的人，而且还因为年龄上和文化上的差距，两人无法作深入的交流。时年玛丽夫人28岁，具有成熟女人的一切风韵，在晚会上显得格外光艳照人。
尽管李斯特见过不少漂亮的女人，而且卡罗琳清纯的印象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可他还是惊于她那种成熟女人的魅力。两个人很快便情投意合，坠入爱河。这次恋爱经历在李斯特一生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显然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青年人的热情，而是一种成熟、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理智的爱。对李斯特来说，玛丽不仅仅美貌，而且还才思敏捷，而玛丽则更加崇拜李斯特的音乐才能和钢琴技巧。
然而，巴黎社会双方的家庭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这显然因为玛丽是一个有夫之妇。不久，1833年的冬天，玛丽毅然抛弃了富裕的家庭生活和比她年长23岁的丈夫，与李斯特结合，旅居瑞士和意大利。但是这种结合毕竟没有得到教会的认可，在市民的眼里这只能算是私奔。现在，他们俩人像真正的婚姻那样，共荣辱，共患难了。
这场结合，玛丽给李斯特生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布兰丁、二女儿科西玛、三儿子丹尼尔。二女儿科西玛曾先后嫁给大指挥家冯·彪洛和歌剧宗师瓦格纳，因此而成为乐坛名人。在和瓦格纳这次婚姻中，她给了瓦格纳极大的帮助，她帮助瓦格纳开创了歌剧的新天地，并且在瓦格纳死后，她是他的新理论的有力捍卫者，从而巩固了瓦格纳在歌剧领域的宗师地位。三子丹尼尔18岁时便夭折了。
李斯特和玛丽的这次恋爱持续了约9年后，终告结束。原因是很明显的：两个人的生活道路的不同使得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一方面玛丽经过长时间的沉寂和生儿育女，越来越向往并渴望回到巴黎繁华热闹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对李斯特忙于频繁的演出和音乐方面的工作而冷落了她表示不满，尤其是频繁地传来李斯特在各地的风流韵事，使她更反感，两人终于破裂。1846年时，玛丽曾以笔名发表自传体小说《奈尼达》，记载了她和李斯特的爱情生活，并影射了李斯特，为此李斯特感到非常不快，最后两人甚至中断了往来。
在巴黎玛丽夫人的文艺沙龙里，他还有幸结识了他十几岁时就非常敬慕的拉门内神父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波兰杰出的钢琴诗人肖邦。
拉门内神父不仅是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位作家。著有《一个信徒的话》等书。他主张政治自由与宗教信仰一致，反对梵蒂冈教廷，企图使教会适应新的社会条件，因此被天主教逐出教门。拉门内神父从和李斯特的谈话以及李斯特的音乐中发现了他善良的秉性和对艺术的忘我精神，他帮助青年李斯特树立了一个艺术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正如他所说的，艺术家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艺术家向人类指明一切，艺术家能够指明上帝的创造和人的命运之间的神圣关系。惟有艺术家有足够的力量撕下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假面具，撕下强加在耶稣基督脸上的假面具，并向人类说明，我主耶稣是穷人的救世主，贫困的援助者，劳动的鼓励者，善良人的保护者，高尚心灵火焰的点燃者。作为艺术家，如果不为人类奋斗；如果在千万人把苦痛的脸转向你时，你忘记去抚摸他们；在同那些企图毁灭人类尊严的人作斗争时，你忘记紧握拳头，那你就是社会可耻的寄生虫。
李斯特深深地被拉门内神父的话所打动，神父的话激发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艺术家的社会使命。在与神父相处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两人参观了巴黎的贫民区、里昂的贫民区，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人民在绝望和贫困中挣扎的惨况——老年人没有安宁，青年人没有希望，童年没有欢乐，劳动者挤住在狭窄的传播鼠疫的窝棚里。他还亲耳听到了里昂起义的工人向他讲述反动政府残酷血腥镇压起义者的事实。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他在震惊之余为这次工人起义创作了著名的富于英雄气概的钢琴曲《里昂》。在他的谱纸上的第一句话就写下了里昂战士们的口号：“为劳动而生或为战斗而死！”在他的音乐中，革命的号角吹起来了，他要用音乐向邪恶势力发起冲锋。
如果说拉门内神父帮助他了解了人民大众的苦难，指引他树立起艺术家应为劳苦大众呐喊的神圣使命感和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正义感。那么，他的朋友肖邦则用他那宽广如歌、感人至深的旋律，色彩丰富而极有表现力的和声，生动并极富波兰民间舞蹈音乐的节奏，简单而又朴素的演奏手法给李斯特展示了另一幅生活画面。波兰广阔的天空、一望无际的田野，山川河流饱经沧桑而已沉沦的村庄……体现了他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深切关怀、对故乡的一片赤子之心，这些唤起了李斯特对故乡祖国匈牙利的深切怀念。尽管是少小离家，可他的胸膛里跳动着的仍是一颗匈牙利人的心。
在与玛丽夫人在瑞士生活的那段日子，也许是他最平静的一段时光。他24年来一直过着最紧张的生活，现在总算在瑞士找到了寂静，那份属于自己的寂静。他常常独自一人，爬到很高的山上，眺望远方的崇山峻岭，享受森林的新鲜空气，欣赏冰河的源泉和平滑如镜的山湖。脚下流动着起伏绵延、像绸纱一样的云层，使他感觉到了一种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但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过的东西——创作愿望。它油然而生，欣然而去，忽隐忽现，他终于抓住了它，他感到了一种愉快的昏眩。
这段时间，他构思了两部钢琴协奏曲，并且创作了一些其他的钢琴作品如《巡礼舞》、《教堂钟声》、《奥贝曼山谷》、《退尔教堂》等，他开始以创作作为他以后的主要工作。
李斯特一直满足地沉浸在这种自我发现的喜悦和寂静祥和的环境之中。他有了孩子，做了父亲，开始了一种新生活——一种思考多于行动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终于被一个人打破了，他就是西吉斯门德·泰尔伯格。近期的巴黎各报纸都争先恐后地报道他，说他是一位新的奇妙的钢琴艺术家。他能使人忘掉一切，觉得过去任何一个弹过钢琴的人都是多余的。泰尔伯格高雅无比，他不怕任何技术上和音乐上的困难，在他的手指下，钢琴变了，变成了神奇的竖琴，那美妙的声音使听众飞向神话世界，使他们得到最难得的艺术享受：连绵不断的纯洁悦耳的声音。
不仅如此，几乎是李斯特的所有朋友都在鼓吹泰尔伯格，似乎忘了还有一个叫李斯特的弹钢琴的朋友。
李斯特甚至难以想像，自己十几年来呕心沥血所创造的那些综合了各家之长、超越了时代的钢琴演奏艺术和音乐风格就被一个突然脱颖而出的后起之秀远远地甩在后边。他不相信、也不能忍受这些。
1836年3月，他离开瑞士重返巴黎，决心与人称“三只手”的泰尔伯格一决雌雄。可惜这时泰尔伯格已离开了巴黎，这次比赛未能举行。然而有关这两位艺术家谁更高明、谁更伟大的争论在评论界刮起了一阵旋风，整个巴黎都沸腾起来，人们都急不可耐地盼望两位艺术家的“音乐决斗”。
两个人的短兵相逢是在1837年的1至3月间，两个人分别举行了多场独奏会，有时甚至两人同台演出，表演同一个曲目。可是难分高下，人们只能说：泰尔伯格天下第一，李斯特举世无双。但是人们从李斯特的音乐中已经感受到了那种激动人心的新的音乐风格。
1837年3月30日举行的一场援助意大利难民的义演音乐会成了他们俩最后一次的胜负之争。这场音乐会共有六位大师同台共演：泰尔伯格、李斯特、埃尔茨、皮格西斯、肖邦和卡尔·车尔尼，而且还演奏同一首曲子——贝利尼的《清教徒进行曲》。李斯特最后一个登台，他不仅把自己多年研究的演奏艺术以辉煌的技巧，热情的风格表现出来，而且还巧妙地引用了泰尔伯格的那些被评论界宣扬为“新的”实际却是过时的方法。在演奏中他甚至还自然地融合了同台演奏的其他大家们的所有优点，车尔尼的严谨风格，肖邦的幻想色彩，埃尔茨和皮格西斯的自然娴熟。最后在观众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结束了全曲。
这次表演向“所有人”——那些音乐界权威、自命不凡的评论家以及真正热爱音乐的人——证明了李斯特可以做到别人所能做到的一切，而且还能做到别人所做不到的。他终于确定了自己在钢琴演奏艺术上无人能比的地位，并获得了”钢琴之王”的美称。
1838年，李斯特旅居意大利。自从和泰尔伯格那场耗尽心力的马拉松式的比赛之后，他又开始过着有规律的生活。一大清早就开始工作，然后四处散散步，或找一家咖啡馆，坐下来喝一杯咖啡，享受自己的那一份宁静，似乎又回到了瑞士那段时光。但近来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阴郁惆怅感侵袭心头。也许是他太疲劳。然而，当他从一家报纸上看到匈牙利佩斯城发生大水灾时，他的心被震动了。他立刻就意识到产生这些心情的主要根源：无家可归，没有祖国。多少年来，他像风信子一样随风飘荡，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长——从奥地利到法国，又从法国到瑞士，现在又生活在意大利，说不定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在一个什么地方。他的心里油然升起一股不可遏制的思乡之情。他的眼前又浮现出童年那不太长的一段在多波尔杨村的景象：一排排矮房，一片片辽阔的牧场，充满了肃静的教堂，魔术般的吉普赛人的乐队。他感到了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他去援助那些不幸的难民。祖国需要他。如果不能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去帮助祖国的灾民，良心上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永远睡不着觉。
在写给朋友马萨尔的信上他倾诉了从心底迸发出来的爱国之情：“……激情和烈火使我认识祖国这个字的真实涵义。在我心灵的眼睛面前展现了极为美丽的图景：熟悉的森林回荡着猎人的号声，美丽的多瑙河穿过高山陡峭奔流直下，广阔的草原牧放着自己的牛群。这就是匈牙利。她肥沃富饶的土地养育着世世代代优秀的子孙。这是我的祖国！我就是这样呼唤着她，也许你会觉得好笑，我也是这个古老伟大种族的一分子。我是这个独特的，从不屈服的民族的子孙。
……啊！我那广袤而遥远的祖国！我那些素不相识的朋友们！我那巨大的家庭！你的苦难召唤我回到你的身边。我惭愧地低下头，向被我遗忘多年的祖国表示深切的同情……”
在这之后，他不顾多人的劝阻，退掉了所有的演出合同，立刻动身到了维也纳，在那里为受灾难民举行义演音乐会。在阔别多年的维也纳，他仍然受到狂热的欢迎。演出的成功导致他一连开了11场音乐会，共凑足了24000盾巨额金款。他把它们全汇回了匈牙利，这是当时匈牙利所获得的最大数目的个人捐款，欧洲的各大报纸广为报道了这次历史性的演出。
旅行演奏
经过几个星期的旅途颠簸，1839年的12月，李斯特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回到了匈牙利。当他到达当时的首都波若尼（即布拉迪斯拉发）时，国会正在举行会议。听说李斯特回到了祖国，议员们立刻中断了会议，并组织了一个大贵族代表团到船码头去迎接他。这些贵族无一不是当时匈牙利的显赫世家，有埃斯代尔哈兹公爵家族、塞钦尼伯爵、巴江尼伯爵、费什泰蒂斯奇伯爵……等等。就像迎接帝王一样，场面极为壮观，人们向他欢呼，争着和他紧紧握手，像兄弟一样拥抱他。妇女儿童向他赠送花环，军官士兵向他举刀致敬，群众为他举行游行。文学艺术界为他举行专场音乐会，在音乐会上演唱了专门为他所写的合唱。这首合唱唱出了他的心声和人民对他的爱戴。歌词是这样的：还在你童年的时候，命运的冷酷之手就已使你惆怅，“走吧，走吧，你没有祖国。”
她无情地把你推向异乡。
艺术的光荣之翼，
把你送到神奇的地方，
这是伟大的精神王国，
也就是你的故乡。
生活不断地引诱你，
荣誉把你带上了最高最高的地方。
你终于又回到了祖国，
虽然这里生活贫困、肮脏，
但是人们的良心纯洁忠厚，
热情的欢迎使你永世难忘。
戴上你的桂冠，
像骑士一样斩棘开荒，
你是高贵、忠实、伟大的艺术家，
李斯特，祖国的骄傲，祝你幸福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