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一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三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拱手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鹿灬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苏东海昌梨水库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
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长166厘米，躯体矫健，神态威猛，保存状况最佳。此外，陕西咸阳沈家村出土的1对石兽、山东嘉祥武氏祠的1对石狮、四川芦山杨君墓石狮及雅安姚桥高颐墓石辟邪等，均属东汉晚期的优秀石刻。
玉雕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攲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相仿。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
陶塑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有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后者高66.5厘米，作者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木雕汉代木雕继承了楚、秦艺术传统。遗留至今者多属圆雕的偶人车马，木版浮雕仅在江苏盱眙东阳及邗江胡场西汉墓中有少量发现。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云梦大坟头、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战国木雕之古朴遗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精致，较战国木俑更为写实传神。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车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等24件，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身材颀长，躯体轮廓极富曲线变化，衣纹质感很强，彩绘服饰鲜丽。
西汉后期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天山、盱眙县东阳、仪征县烟袋山、邗江县胡场、湖南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其中，连云港出土高51厘米的抄手侍俑，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仪征与邗江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或伎乐木俑，手势生动，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标志着西汉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广东广州皇帝岗出土西汉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状造型的举桨划船木俑，侧面姿态颇生动。
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较多，著名的如武威东汉墓出土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刀法明快、造型简洁（见武威汉墓木雕）。
青铜雕塑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