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早期的羽毛球运动
20世纪20年代初，这项运动不仅在少数留驻中国的外国人中开展，而且少数在外国人俱乐部的华工及青年会的会员也加入到这项运动的行列中来。当然那时参加活动的人数毕竟很少。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这项运动的中国小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从我们搜集到的资料看，当时这项活动主要在北平（北京的旧称）、天津、上海等地区的外国俱乐部、租界以及青年会内开展。
原在天津师范大学工作，63岁的贺永志提供了北平当时开展这项活动的材料。他说：“我父亲生于1889年，在北平西人俱乐部工作。我生于1926年，当我懂事的时候，听父亲讲过，过去他常在北平外国人的俱乐部里陪外国人打球。以后我兄贺永利常跟父亲到俱乐部玩，同时也常为打球的外国人捡球。后来渐渐学会了打羽毛球和网球，技术不错，因此外国人也常叫我兄永利陪他们打球”。
“1926年俱乐部的一个西人（美国）经理从国外带来一只羽毛球，让我兄仿效制作。我兄拿回家后精心钻研，终于制成了一只标准用球，得到了用球人的赞赏。从此，我家便开始手工生产羽毛球了。材料是从南京畜产公司买回羽毛（鹅毛），并从旧瓶厂收购瓶塞，羊皮在当地购买。球制成后专供北平西人俱乐部和青年会使用。俱乐部一冬就要用球百余打，青年会也要用几十打。”
“1926～1929年间，由于我兄的打球技术较好并能做球，被常去看球的东亚企业公司经理宋裴卿看中。后托在英国邓禄普公司代办处工作的张克正来动员我兄永利去天津东亚企业公司工作。其目的，一是开设一个生产羽毛球的车间，二是可陪公司里的上层人士打球。我兄应邀去了天津，后因制球的收入较少，生产也就停了下来。他又被调到洗染部工作，也是一边教羽毛球，一边打球。打球地点是在宋裴卿经理院内搭的一个大棚里进行的，此棚到50年代仍在。”
“当时的技术是从西人那里学来的，因此技术动作都很大，打法求稳以稳取胜。1/3靠技术，2/3靠顽强的意志和充沛的体力。”
原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86岁的李友珍同志提供了天津当时羽毛球活动开展的情况。他说：“我于1921年到天津表年会工作。我在东马路青年会的体育馆内见到过有四组木制的灯架挂在墙上，灯泡是用竹皮做的灯罩罩上的，馆肉有划了线的场地，这说明在我到津前就有这项活动在此地开展。”“当我上任后开展羽毛球活动就是我工作中的一个项目。每周二、五进行固定的训练。队员都为男性。队员有杨锦奎、陶少甫、翟士齐等十多人。”
从上述的材料来看，说明20世纪20年代初已有少数的华工及青年会会员在西人俱乐部、青年会内参加这项运动。
二、民间羽毛球运动的勃兴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羽毛球队运动已传入民间，爱好这项运动并被这项动动的“好奇心”所驱使的市民们踊跃观看羽毛球活动和比赛。于是这项动动开展的范围逐渐扩大，特别是京、津、沪及沿海城市，开展得相当活跃。北平当时的一则报道称：“近年来欧风东渐，我国体育日渐振兴，北平于去岁（1931年）始，发现了羽毛球队球球赛于市上，市人爱好运动被好奇心驱使，观察乃积极踊跃”。当时北平市有羽毛球组织的计有“青光”、“燕京”
、“清华”、“西绅”、“税务”、“卜内门”、“邓禄普”等。其中除青光系纯华人队员，西绅系英、美、意、法所组外，其余各队皆系中西合组者。
从实力上看，“西绅和青光队最强，西绅队的历史悠久，练习极勤，设备也好。而青光队的个人技术较好并有特长。其它几队技术稍差于这两个队。”
“自青光队成立后（1931年初）多次对外比赛，市人开始对该运动已有相当的了解。该队为纯华人所组成的惟一羽毛球团体，出师以来，首挫燕京、两胜清华，一和西绅，盛名因而噪起。全体队员20多人都是青年会会员。队长：于锦文，干事：张克正。全队队员名单如下：于锦文、张克正、卢敏俊、宋心灯、薛德立、张锡耀、陈毓流、王金章、孙仲宽、杨轶庵、刘鹤、刘思贵、罗琴南、沙继昌、李兵天、陶学孝、宋敏泉、卢文义、傅玉魁、高齐月。该队成立后并有组织地进行定期训练，每周三次（星期二、四、日），地点在青年会内场，每次训练时间为1～2小时。”“清华队主要队员有：马约翰、施嘉炀、陈总、蒋延黻、李先闻、朱先闻、王文显、施嘉杨等。燕京队华人有黄国安、古志安等。”
在20世纪30年代初（1932年），天津也是开展这项活动较好的城市之一。华人参加这项运动的人数日趋增长，市民渐被这项活动的兴趣所吸引。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市民认识水平也有提高。当时在津开展较好的队有青年会和西商队等。青年会队华人球员主要有陶少甫、陶祖椿、梁伯瑜和梁佩摇（女）姊妹等。另外其它公司、社团也常有打球的华人，如潘禹钧、谢维仲、李清安、杨锦奎、杨厚谌、毛克明、毛立仁、贺永利等“（访原天津羽协委员、80岁的翟士齐口述材料。
在青岛，1934年初，随着这项运动兴起和易被国民所接受，扩展的范围又逐渐增加。”
青岛体育协进会于1934年初通过报纸宣传提倡羽毛球运动，同是介绍了比赛的规则和方法。
青岛体育协进会为提倡这一运动，特由北平购到羽毛球运动的全套用具。为使各界人士明了此项运动兴趣，该协进会在放风筝或踢毽子比赛的同时，进行羽毛球表演，以资提倡“。由于当时的场地未能铺设好，所以活动一般是在排球场中进行的。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也是开展羽毛球活动较好的城市。除当时这项运动的青年会、租界俱乐部等社团内开展较广泛外，民间也有一些人参加此项活动，一些学校里也开展了这项活动。”1934～1937年间，在圣约翰大学里就有这项活动的开展，并取得过一些成绩。“另外上海体育协会于1936年11月27日正式成立，”宗旨是力求体育之发展及普遍，使将来上海民众，悉成体魄健全之国民，街头里巷，成为自由活动之场所，该会规定每星期四下午七时举行活动一次。“体育会简单内提到，本会已有的活动项目中就有羽毛球。”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期，这项运动已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兴起。由于这项运动的玩法与当时的网球类似，再加上它自身的游戏性，所以很快被市民所接受。
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仍趋向于学习欧洲人的技术。其特点表现在稳健取胜，击球技术的动作幅度大，击球点偏低，步法移动的合理性不讲究，反拍击球用得多，而规则除双打以21分或15分为一局计分外，其它规方法同现在无太大的差异。
三、社团、埠际之间的比赛交往
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羽毛球运动在我国的开展范围逐渐扩展，因此各地区社团球队之间的比赛交往亦相应增多。尔后扩展到埠际之间的比赛交往。人们通过这种途径求得更多的机会互相切磋技艺，共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1932年1月11日至2月11日期间，北平市举行了社团之间的比赛。参加比赛的有：青光、清华、西绅、燕京四个队。比赛设项目有单打、双打。”“这次比赛中，青光队所向披靡，除与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西绅总会队战成平局外，其它队难以抵挡。当时青光队的单打张克正、于锦文、卢敏俊堪称‘圣手’，薛德立、宋心灯的双打阵线坚固，配合默契。”当时四队比赛的战绩如下：1932年1月11日下午6时燕京队对青光队（海淀燕京大学内）6∶0
1932年1月14日下午8时
青光队对清华队（清华大学球场）4∶2
1932年1月24日上午11时
青光队对清华队（表年会外场）7∶0
1932年2月11日下午5时
青光队对西绅队（青年会外场）2∶2
此后，“更有热心羽毛球运动的体育界多人，共同发起‘北平羽毛球公开银盾赛’。从此羽毛球运动更有兴盛普及之势。
接着，北平、天津埠际球队之间开始了比赛交往。”在平久负盛誉四次出师未曾一败之青光羽毛球队，于1932年3月11日由队长于锦文率领来津，一行5人，于当午抵达，即在巴黎道青年会下榻略事休息，6时即赴英球场与西商队做第一次比赛。西商队严阵以待，青光队以1∶4大败。翌日晚6时，又以青年会队比赛，主队虽有梁氏姊妹及两陶，但青光队仍能分军应付，以2∶2战成和局。次日遂乘早车返平。当时的比赛成绩：1932年3月11日青光队对西商队1∶4
1932年3月12日青光队对青年会队2∶2
“平、津运动界因此次北平青光队到津比赛的结果，而对羽毛球运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有华北公开单、双打锦标赛的倡议，获得天津西商总会的同意，比赛地点设在该会内。
项目设有男子单打、双打及男女混合双打。”
由此看来，通过社团、埠际之间的比赛，扩大了影响，使市民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对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抗战时期及胜利后的羽毛球运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结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就此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无暇顾及和参与各项体育活动。
由于战时的原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内地。体育发展的重心也随之内移。进入20世纪40年代，一些外省大学迁移至西南、西北等地，但各校大多设备简陋。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在一些学校里仍有羽毛球活动开展。当时，“燕京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体育课中就开设有羽毛球课。”由于当时这项活动所需的器材费用昂费，人们无法购置，他们只能开动脑筋，因地制宜，自己动手制作器材。燕京大学林启武教授就是其中积极倡导和推行这项活动的一位。当时制作的球同现今我们见到的球一样，而球拍则用木质制成来代替正规的球拍。
当时，四川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也开展了这项活动。据记载：“该校成立于1941年，当时教师队伍包括了几个学派，即北师大派（包括留美的）、中大派、重（庆）大（学）派和全国其他院校科系等，师资力量较强，其中，开设课程就有羽毛球课。”
战时的另一个侧面是，羽毛球原有形式活动仍保留在少数地区的学校里。“194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内，有南洋群岛华侨（爪哇、新加坡）学生到约大借读，当时有洪德全、温孔文等六七名华侨学生经常在交谊大厅进行羽毛球活动。后经前校长沈嗣良的支持，体育教师周家骐将交谊大厅内的篮球场改为四块羽毛球场地。参加的人数较往常多了，并有教职员工的子女参加，如沈郇灵等，后又有燕京大学转来的魏氏姐妹（魏文玲、魏文远）。电影星陈云裳也常到学校里打球。”
至1942年羽毛球队在圣约翰大学已很盛行，许多人将此作为业余体育活动，特别是到周末，常有外校学生到校进行友谊比赛。如育才学校的何传龙、曾宏然等。
综上所述，尽管战争给人们、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在这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仍有不少羽毛球爱好者克服重重困难，因地制宜，自己动手制作器材，通过各种形式开展羽毛球活动。
五、新中国诞生前夕的羽毛球运动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经过八年抗战苦难的人民群众，渴望能过和平、安宁的生活。但由于战事再起，社会又陷于动蔼不安。在此形势下，少数地区仍有羽毛球活动开展。抗战胜利后，上海成立了地方羽毛协会，当时的协会负责人有奚玉书、奚政、蔡琪、奚毓义、李国藩、潘有源、越铁宝等，主要负责安排日常事务和比赛。
1946年，上海举办了第一届市长杯羽毛球比赛，徐国华（马来西亚华侨）获男子单打冠军由李国藩夺走。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地区也开展了这项活动。如“1947年上海龙华镇的青年康乐会就开展了这项活动，当时以民校为基地进行一些羽毛球等活动和比赛。”
1946年，上海青年会举办了体育干事训练班，地点在中国青年基督教会内，人员来自全国各地。训练班课程内容包括羽毛球。由世界基督教会派美国人巴克利执教。后来北京也举办了类似的训练班。
1948年5月，在旧中国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间隔了十余年后，国民党当局举办了第七届“全运会”。该届“全运会”把羽毛球列为表演项目，前羽毛球世界冠军马来西亚的黄炳顺、黄德福、王保木、杨德材四人来到上海参战。上海队的洪德全、李国藩、侯树基等在原回力球场（现卢湾区体育馆）应战。沪队终因技术水平远不如客队而惨败于马来西亚队拍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四川路美国海军青年会由青年会全国协会接收，改由上海青年会主管，开办了羽毛球及其它体育项目的训练班，每两个月为一期，从此羽毛球发展成了正式的体育运动项目。
开办羽毛球班的宗旨是为开展并推动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使一般青年及社会青年，于业余时间进行体育锻炼，迎接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每周训练时间2～3次，依班次而定，每次训练一般1～2小时。
第一期训练班由青年会干事司徒桐主办，人数14～15人，每周三次训练。参加人员多是学生、店员、银行职员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部正式的全国统一的羽毛球竞赛规是由司徒桐与球员王中成翻译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战线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和改造原有的体育事业。所以当时的羽毛球活动基本上维持原状，无多大改变。活动范围也仅限在几个大城市的少数体育馆和一些原教会办的大、中学校里开展，参加的人数也不太多，技术水平较低，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其后，现代羽毛球运动才真正在中国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