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隋唐墓葬的陶俑等雕塑。比较重要的墓葬中，隋代有：河南省安阳市张盛墓，安徽省合肥市西郊隋墓、亳县隋墓，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李和墓、西安市西郊李静训墓等；唐代有：陕西省礼泉县昭陵郑仁泰墓（664）、三原县献陵李凤墓（675）、西安市东郊王家坟村90号唐墓、西安市东郊十里铺337号唐墓、乾县乾陵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706）、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昭陵李贞墓、西安市西郊鲜于庭诲墓（723），河南省洛阳市关林59号唐墓，新疆阿斯塔那张雄墓，甘肃省秦安县唐墓，辽宁省朝阳市韩贞墓，山西省长治市王琛墓（679），福建省漳浦县刘坂乡唐墓，湖北省武汉市何家垄189号唐墓等。
内容与制作特点内容大致可分为6类：①镇墓俑：包括天王俑、武士俑、镇墓兽、十二时俑等；②仪仗俑：以牛车、乘马、乘驼为主体的仪仗俑、武士骑马俑、音声仪仗俑、狩猎骑马俑及牵马、牵驼俑等；③僮仆俑；④动物；⑤生活用具；⑥亭台楼阁、假山水榭等建筑物模型。
这些雕塑作品材料质地有青瓷、白瓷、三彩陶等。有的墓中还出土有贴金绘彩的大理石雕刻武士俑。
三彩陶俑自唐高宗以后开始流行，在长安和洛阳两个地区最为盛行。陶俑的制作需经过造型、制模、压制、修整、素烧、彩绘或施釉、釉烧等过程。
雕塑匠师直接从现实生活中取材，运用塑、贴、挖、划、画等技法，生动地再现了各类社会人物、动物，以及想像中的神鬼怪兽等题材，造型生动，色彩鲜艳富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分期根据田野考古工作的资料，隋唐时期墓葬内陶俑等雕塑作品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①隋至唐高宗时期（589～683），题材内容上突出表现墓主人的出行仪仗，以牛车为主体的仪仗俑群最为流行。质地多为红陶。人物体态比较清瘦修长，不很生动，依然保留了北朝以来陶俑的一些特点。②武则天至唐中宗时期（684～709），仪仗俑群继续流行，但牛车逐渐为乘马所取代，形成以立马为主体的仪仗俑群，胡俑数量大增。制作材料由红陶发展为丰富多采的釉陶。种类增多，形体渐大，风格趋向奢华。人物造型匀称，体态生动。三彩女俑多身材苗条，衣服紧窄。③睿宗至肃宗时期（711～779），题材内容由注重出行仪仗转为注重家居生活，僮仆俑和园宅、假山、明器等流行，音声仪仗气氛减弱。人物形象丰满，躯体肥硕，神态生动。如西安市中堡村、高楼村唐墓女俑均大髻宽衣、丰厚为体，属“吴带当风”的风格，形成成熟的唐代造型特点，但天宝（742～756）年间以后，渐失匀称。④德宗至唐末（780～907），厚葬成风。元和（806～820）年间以后，一般墓中陶俑数量减少，金属俑增多，木俑又开始流行。人物造型流于丰肥臃肿，失去早期的风韵。
艺术成就隋唐墓葬雕塑，通过具体的形象刻画，表现了封建社会盛期广阔的生活景象。如陕西省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陶骆驼、牵驼俑，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出土的三彩骆驼、牵驼俑，是当时奔波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外商旅的写照。头戴翻沿尖帽、身着窄袖长衫、深目高鼻、满面胡须的陶、三彩俑，正是寓居长安的中亚胡人的形象。
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俑，表现一匹昂首的骆驼，背上载俑5人，其中两汉人、两胡人手持琵琶等乐器，分别坐于驼背两侧，中间一戴幞头着绿色圆领长衫的胡人，正挥动双臂，应和着音乐翩翩起舞。中堡村唐墓中也出土过一件骆驼载乐俑，所载伎乐俑多至7人。
隋唐墓葬雕塑中表现马和各种骑马的形象很多。如章怀太子墓、契芘明墓出土的三彩马俑，独孤君妻元氏墓、张去远墓出土的陶马俑，把西域骏马的雄姿表现得栩栩如生。永泰公主墓、李贞墓出土的女骑马俑反映了盛唐时期妇女骑马、女扮男装的时髦风尚。懿德太子墓出土的113件贴金铠甲男骑马俑，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皇室在阅兵、献俘、讲武等典礼仪式中使用金银铠甲的情况。此外，武士俑、天王俑、文官俑，突出地表现了武人的勇猛、文官的肃穆，作为辟邪之用的镇墓兽更是充分地驰骋着作者丰富的艺术想像力。
福建省漳浦县刘坂乡唐墓出土的陶俑共45件，其中人面龙身俑、人面鱼身俑、鼊形俑、马头鱼身俑形制特殊，颇具地方特色。其制作方法也不同于两京地区，是先用含砂粘土打成长方形，然后划出脸部、衣服、四肢的轮廓，焙烧后，表面再涂一层银灰色，并以朱色勾绘陶俑的细部。
山西省长治市东郊王琛墓出土有陶牵马俑、文官俑、武士俑、女侍俑、胡人骑驼俑、男女舞俑和动物俑等形制与两京地区唐墓的陶俑是一致的。
辽宁省朝阳市唐韩贞墓出土的三彩动物俑，也与西安市唐墓出土的三彩俑形制十分相似，并且表现了共同的时代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