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长城称谓
明代对长城的称谓，许成在其《宁夏古长城》中说：“明代不称长城而称边墙。据说是秦始皇因修筑长城而引起民怨，导致秦朝灭亡。明代将长城改为边墙，以示区别于秦始皇的暴政”云云。近年一些关于长城的著述由此引申发挥说：“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在明代，长城不叫长城，而叫边墙。秦始皇将三十万众修筑长城，尸骨成山，为天下百姓所痛骂。明朝害怕与秦的苛政沾边，所以长城避而不叫长城，而叫边墙。陕西的长城叫‘大边’‘二边’，宁夏河东长城而叫‘河东边墙’，或叫‘头道边’。”上述种种说法，有没有历史根据？是明朝人的原意还是作者的猜测？
“边墙”作为明代长城的一种称谓，清代早期的史学大家万斯同在其《明乐府》中曾说过：“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狄，专籍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东方被报墙功完，西方又传虏寇边。虏入溃墙如平地，纵横饱掠无所忌。虏退复兴版筑功，朝筑暮筑竟何利？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司农费。我闻汉人却虏得阴山，匈奴不敢窥幽燕。又闻唐人逾河城受降，突厥不敢掠朔方。自古御胡在扼险，岂在万里筑垣墙。屡朝庙算皆如此，奈何独笑秦始皇。”万斯同原意是说：秦朝为防御胡人亡秦修筑了长城，长城修成了，秦朝照样灭亡了，此举至今成为笑柄；明朝为防御北狄寇边，以修筑长城作为国家安全的长久之策，当时将长城叫做“边墙”，修筑了很多，明朝同样灭亡了。汉朝以阴山为险，唐朝以受降城为障，照样抵挡住了匈奴、突厥。自古防御胡虏在于扼守险要，难道只是知道在万里之遥的地方去修筑长城？历代皇帝决策都是如此，为什么只是讥笑秦始皇修筑了长城呢！清代中期的著名学者洪亮吉在其《历代史案》中说：“边墙之制曷昉乎？曰：长城之别名也。士英深悉长城之利，而特变其名曰边墙。殆所以防腐儒之阻格欤！”士英即修筑延绥长城的明朝右副都御史余子俊。洪亮吉说“边墙”是“长城之别名也”。他称赞余子俊精通修筑“长城之利”，大修长城是正确的。余子俊之所以将“长城”叫做“边墙”，可能是因为将名称变一变，让人听起来修筑“边墙”要比修筑“长城”简单易行，防止“腐儒”以修筑“长城”嫌工程浩大而进行“阻格”，为的是更好地大修长城。所以，洪亮吉所说的余子俊将“长城”叫做“边墙”的原因，这仅是清人洪亮吉的个人揣测，至于这是否是余子俊的本意，后人谁也说不清，只能查阅明代史籍了。但万斯同也好，洪亮吉也好，只是说“边墙”是“长城”之别名，并没有说明代将“长城”叫做“边墙”是“以示区别于秦始皇的暴政”云云。
明代是否真的“不称长城而称边墙”？考察明代史籍，明朝将本朝修筑的边墙叫做“长城”的，也是屡见奏章、文牍、史册，且多出自明朝大吏之口，如《嘉靖宁夏新志》载：明朝巡抚、都御史杨守礼、总兵官任杰在上奏明朝皇帝的“疏”中说：“平虏城北十里许，修筑长城一道”；明佥事齐之鸾《朔方天堑北关门记》说：“自河东黄沙之长城百里”；明总制尚书王琼还将其在今宁夏盐池县所筑深沟高垒上的关门命名为“长城关”，并写诗盛赞其“危楼百尺跨长城”（《九日登长城关楼》），“兵拥长城万竈烟”（《住兵花马池》）；明万历年间三边总制周光镐赋诗“马饮长城瀚海流”；万历年间巡抚罗凤翱诗“长城迤逦到河壖”（《横城石码头》）；明巡抚霍冀在《杨王二公祠记》中说：“国朝成化间，始自州北筑长城三百余里。”《万历朔方新志》记载宁夏边防有“西长城”“北长城”“东长城”等等。
明朝对边境上构筑的长城防御工程，除叫“长城”“边墙”外，还有很多叫法，如，“城垣”“石垣”“塞垣”“边隘”“边垣”“边城”“边壕”“墙堑”“墙沟”“沟堑”“深沟高垒”“扼塞”“藩篱”“版筑”“修边”“筑墙”“大边”“小边”“土边”“壕堤”“长堤”“百堵”等等。后人不加考察，杜撰传抄，这是望文生义，于史无证的。
长城叫法之多，非独明代，历来如此。从历史上看，各个时代、国家、朝代、地方，对长城都各有叫法，如西周叫“城”“垣”，春秋战国叫“方城”“长垣”“堑”“防”“塞”“障”，秦朝叫“长城”，汉朝叫“塞垣”“塞”，唐朝叫“长城”“塞”“沙塞”，金国叫“界壕”“边堡”，还有叫做“紫塞”的等等，这些都是对长城的别称。
宁夏长城与明代“九边”
宁夏本东西方交通枢纽，漠南、漠北关防要塞。春秋时为羌、戎地，秦属北地郡。实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畿辅缓急，视北地之安危。其南境固原，东接榆林，西连甘肃，延袤千有余里。成化八年，抚臣马文升言：平巩为关陕藩篱，而固原为平巩屏蔽。平巩有警，则关陕震惊，而固原一带尤不可无备（《读史方舆纪要》）。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以后，国力强盛。但从明初开始，明朝边备却面临着三大边患：一是“元人北归，屡谋兴复”，经常南下侵扰；二是女真兴起，威逼东北边防；三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都城地近其东北边防。所以，为了抵御外患，从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明代历朝都非常重视对古长城的利用、维修和新边墙的构筑。
明代各朝几乎都修筑过长城。明代修筑长城大多是在前代古长城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利用，修缮增补，连缀改建。在甘肃、宁夏的河西地区，明代主要修补利用了河西走廊、卫宁北山、贺兰山一线的汉武帝长城。在宁夏河东、陕西北部的河套地区，明代主要修补利用了北魏、隋代所使用过的秦昭王“拒胡”长城。在今山西、河北、北京西北、东北一线，明代是在战国秦、魏、燕等北方长城的基础上，主要利用了北魏、北齐、北周、隋代所使用过的长城。在宁夏固原、甘肃陇西地区，明代还修补利用了春秋战国时秦国使用过的西周朔方长城。
明代在古长城的始基上，再对其补筑、增筑、连缀，构成了明朝保卫其东北、西北边防和京畿重地的长城防线。当然，明代也有自己新建的长城。经过接续不断的修筑，终于构筑成了东起今辽宁鸭绿江，西到甘肃嘉峪关的明代“九边”万里长城。《明史·兵志》说：“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所以，明代所说的“九边”长城，即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宁夏、固原、甘肃诸镇管辖的长城。
辽东镇长城。这道长城东自今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虎山南麓鸭绿江边，斜穿辽宁境，西至河北省山海关北吾名口，长约2000里。镇治初在今辽宁北镇县（广宁卫），后移治辽宁辽阳市（东宁卫）。此即通常所说的东起鸭绿江边，西至山海关的长城。
蓟州镇长城。这道长城东自今河北省山海关北吾名口，西至北京延庆县居庸关东北四海冶，长约1200里。镇治在今天津蓟县三屯营镇（三屯营）。此即通常所说的东自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
宣府镇长城。这道长城指东从今北京延庆县居庸关东北四海冶，经赤城、崇礼、张家口、万全、怀安而进入山西大同市天镇县东北镇口台之外边长城，长约1100里。镇治在今河北宣化市（宣府卫）。此即通常所说的东自居庸关，西至大同平远堡的长城。
大同镇长城。这道长城指东自今山西大同市天镇县东北镇口台，经今大同市的天镇、阳高、新荣、破鲁、左云、右玉，西到山西河曲偏关东北内蒙古清水河县鸭角山的山西外边长城，长约670里。镇治在今山西大同市（大同府）。此即通常所说的东自宣府镇西阳河堡宽沟，西至山西偏关鸭角山的长城。
太原镇长城，亦称山西镇长城。其北境长城东自蓟州镇之内长城，西至山西镇老牛湾，即东从蓟州镇经河北易县、涞源、阜平进入大同市的内长城起，西经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老营堡、偏关、河曲旧县城，抵达今山西河曲黄河东岸；其东境长城自宁武、雁门，又南入龙泉、固关至今山西和顺县的黄榆岭。太原镇长城全长近1600里，镇治初在今山西偏关县（偏头关），后移今山西宁武县（宁武所）。
延绥镇长城，亦称榆林镇长城。这道长城东自山西镇偏关县黄河老牛湾，西至宁夏镇花马池。延绥镇长城由大边、二边构成：其大边长城东从今内蒙古清水县的清水营，西至宁夏盐池县城；二边长城东自今陕西府谷县黄甫乡黄甫川堡，西至陕西定边县与大边长城相接。延绥镇长城约1300里，镇治初在今陕西绥德县（绥德州），后移治今陕西榆林县（榆林卫）。
宁夏镇长城。东起宁夏河东花马池，西至河外芦沟堡，即东起今宁夏盐池县城北，西至今甘肃景泰县芦阳镇。这道长城由今宁夏河东长城、贺兰山长城、卫宁北山长城、墩台与甘肃景泰县长城依次连接而成，长约1200里。镇治在今宁夏银川市（宁夏卫）。
固原镇长城。东起延绥镇饶阳水堡西界，西达兰州、临洮。这道长城东自今陕西定边县姬原乡辽阳村饶阳水堡，西达甘肃景泰县、兰州、临洮，与甘肃镇长城相接，长约1000里。镇治在今宁夏固原县城（固原州）。
甘肃镇长城。东自固原镇河外长城界，西至甘肃镇嘉峪关。这道长城东南起自今甘肃兰州黄河北岸沙井驿与固原镇安宁堡分界处，西北抵嘉峪关南祁连山，长约1600里。镇治在今甘肃张掖市。
明代次边。蓟州、太原的内边长城和固原镇黄河东岸长城，谓之次边，亦称内边。
追溯明代“九边”源流，各边长城的主体框架绝大部分是以前代古长城为始基，是在前朝遗存下来的长城基础或墙体上根据保存状况和需要，有选择的加高、加厚、增补、修缮、改筑而成。今宁夏境内的河东长城、河西长城俱是如此。
明代九边重镇中，今宁夏有二镇：即宁夏镇、固原镇。在明代宁夏镇、固原镇管辖的长城中，一类是明代在今宁夏境内修补利用的明以前的存世古长城；另一类是明代根据自己的边防形势重新构筑的新长城。
宁夏明代长城修筑过程
朱元璋进军西北，夺取宁夏后，在其地封其第十六子朱栴为庆王。当时，宁夏境内遗存的修筑于明代以前的古长城、烽燧很多。
明朝对西北边防长城的修筑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洪武初年，明朝的西北边防线在阴山、贺兰山一带。明朝利用存世秦、汉、北魏、北齐长城固守边防。明朝在今宁夏、内蒙古、陕北的河套地区，其边防驻军屯守北河古长城一线。在河西地区，其边防驻军屯守贺兰山、卫宁北山、河西走廊古长城一线。其边防屯军利用北河、宁夏、甘肃、河西一线存世的秦皇、汉武、北魏时期的长城、墩台、城障驻军守哨。
第二阶段，永乐初年，明朝因“残胡远遁，始将守备军马移入延绥，弃河不守（《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40》）”。明朝在河套、陕北地区退守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秦皇长城“并河以东”段陶乐沿河长城一线。当时，边防屯军利用宁夏河东、陕北一带存世的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隋朝开皇五年崔仲方所筑灵、绥长城西段和秦皇长城“并河以东”段陶乐沿河长城的旧基、墩台、城障驻军守哨。
第三阶段，从正统二年开始，明朝在宁夏修复利用存世秦汉长城。正统元年九月乙巳（1436年10月22日），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史昭奏请“来春”在宁夏“花马池筑立哨马营，增设烟墩，直接哈剌兀速（抱本作直抵哈剌瓦剌）马营”。成化二年十一月己丑（1466年12月28日），明朝整饬边备兵部尚书王复奉命整饬延绥、宁夏、甘肃一带边备。王复认为边防屯军利用的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等遗迹是“墩台空远”，“临边无有屏障，止凭墩台城堡以为守备”，这是不行的。王复奏请朝廷同意，在“沿边一带墩台空远者，各添设墩台一座，共三十四座。随其形势，以为沟墙”（《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36》）。所谓“随其形势，以为沟墙”，就是因地制宜，连接修补墩台之间的古代残存长城，以筑成明朝自己的边墙。成化二年十二月丙午（1467年1月14日），长城修补完工，宁夏总兵官广义伯吴琮等人奏报朝廷，“修筑宁夏三路墩台三十五座，营堡十有七座。关墙沟堑四百五十三处，共长六千四百四十六丈有奇”（《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37》）。本次修补，包括了宁夏河东战国秦昭王长城遗迹、沿河秦皇长城遗迹、河西贺兰山、卫宁北山汉武帝长城遗迹，此为明朝全面修补宁夏古长城之始。成化七年以后，巡抚延绥右副都御史余子俊等人对遗存于今陕北、宁夏境内的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河东陶乐秦皇长城、河西贺兰山、卫宁北山汉武帝长城进行了大规模地修补连缀。明朝在前代古长城，即“旧界石”的基础上，“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明史·余子俊列传》）。成化年间是明朝修补利用古长城的高峰。在卫宁北山汉长城一线，明朝认为“永安墩至西沙嘴”段“旧墙低薄”，将其“改筑高厚”；“双山南至广武界”段，明朝认为“今圮坏不堪”，进行了修补。对贺兰山一线的汉长城，明朝嘉靖年间的佥宪孟霦说：“昔人遍履山蹊，筑关削崖，以绝其道，立墩台，布戍卒以守之”，“（贺兰）山麓有古墙，可蹴而倾也。盖多沙砾而少埌土，且无泉井，故难为力”。即便如此，明朝对“昔人”在贺兰山所遗留下来的“筑关削崖”“古墙”，还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复修，为其所用。像明嘉靖年间都御史杨守礼、总兵官任杰修补贺兰山赤木口关隘（今三关口长城）这样的工程，沿贺兰山各口多有之，至今在贺兰山口还遗存有当年修补古长城关隘的刻石记载。
第四阶段，从弘治初年前后开始，明朝在一些地区边防后退，开始摒弃先前屯守的古长城，另筑新边墙。明朝中后期，国力削弱，以前固守的古长城“多因极边地方，供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弃”了一些地段的秦昭王、秦始皇、汉武帝长城，将边防向内收缩，另行构筑新边墙。如嘉靖九年王琼摒弃了贺兰山北段镇远关一线的汉长城故线，后退六十余里，另筑了平罗新墙；嘉靖十年王琼又摒弃了今盐池柳杨堡一线的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故线，后退二三十里，另外构筑了河东新墙（即深沟高垒）；弘治十八年杨一清等人在宁夏南部构筑了固原内边，作为第二道防线。由于边防后退，致使明朝疆域越来越小，边防形势日益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