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华
中国长城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文化积淀深厚，内涵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宁夏长城作为中国长城的一部分，是祖先传留给我们乃至世界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财富。
历史上，长城事关江山社稷，国泰民安，其地位是崇高的。所以，自周秦以来，对长城修筑不断，研究不断，可谓史不绝书。自从长城退出军事舞台以后，在很长时间和很多时候，人们对长城的认识、重视、宣传、保护、利用与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辉煌地位、巨大价值、重大意义并不相称，这竟使许多高档次的长城珍品被埋没了，流失了，损毁了，失记、失忆了。因之，一些地方不但失去了许多利用长城这块世界级文化品牌进行科学研究，弘扬民族精神，扩大国内外交流，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的良机，还使长城屡遭毁坏，屡禁不止。究其原因，这是对长城的研究工作严重滞后所导致的。
对于宁夏及其毗邻地区长城的研究，民国以来，张相文、顾颉刚、陈正祥、黄麟书、寿鹏飞等前贤不乏真知灼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宁夏长城搞过一些调查，出版过一些著作。
关于宁夏境内的秦长城，钟侃在其《宁夏文物述略》《宁夏古代文物》中作过考证。对于战国秦昭王长城，钟侃说：“其遗址在今西吉、固原县还有遗存。”战国秦昭王长城的遗存方位，20世纪20～30年代就已被张相文等史地大家考证清楚，秦昭王所筑“拒胡”长城的位置走向与明代延绥长城为复线，不在今宁夏“西吉、固原县”境内。对于秦始皇所筑的长城，钟侃说：“在宁夏大致是沿黄河循贺兰山东北，和内蒙古的狼山西端衔接，但今已难于觅见其遗迹了。”秦、汉等古文献记载与今人实地调查验证，秦皇长城在今宁夏境内不过黄河，因而也不存在秦皇长城“沿黄河循贺兰山东北”和内蒙古的狼山西端衔接的问题。至于秦皇长城遗迹，在今宁夏黄河南岸黑山峡等地依然存在，有些段落保存尚好。对于宁夏“河东墙”，钟侃说：“《明史》载：‘成化十年（1474年）正月，王越总制延绥、甘肃、宁夏三边，驻固原……闰六月乙巳，筑边墙自紫河砦（按：今灵武县横城）至花马池’，是明代宁夏筑长城之始。”对于这段记载，钟侃从引文、考证到长城指认都是错误的：一是引文错误。据《明史·卷十三》《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钟侃引文中的“紫河砦”系“紫城寨（垣）”之误。二是考证错误。“紫城砦”在陕西府谷县，不在今灵武县横城。隋代有“紫河”。《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三年（607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此“紫河”即由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附近流经内蒙古和林县和清水河县入黄河的浑河，与《明史·卷十三》所载“紫城砦”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三是指认长城错误。据《明史·卷十三》：十年春正月“王越总制延绥、甘肃、宁夏三边，驻固原……闰六月乙巳，筑边墙自紫城砦至花马池”。《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成化十年“闰六月乙巳，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奏修筑边墙之数：东自清水营紫城寨（垣），西至于宁夏花马池营界碑止……东西长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清水营位于陕西省府谷县，在清水河下游。“紫城砦”属清水营管辖。王越修筑的是东从陕西府谷县清水营“紫城砦”，西至今宁夏盐池县（花马池），“东西长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的延绥长城，而不是“自灵武县横城起至花马池止”，“长为三百八十七里”的宁夏“河东墙”。四是延绥长城始筑年代错误。王越修筑的这道延绥长城系战国秦昭王始筑，而非明代始筑，明代只是在古长城基础上进行了修补。五是明代宁夏长城始筑年代错误。“成化十年（1474年）”是王越修筑延绥长城之时，而非明代始筑宁夏长城之时。查《明英宗睿皇帝实录》：“正统元年九月乙巳（1436年10月22日），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史昭奏：‘宁夏城池、屯堡、营墩俱在黄河之外，备御西北一带，其河道迤东至察罕脑儿直抵绥德，沙漠旷远，并无守备。拟于来春相地于花马池筑立哨马营，增设烟墩，直接哈剌兀速（抱本作直抵哈剌瓦剌。）马营。’从之。”所谓“来春”，即正统二年。据此，明代维修利用宁夏古长城始于正统二年（1437年），较钟侃所说的成化十年（1474年）要早38年。另外，钟侃对宁夏“城西南墙”方位的考证也是错误的。钟侃说：“城西南墙……自双山（按：今中卫境）南起至广武界止，长一百余里。”钟侃将“双山南”考证到“今中卫境”。查《秦边纪略》，“双山南”系明代贺兰山四十一个“隘口”之一，属明代玉泉营所管贺兰山口长城烽墩，在今青铜峡大坝北面，与“今中卫境”无关。“城西南墙”指的是北从玉泉营“双山南”起，西到“广武界”止的长城，而不是指从“今中卫境”到“广武界”的长城。“城西南墙”是明朝都御史贾俊对明代以前就遗存于贺兰山一线的汉长城的修补利用。
关于固原长城，20世纪70年代末，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固原县文物工作站进行了调查，搞清了它的分布走向。根据这次调查的资料，由韩兆民、许成执笔写了《宁夏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见《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将固原长城误定为战国秦长城。该文将固原长城定为战国秦长城的依据虽然罗列了5条，但稍加剖析，皆不足为凭：
一是依据《史记·匈奴传》秦昭王“筑长城以拒胡”的记载，将固原长城指认为战国秦昭王始筑的“拒胡”长城。关于秦昭王所筑“拒胡”长城的位置走向，20世纪20～30年代就已被张相文等史地大家考证清楚，秦昭王所筑“拒胡”长城的位置走向与明代延绥长城为复线，不在今固原境内。
二是依据未经正确校刊的《水经注》版本，在记述清水河流经固原长城的条文中，将“川水又北出长城”错刊为“川水又北出‘秦’长城”，错衍一“秦”字。著述者抓住此错刊的“秦”字，将固原长城误定为战国秦长城。关于《水经注》错刊的此“秦”字，早已被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水经注校》中作了纠正，今不可仍以“秦”字为据判定固原长城为战国“秦”长城。还有，查阅《水经注·河水》记述湫水流经固原长城条文，该处仍写做“湫水北流，西北出长城”，并未冠以西北出“秦”长城的文字，此处记载可作为王国维校勘“川水又北出‘秦’长城”的“秦”字确属误勘衍文的又一铁证。
三是依据唐人《元和郡县图志》“秦长城在县北十里”的记载，将固原长城误定为战国秦长城。《元和郡县图志》将固原长城说成是“秦长城”，应源于当时未经正确校刊的《水经注》版本。对固原长城是“秦长城”的这一说法，北魏、唐初、宋代、明代、清代至近代的著名学者、权威典籍或予以否定，或视为传闻，并未以之为据。故《元和郡县图志》将固原长城说成是“秦”长城或属误引，或属误刊，不可为凭。
四是依据《固原州志》《隆德县志》关于“秦长城”的记载，将固原长城定为战国“秦长城”。《固原州志》《隆德县志》编纂于明清时期，其所载固原长城为“秦长城”的最早资料来源亦是未经正确校刊的《水经注》，属以讹传讹，不足为信。
五是以长城沿线发现的秦代遗物作为“秦”长城的旁证。固原本秦国故地，秦代遗物遍布。秦代遗物可作为固原在历史上地属秦国的证据，但仅此不能作为固原长城始筑于战国秦昭王的证据，还需以文献记载相验证。
根据以上剖析，固原长城不是战国秦昭王始筑应为定论，后人不可继续沿袭《水经注》错讹衍文“秦”字，仍将固原长城称之为战国“秦长城”，致使一“秦”字之错所导演的错讹文论长达1000多年之久。
关于宁夏黄河两岸的长城（西长城、北长城、陶乐长堤、东长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许成等人搞过调查，并出版了《宁夏古长城》。对黑山峡长城的调查，由于当时黑山峡车辆无法通行，当时的宁夏考古人员未能到实地考察。中卫文管所提供的中卫长城资料，是几位文保人员向群众了解来的说法，并未深究。对于宁夏黄河两岸的长城，许成在其《宁夏古长城》一书中认为，它们都是始筑于明代的长城，其证据如下：一是依据明隆庆五年王之诰、戴才修筑“扯木峡旧堡河口”长城的地点、时间。许成将“扯木峡旧堡河口”考定在“今中卫下河沿一带”，并据此将宁夏黄河两岸长城均定为明代始筑的长城。其实，据《明实录》《明许用中建设永安堡碑记》《甘肃新通志》“黄河图说”，王之诰、戴才修筑的“扯木峡旧堡河口”30里长城属明代固原镇管辖，与宁夏镇所管长城无关；“扯木峡旧堡河口”在明靖虏（远）卫境内，与“今中卫下河沿一带”无关。二是依据《嘉靖宁夏新志》中卫“边墙：镇关墩起，至天关墩止。长二百十里”的记载，许成将“天关墩”考证到“今中卫西与甘肃靖远的交界处”，并据此将贺兰山、卫宁北山长城与靖远卫黄河南岸长城强行接轨，将明王之诰、戴才修筑“扯木峡旧堡河口”30里长城的时间错套为贺兰山、卫宁北山长城的始筑年代。其实，据《弘治宁夏新志》，“天关墩”系“大关墩”之误，宁固、宁甘接境长城根本没有“天关墩”这一烽燧，“大关墩”系今宁夏中宁枣园堡东界长城第一烽墩。许成将根本不存在的“天关墩”考证到甘肃靖远境，北距真实存在的今宁夏中宁枣园堡“大关墩”约300里；又将与所谓“天关墩”相连的靖远卫“扯木峡旧堡河口”30里长城的修筑时间错套为贺兰山、卫宁北山长城的始筑年代，真可谓南辕北辙，张冠李戴。三是依据明代维修利用宁夏其他古长城的时间、地点，许成将宁夏黄河两岸长城均定为明代始筑的长城。其实，秦汉至明代以前的历代文献对宁夏黄河两岸长城均有记载，这怎么能说上述长城都始筑于明代呢？许成还说“明代不称长城而称边墙。据说是因秦始皇修筑长城而引起民怨，导致秦朝灭亡，明代便将长城改称边墙，以示区别于秦始皇的暴政”，说陶乐长堤“是一道非正式的长城，故名‘长堤’”云云。查阅明代史籍，这些说法均系作者杜撰，实属无据之言。
翻阅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由许成印行、出版的宁夏文物考古书籍，如《宁夏文物普查资料汇编》《宁夏古长城遗迹》《宁夏名胜古迹》《宁夏古长城》《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宁夏考古史地研究论集》《宁夏四十年考古发现与研究》《宁夏历史文物》等，凡涉及宁夏长城研究的，均将上述误引、误考一以贯之，并依据上述误引、误考将固原长城定成是战国秦昭王长城，将宁夏黄河两岸长城均定为明代始筑的长城等等。再翻阅外地近年出版的一些涉及宁夏长城研究的著述，也是照抄上述宁夏文物考古书籍，将固原长城说成是战国秦昭王长城或秦始皇长城，将宁夏黄河两岸长城均说成是明代始筑的长城等等。将上述宁夏文物考古书籍关于固原长城、宁夏黄河两岸长城的断代依据，与《诗经》《吕氏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水经注》《宋史·地理志》《明实录》《宣德宁夏志》《五边考》《读史方舆纪要》《三通考》等官修正史、史地要籍关于固原长城、宁夏黄河两岸长城的记载逐条对照，使人对宁夏这些文物考古书籍关于固原长城、宁夏黄河两岸长城始筑年代的断代疑窦丛生，委实不敢苟同。我依据学生时期所翻阅过的一些基础史料和在业余时间所作的许多实地调查，对宁夏长城研究提出了一些常识性的意见。结果，始料未及，却引起了宁夏“考古泰斗”钟侃及银川晚报记者曹海英在报纸上组稿讨伐，斥责我是“胡说八道”“胡言乱语”“考古界基本常识不懂”“对宁夏考古学术界、对宁夏的文化形象有所损害”“弄不好造成很不好的国内影响甚至国际影响”等等。学术争鸣是好事，我真诚欢迎批评商榷。但读完钟侃、曹海英等人连续发表的5篇文章，除了毫无史料证据与考古证据的人身攻击、人格侮辱和名誉侵犯外，再就是犯了作为一个“考古专业人士”不该犯的许多“考古界基本常识”性的错误，使人领略不到学术争鸣的正常风气和知识水准，却使人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宁夏长城研究之状况，使人思考的是宁夏长城研究缘何呈此现状？宁夏长城研究如何走出误引、误考、错抄、错传的误区？
2004年12月至2005年4月，《银川晚报》记者曹海英、宁夏博物馆原馆长钟侃、受聘于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李祥石以《宁夏维纳斯——一个美丽的猜想》《“史前维纳斯”有待商榷》《考古泰斗质疑近期宁夏三大考古“卫星”》《科学需要严谨——答周兴华》《也答周兴华先生》（见《银川晚报》2004年12月31日、2005年2月2日、3月4日、4月1日）为题，指名道姓的要与我“商榷”，发起了一场关于宁夏长城、岩画研究的争论。他们质疑的宁夏三大考古“卫星”，其中除“卫星一：人类最早的窑洞始于宁夏海原”与我无关外，其他两个（长城、岩画）被讥讽为“卫星”的都是对我研究观点的批判。长城研究也好，岩画研究也好，都涉及历史考古研究的许多基础知识问题。我的答辩文章见报时编者进行了合并删节，以《大麦地史前“岩画维纳斯”的由来与黑山峡长城的始筑年代》《大麦地史前岩画维纳斯辩证》《宁夏秦皇、汉武长城实证》刊载（见《银川晚报》2005年3月25日、5月20日）。现将本次争论的部分原文收入，辅之作为宁夏长城研究之探讨。其中长城答辩文章中涉及岩画研究的部分，虽与长城研究无关，但亦被钟侃、李祥石、曹海英诸位视为“考古”中的“胡言乱语”，列入同一篇文章中予以批判。故保留我的答辩原文以见宁夏关于长城等历史考古研究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