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通，最好的职业不是镇上的干部，不是商店里的店员，也不是各色手艺人，而是码头工人。大通有一百多家企事业单位，最大的就是聚集了一百多码头工人的搬运站。
大通是一个水运码头，直到今天，大通沿江一线的水岸仍然停泊着无数大大小小的船只。大如能装载几十吨上百吨的铁壳子驳船，小如各色水泥船，它们来往于沿江各大码头或者是青通河上，装载着黄沙、化肥、粮食、生猪和蔬菜等，上下装卸的任务就落在码头工人身上了。这是一项体力活，没有强壮的身体，是吃不了这行饭的。
你不要看镇上的干部好象很威风，即使是一个街道主任，训起人来一套一套的，尤其是过去的“运动”中，完全失去一个妇人应有的贤淑风范，但她们都很清廉，实际的收入可怜得很。我们胜利街的孙翠兰主任还得嫁一个码头工人。她在居委会里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她在家里还得受丈夫的支配。商店里的店员更是如此，合作化后，他们也就是那几个死工资，过起日子来紧巴巴的，看一场电影都得算计算计。
拿一个码头工人与普遍店员生活质量相比，只要看他们饭桌就清楚了。夏天的傍晚，晚饭大都是在大街上，门前洒一遍水以驱除暑气，再把竹床、凳子以及饭桌搬到那洒过水的石板路上，从上街头到下街头，一路走过来，就大概知道各家的伙食标准了。这不用说，家里有人在搬运站工作的，伙食标准一定最高。这不仅是因为码头工人要出大体力，也因为码头工人的工资收入高，伙食标准自然就高了。
羡慕是羡慕，但一般的人是吃不了这行饭的。从早到晚，黄汗淌，黑汗流，一百多斤的麻包驮在肩上，不要说走那条窄窄的跳板，就是走在平地上，一般人也是吃不消的。那一年我哥哥从煤矿下放回来，就曾试过要当码头工人，我父亲讥讽他说，先称称你有没有麻包重再说。我哥哥知道自己没有麻包重，就只好闷在家里吃闲饭，一直吃了大半年，这才重新在大通钢铁厂找到一份工作。
至于我，也一度有去搬运站长做码头工人的念头，但我知道，我还没有我哥哥重，更不要说驮那只比我哥哥还要重的麻包了。后来，我在一家养路队做了一个养路工，直到被下放到农村。
我想去做码头工人，倒不在于我要替家里挣一份工资，完全是因为文革后期的苦闷所至。那正是下放前的一段时光，呆在家里，百无聊赖，于是就整天坐在河岸的沙堆上，看那些驳船连成长长的一串，拖头拉着汽笛，船队缓缓停靠在青通河岸。这时，那些躺在树荫下睡觉或是打扑克的码头工人们就全都像鸭子一样扑进水里，他们将一块宽大的老布帕子披在肩上，从跳板上鱼贯而过，于是，一条河岸就响起他们热烈的码头号子。他们的码头号子多半没有词，只有简单的几句旋律“嘿，嘿，嘿哟嘿，上起来哟……”一只麻包就架到码头工人的背上了。我很喜欢听他们的码头号子，在他们的码头号子中，仿佛就感觉天地之间那雄浑一片的生命气息的律动，它能让人从消极和沉闷中振奋起来。
当两人合作抬着一包盐或者黄沙上下驳船时，就会是另外的号子：嘿哟，嘿哟……那根抬杠两头的人一起一落，他们的脚步也踏踩着这有节奏的号子，配合有致地往前迈动着。而当他们负着重物踏上那条窄窄的跳板时，节奏就有了变化，变得舒缓起来，稳沉起来，偶尔会配合着脚步的迈动，在不变的韵律中哼出一句话来，譬如：老吴哎，慢慢的；老夏哎，晓得哟。有时候，他们会在号子里加进一两句相互戏谑的话，如：老吴哎，呵嘿；走稳啊，呵嘿；昨晚上，呵嘿；做坏事那么呵嘿；今早上，呵嘿；腿转筋那么呵嘿。另外一方反戈一击：老夏哎，呵嘿；你也是那么呵嘿；昨晚上，呵嘿，你压她，呵嘿，今早上，呵嘿，它压你那么呵嘿……
这些戏谑的词语，对于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年来说，实在是那个年代难得的性启蒙。
最早的一批码头工人是从淮北那边过来的“老侉”。这些老侉个个身强力壮，且技艺压人。大通篮球队在县里每次比赛中都拿冠军，其主力队员除了体育教师胡作希，就是那几个码头工人。那时候，胡作希是我们的偶像，而搬运站的老侉姜长美、姜长庆兄弟同样是我们崇拜的对像。姜长美兄弟不仅篮球打得好，还是玩狮子的好手。每当春节，兄弟俩的棕红色狮子就从下街头一路玩来，一直玩到上街头俱乐部广场，真正的高潮就在这里。他们在广场先作一些普通表演，最后，有人抬来四张八仙桌，姜长美兄弟便开始在八仙桌上表演。随着锣鼓家伙越来越激烈的节奏，四张八仙桌叠在一起，叠成一座高高的山峰，在人们的呵喊声中，姜长美兄弟登上那座高高的山峰，并在那上面表演着各种惊险动作，赢得阵阵掌声和喝彩之声。
机器的创造，剥夺了码头工人用自己的体力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力。当青通河岸一条条皮带运输机开始转动后，码头工人就大大地减少了。他们的后代很少会再接父辈的班去做码头工人，他们选择更能赚钱，也更轻松的工作来创造自己的生活，码头工人逐渐地减少了。
现在，大通还有码头工人，但没有人再羡慕他们。我最近一次去大通时，搬运站的旧址上立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碑，上面刻着：侵华日军俱乐部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