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鲜明的革命策略孙文1894年在海外成立兴中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此基础上，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将革命方略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以两湖人为主体的共进会成立，认为“平均地权”不好懂，把它改为“平均人权”。而1904年成立的湖北科学补习首次提出的“革命排满”口号，更为简明，容易为民众所理解。近阅《伦敦新闻画报》1911年12月9日报道，10月19日，湖北革命军占领宜昌，在街头树起众多旗帜，“革命军复汉排满，保教安民。”表明尽管湖北革命团体都接受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但科学补习所提出的“革命排满”这个口号一直沿用下来。
台湾现代史学家左舜生比较客观地说：“盖中山亦未尝不注意武汉（如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派遣法国武官欧几罗赴湖北视察军事之类），可是他从来不曾考虑过武昌可以作为革命起义的地点。盖中山所看中起义的地域，始终不出东南沿海及西南边区一带。……到同盟会后期，则中山不仅无法在日本居留，即南洋一带也不能立足，他的行踪大致以来往于欧美为主，对国内党人在各地活动情况，自不免相当隔膜。”
三、务实的革命路线我们现在不能苛求于前人。早期的革命组织还没有完全脱离封建会党色彩，如孙文参加致公堂，受封为“洪棍（元帅）”，秋瑾加入三合会，拥为“白纸扇（军师）”。所采用的手段也无创新，如兴中会领导的广州起义，原计划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办，任务已完成的队伍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用当前的术语来说，这是搞“恐怖主义”。同盟会已不同于反清的旧式会党，而是一个以在中国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职志的政治集团。但实施宗旨依靠的主力还是会党，而会党从反清复明开始到清末已变质，甚至变成了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连孙文后来也对“老朽昏庸”的帮会失望之至。华兴会是黄兴而立之年的成就之事，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建立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组织，结果会党何少卿、郭鹤卿二人露出马脚在湘潭被捕屈打成招，首次武装起义就告流产。光复会于1904年11月正式成立于上海，以秋瑾式的暗杀和武装暴动为革命的主要手段。
相形之下，湖北革命党人早在1903年花园山聚会时期就弃走“会党路线”，确定并开始实施“抬营主义”，参加军队运动军队，待机而动，这在全国堪称首创，并被实践证明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革命路线。从共进会成立开始，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把革命的中心确定在中国内地的长江流域，从而奠定了辛亥革命“中部开花”的格局。不再像先前在沿海地区一个点上搞火山爆发式的突然暴动，而是经过精心策划两湖广大地域板块式地震般的连锁暴动，发动起义的中心很快由长沙转向武汉。
四、坚强的革命组织武昌起义前同盟会总部名义上仍在东京，主要负责人却不在，事实上已陷于停顿；孙文远在美国，对国内革命鞭长莫及，对武汉情况更不明了。香港有同盟会“统筹部”，自赵声死后由黄兴与胡汉民主持，除黄兴个人在筹谋暗杀李准以外，也一筹莫展；另有“同盟会中部”于1911年8月成立于上海，由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负责，也属于坐而论道者流，还在商定“宣统五年”（1913年）为大举时期。1911年7月18日，孙文在致邓泽如书中指名批评金山致公总堂：“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向多老朽顽锢，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数月之前犹大反对同盟会之筹款。”如吴玉章说，同盟会至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后，几乎陷入瓦解状态。
而湖北方面，革命组织屡经挫折，承续不断。名义上的同盟会湖北分会就依附于日知会。特别是自文学社、共进会合流以后，革命党人内部组织已相当紧密，且富有自动精神，已经制定了完整的起义发难计划和相关准备。事实证明，关键时刻，就是本土的革命党人临危不乱，勇敢机智地完成了武昌首义之壮举。
武昌首义，既不是孙文认为的“意外”，也不容曹亚伯的假设。历史作出的结论是，它的成功是必然的，它基本上是湖广人在武汉独立自主完成的一场伟大起义。当时，瑞澂张彪本早已知革命党在武昌起事，八月初九，又接有外务部密电，更证实八月十五起义之说不诬。武汉官厅防范之严密，决不下于张鸣岐、李准之于广州。而党人有把握运用的兵力，既不雄厚；而端方入川，又将可以响应的新军带走一部，其形势相当险恶。假定他们不是平日确有严密的组织和相互间的亲爱精诚，便可能陷于分崩瓦解，各求侥幸；则所谓首义云云，岂不要烟销云散，和以往历次失败的情形完全一样？
左舜生论说过武昌革命成功的基本原因：
夫革命大业艰难险阻，即以国父躬自领导之革命运动而言，尚有十次之失败，岂可认为武昌首义乃行险侥幸而收意外之功乎？况两湖革命志士，远在东京同盟会成立之前即已创立革命机关，播送革命种子，策划革命运动。最早为科学补习所，继之者为武昌日知会，其后演变而有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以及最后之文学社、共进会等，名称虽有变更，精神则为一贯，组织日臻严密，范围愈益扩张，力量更趋强大。经过多年之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已拥有引满待发、灭此而朝食之势。当时武汉实具备独自发动伟大革命行动之条件，初不藉外在影响与力量而使然也。
不过，“孙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视力，使人们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干革命工作的革命者。”（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章开沅曾分析：
从1911年10月的全国形势来看，革命爆发已经迫在眉睫。……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得极快的有三个地方，亦即任何一地都有可能被历史选定为首义之区。一是四川……另一为上海……其三为武昌，这一地区的起义本来已是万事俱备，只不过由于宝善里炸弹案的意外发生，迫使革命党人提前“冒险而图功”。当这部威武雄壮的史剧揭开帷幕时，观众才发现上场的主角临时变换了人，蒋翊武、刘公、孙武被熊秉坤、吴兆麟、黎元洪……替换，品位有别，风韵相异，但大体仍然演的是“排满革命”这个既定的剧情。历史选定了武昌，武昌把握了机遇，首义者淋漓尽致的演出没有辜负新世纪的殷切期望。这不是鸿运当闲的侥幸取胜地，而是10多年冒险犯难历尽艰辛理所应得的胜利果实。
最后，仍要强调一下“武昌首义”的提法以及它包含的原因。
“武昌起义”的提法最早出现在起义第三天的1911年10月12日，革命党人发布的《黎都督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为通告事：武昌起义，各省响应，雪仇之心，不约而同，……”这说明从起义一开始，湖北革命党人就是以“武昌起义”相称的，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异议。
那么为什么会有“武昌首义”这样的提法呢？它的来历何在？从一些历史资料来看，它应该来自于内，而不是外，即来自于参加了武昌起义的湖北革命党人。他们为什么要强调“首义”？其原因主要是辛亥革命以后湖北革命党人的地位一直不高，几乎与后来的民国政权无缘。而许多后来的国民党领导人为了突出自己的历史，利用他们的强势地位，更多地宣传他们参与的全国各地响应武昌起义的起义、易帜、自治等运动，把自己塑造成为辛亥革命的功臣，无形之中武昌起义被降格为辛亥革命的一个普通的部分。处于弱势的湖北革命党人为了突出自己，才不得不强调提出他们是辛亥首义者。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后序》中说，“武昌首义，实维国魂，不有表示，直衣绣夜行耳，将何以扬国威而销隐患哉？所以首义纪念，乃整个国家之雄风，并非湖北一省之虚誉也。”正是表现了这种感受。
百年以后，武昌起义仍然需要通过“首”字来强调自己。现在人们心目中的武昌起义就是辛亥革命，只有武昌起义才是辛亥革命的唯一的实体代表，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标志。任何史书，说辛亥革命就是说武昌起义，说武昌起义就是说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两者就是一回事。因此武汉是武昌起义的爆发地，也就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地，而不仅仅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首义）的爆发地。尽管如此，这个“首”字仍可以更鲜明地突出这座城市气壮山河的首创精神及敢为人先的实践经历，同时也专指这座城市在辛亥革命的那场起义，而不被误解为此前或此后有过的其他起义。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武昌首义不是一个确切的表述。但在社会学的范畴中，它可能是更为准确的一种澄清、一种张扬，尤其对武汉这座城市是一种认可、一种嘉勉。
章开沅感言：“首义文化有古老而深远的文化源头，那就是堪与中原文化并驾齐驱的楚文化。楚文化的雄浑壮丽与飘逸玄奇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但是古代楚人还有一种不甘落后与勇争雄长的‘霸蛮’精神却往往被忽视。庄王所谓‘蜚将冲天，鸣将惊人’，以后被演绎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正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勇猛坚毅的首创精神。”
“十月十号义旗扬，革命军队起武昌，霹雳一声江汉平，汉口汉阳树汉旌。各省闻风争响应，秦晋滇粤皆反正，江浙联军平金陵，大江川南无膻腥。十七省代表，选举到江宁，元帅黄兴黎元洪，组织政府讨虏廷……”（《中华大纪念》）
武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由武昌首义而见其革命性和先进性。在了解史实的基础上，我们要更客观地还原历史，回顾这个城市所发生的划时代事件，思考它在历史中的分量，为武昌首义中的英雄群体歌功颂德。
十月十日，这是中华民族必须铭记的日子，这“双十”，纵的是铁，横的是血，组成中华民国之门，也是民主人权之门。1911年10月10日，我们的先贤和志士浴血而起，终结了一个残暴的种族歧视王朝和漫长的帝制形式，在亚洲大地上首创了共和政体。为了追忆他们自由的热血和勇气，我们要永远纪念10月10日。
这一个日子，对我们有着无穷无尽的精神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