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作为美德条目，由孔子、孟子在继承和发展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等人的关于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明辨是非、分辨善恶的智慧等思想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在孔子的著作中，“智”这个概念虽然仅仅出现过一次，但是《论语》中大量地出现了“知”。古代“知”与“智”的含义有相似之处，主要是指知识和理性。《论语》中对“知”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仁”与“知”的关系上。孔子认为，“仁”与“知”是互为前提的，都是人所应当具有的道德品质，“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行为的选择不是以“仁”为标准，那么就不能称他具有“智”。也就是说，“仁”是“智”的前提。《论语·公冶长》又说：“未知，焉得仁？”如果一个人连伦理规则都不知道，怎么会有“仁”的品质呢？可见，“智”也是“仁”的前提。“智”是我国古代歧义最多的道德范畴之一，不同学派对“智”的看法大相径庭，歧见迭出。有的肯定智，贵智、重智；有的否定智，歧智、反智。大致而言，儒家和墨家对“智”持肯定态度，但肯定中又有所不同，儒家是贵智论，墨家是重智论；
道家和法家则持否定态度，但否定中又有所不同，一般称道家为弃智论，法家为反智论。儒家是坚定的贵智论者，主张积极地运用智性，尊重知识，这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贵智论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智”作为一种道德品质，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儒家大师，分别从不同角度给“智”下了定义。孔子认为，“智”就是“知人”（《论语·颜渊》），选拔正直的人，罢黜不正直的人，这样就能使不正直的人归于正直了。在孔子看来，“智”也指实事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论语·为政》）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求真”。孟子认为，人有了是非之心，就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就可以行仁义，施仁政。所以，他认为，“是非之心”就是“智”。苟子给“智”下了一个有见地的定义，认为只有当人的认识与客观事物“有所合”时，方可称之为“智”。第二，在“仁”“智”关系上，主张“仁”“智”统一，建立“仁且智”的理想人格。孔子认为，“仁”不仅是最高的道德规范，也是道德人格发展的最高境界，体现了“崇智求真”的理想人格。“仁”“智”并举，以“仁”为主，就是“德”达到的最高境界。儒家认为，“智”是作为“仁人”的前提条件，没有“智”就谈不上“仁”。孔子对“智”高度重视，提出了“未知（智），焉得仁”（《论语·公冶长》）的著名论断，更是强调了“智”的重要性。自汉以后，一直到唐、宋、明、清的儒家，都肯定“智”的重要性。董仲舒对“智”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说：“何谓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他讲的“智”，不仅是知识的意思，更是一种分辨道德是非、进行道德选择和判断的能力，同时也是指导人们行为的思想认识。董仲舒还提出“必仁且智”的主张。他说：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他把“仁”和“智”结合在一起，认为它们都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具其用，缺一不可。
清代戴震（1724—1777）在孟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解释，认为“智”是对条理的认识，在天有自然之条理，在人有心对条理的认识，义理存在于事物之中，而心有辨别事物中理义的能力，这是“心知”的作用，“心知”就是“智”的基础。他肯定人是有德性的，德性的内容是“仁、智、勇”，认为德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智”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墨家虽然在许多方面与儒家的思想有着不同之处，但是在“智”这个问题上，墨家与儒家的思想却相当一致。儒家贵智，墨家重智。墨家重智，表现为重视客观环境和道德教育对人的知识和智力发展的作用。墨子受德治主义的影响，主张智者以“德性之知（智）”治国，这与墨子所说的“闻见之知（智）”是两种不同的关于“智”的区分。他认为，闻见之知是小知（智），德性之知是大知（智）。他说：知者之事，必计国家百姓所以治者而为之；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者而辟之。（《墨子·尚同》）智慧关系着国家的治理，就是大智而非小智了。根据这一观点，墨子提出智者治国的主张。他说：“吾所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墨子·天治中》）简言之，“义”是善政，善政由贵且智者实施。墨子由此得出结论，义“自贵且智者出”，其具体的政治主张就是“智者治国”。道家为弃智论。道家认为，自然淳朴的人性是圆满的，不必再以仁义为人性，仁义是败坏道德、伤害人性的东西，智慧的发展更是道德的倒退。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在老子眼中，“仁义礼智”是社会关系混乱的产物，是社会倒退的表现，是人类日益堕落的结果。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并进一步走向极端，他把智慧看作是“孽根”，是“凶器”。他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庄子·人间世》）老庄为什么会这么反对“智”呢？这与他们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有关。老子认为，政治上的动荡变乱，导致国家和人民的管理失序，这些都是由于“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第六十五章）的结果。庄子也认为，天下的大乱是由于人们好“智”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出弃智说，主张“以愚治国”，也就是让一切都回归自然。他们所谓的弃智，就是要人们将智慧藏起来，做到“上智无智”、“大智若愚”，这是一种彻底的弃智说。老庄的弃智说，是在当时社会动乱的条件下，一种逃避现实并企图回到他们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梦想，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在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不敢承认现实，还幻想使人民愚昧以便于统治者统治，这种观念本身就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利益的。
法家为反智论。法家提倡君主专制和愚民政策，这是他们提出反智论的基础。他们认为，智慧是乱法、乱政的根源，于是把“法”提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一切以“法”为准绳，把“法”与社会上的所有思想对立起来。在法家看来，“智”不仅不能用来治理国家，而且在很多时候还会成为奸邪的代名词。法家这么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比如韩非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但法家反对的并不是一切智慧，而是反对别家的智慧、百姓的智慧。对自家的智慧，不仅不反对，还大力大力提倡。他们的反智，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目的在于打击异己，统治人民。因此，这种反智论并不是真正的反智慧，只是片面的、出于政治目的的对智慧的曲解和对人民的愚弄。受法家反智论思想的影响，秦始皇在国内焚书坑儒，企图通过实行愚民政策而巩固统治。一场反秦的农民战争，打破了他们的美梦，人民的智慧并不是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可以扼杀的。历史证明，实行愚民政策的统治者，才是最愚蠢的，企图用愚昧人民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