沔阳人杨玉如写《辛亥革命先著记》时已经77岁，“因思辛亥旧侣，大都物故；武昌首义，早成陈迹。念及当年革命成败，辄不禁感慨系之。”他在序跋中说，“吾人叙述辛亥革命与武昌首义，只应考核事迹的真伪，据实写出，让后人去评价。不必分析人才的优劣与事业的成败，一时遽加褒贬。”“任重道远，其中起伏更迭，势所难免。所以我们只要民国不变为帝国，民主不变为君主，辛亥革命就算不得失败。即或形式上失败了，而辛亥革命精神上可算得永远成功。”对辛亥革命不必过为夸张，亦不必过事贬抑。“是辛亥革命为期虽甫及一年，而植根则固于千载。庄生云：‘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亶其然乎？”“阅是书者，果从中得知辛亥革命之血，并非白流；旧民主主义革命确为中国革命过程中之重要步骤；知武昌首义乃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之始，认辛亥旧侣亦有执殳前驱之势，实为幸甚。”
1957年，对辛亥革命史卓有研究的华中师院一附中教员贺觉非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当阳草埠湖劳动。贺觉非比武昌首义大一岁，主持编著过《辛亥首义回忆录》和《辛亥首义人物传》等，是一位自觉的民间辛亥革命史研究者，采访过许多辛亥革命老人。约在1980年，贺老与冯天瑜结成忘年交，开始辛亥首义研究的合作与交接，两年后贺老作古，《辛亥武昌首义史》一书由冯天瑜完成，于1985年以贺觉非为第一署名、冯天瑜为第二署名出版。冯天瑜说，“贺先生交给我的他手撰的种种笔记，大都纸质粗劣，有的竟是60年代的香烟盒，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甚难辨识。”可以想象，打成右派，工资减半，老伴又没有收入，手头拮据的贺老就得到处捡废纸和烟盒纸，以记下采访的内容。反右时挨批斗、文革时抄家，别的都不担心，就怕这些手写的资料丢失。这种精神近乎于痴迷。文品乃人品，冯天瑜永远追怀贺觉非。认为“这位诚挚勤勉、放达乐观的老人以心血投入的武昌首义资料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以其切实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必将随同辛亥首义这一光辉的史事一同为后人所纪念。”
说不尽的满清，道不完的民国。辛亥革命史一直是国际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70年代末以前，国际辛亥革命史讲坛一直被国外或台湾学者垄断，大陆学者虚以缺席。1976年，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等开始编写《辛亥革命史》，这本三卷120万字的长篇巨著于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出版，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10年以后，又有120万字的《辛亥革命辞典》出版，标志着中国大陆学者在辛亥革命领域具有领先水平。“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章开沅认为，80年代除了大量当事人的“史记”，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史著、著述和论文就更多了。严昌洪曾将历年来全国所出版、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文章名录专门编成了一本厚厚的书，叫《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辛亥革命史论文目录汇编》。也就是说，这些书目所列的书若堆积起来将是汗牛充栋。
64.中华民族近代第一次崛起
1979年初版《辞海》对“辛亥革命”作了较早的界定：“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给农民以真正利益，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解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袁世凯窃据了政权，革命遂告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中国两千年封建君主专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这一权威的概念框定了辛亥革命几十年。
过去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是存在“既定观念”的。主要是“以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占了统治地位。至于对辛亥革命的比较公式化的看法很多，一般是这样表述的：“尽管辛亥革命最后遭到了失败，但是，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后来的五四运动起到了舆论先声作用和思想启迪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民主革命彻底胜利起到了借鉴作用。辛亥首义是辛亥革命的序幕和重头戏，其革命历史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是值得缅怀歌颂的。”“失败论”和“局限论”，一直就是压在辛亥革命头上的两座大石头，其结论较多地归之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因为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所以对辛亥革命有既胜利了又失败了的评说。对此，徐梁伯在《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所撰“辛亥革命‘失败说’献疑”一文，从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目标——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是否完成、运动是否形成积极成果、运动的积极成果是否得到发展和深化的理论界定出发，认为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一次有广泛群众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即推翻腐朽专制的满清王朝，为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没有失败；相反，作为运动本身，正以其巨大的惯性、以新的形式、排除一切阻力，继续缓慢地向前发展。所谓的“辛亥革命失败”，其实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派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后、在新的政治角逐中遭到失败。
近查资料，1946年“双十节”国民政府的标语口号就这样表明：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推翻满清创立民国的日子”、“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纪元”、“是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纪念日”。这么说来，辛亥革命失败论可以完全推翻。
2001年即辛亥革命90周年，中共领导人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是这样的：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最新的评价，淡化了阶级分析的学说，颠覆了以往“资产阶级革命”的界定，尝试对辛亥革命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定位。
过了5年，胡锦涛先生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讲话，把辛亥革命称为中国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三次崛起的第一次，后面的两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最新的口径，比较能为世界所认同，它至少能说明百年之前，我们的“国体”并不落后，我们的“觉醒”并不算晚。辛亥革命为之所作的建树功不可没。
近年的史学界、思想界日渐活跃，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更有新意。冯天瑜在为一本书作序时这样评说：
两千多年前的《易传》即对革命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有经典的表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然而，从秦汉至明清，历次革命其间虽不乏经济、政治、社会层面的改良更张内容，但专制帝制却一以贯之，不过发生了嬴秦到刘汉、杨隋到李唐、赵宋代柴周之类的改朝换代。时至20世纪初叶，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世界环境中，由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方突破中国古史的朝代更迭轨迹，结束延绵久远的专制帝制，在东亚大陆建立起民主共和体制（当然还是很不完善的）。自此以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社会。在这一意义上，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是空前的，值得歌之颂之、咏之怀之。
本土的评论者当然对辛亥革命有点爱屋及乌心理，《长江日报》上这一段评论让人感到百年之后，一种对自己城市认知的前所未有的共同醒悟悄然形成：
将首义文化放置于城市历史文化的长卷，我们将看到它的更大内涵和外延，它是城市历史文化延续性发展的高峰，是武汉在中国版图中地位提升的一个突破性进程，是中国追寻现代化以及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并将继续在中国及武汉的现代化征程中发挥精神感召的强大作用。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一个革命事件，更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形态。武汉是中国早期工业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是中国乃至亚洲穿透封建专制的黑暗，迎来现代民主与共和的第一道曙光的城市。
思想是无禁区可言的，只要尊重客观历史，不以成见定是非，不以成败论英雄，都可以实事求是作一番没有止境的探讨。
65.廓清什么是辛亥革命
首先让我们从定义上廓清什么是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发生在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第78个辛亥年的革命，当时的正规年号称谓应该是宣统三年，但是，由于汉族人对“满清”骨子里的不承认，一般都习惯以传统的天干地支指事，如甲午海战、戊戌变法等。武昌首义成功的10月11日黎元洪发布文告，改行黄帝历纪年，为“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创立民国是公历1911年，确定年号时，既不用辛亥年，也不用1911年，却改行的是黄帝纪元，为什么？这并非要恢复黄帝，而是要恢复自信。因为满族200多年的入侵，对汉民族来说自尊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以致非常沮丧。那么革命爆发成功了，新的中国诞生了，要恢复民族自信心了，就要告诉那些有的只一百多年历史的帝国主义列强，你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以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在这个时候为中国及世界提供了一个文化坐标，这种意义非同一般。（余秋雨语）
早在民国四年，中华书局就印行了日本人稻叶君山原著的《清朝全史》，此书弁言：“本年四月出版东瀛啧啧风行一时著者博采覃思阅十余岁之星霜撷数百种之载籍一旦杀青蔚成巨帙吾国清史尚在编纂亟为移译饷我学人……”该书下册第八十四章第三节“武汉之革命”，以500余字写的就是“辛亥革命”。西方史学家多把辛亥革命翻译成“1911年之革命”，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暨“1911年的大起义”。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可以跟武昌首义划等号，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就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这两个半月的事，或者界定到1911年12月1日停战协议签定。当然，革命究竟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并产生较长的余波——那就是广义的辛亥革命范畴了，也不是以“辛亥”一个年号可以界限的了。
武昌首义在辛亥革命（广义的）中的作用以及地位问题，以往的很多书都叙述得比较简略，还存在前后不尽相同的看法。
如上述《辞海》中“辛亥革命”具体事件的论述，从“1894年孙中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到“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解职”，而“武昌起义爆发”一笔带过，把它仅仅看作全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
陈启夫的《中华民国开国与武昌首义》开篇写道：“近年有人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从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开始写起，而追叙武昌首义非常简略，完全不提及‘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未免抹煞史实。”“台湾国史馆编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以民国纪元断代分为前篇与正篇，将武昌首义列入前篇之尾，而不列入正篇之首，不免割断了武昌首义与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前后紧接发展的密切联系，有了武昌首义的军政府，才继续发展为南京临时政府。由武昌首义到各省响应，经过八十三日的发展，始由各省代表联合会，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原拟设于武昌，故各省代表会于辛亥阴历十月初十至十三日在汉口集会，议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因汉阳失守与南京光复，乃改设临时政府于南京。如果仍照原议，设临时政府于武昌，则不会使人误解临时政府与武昌首义截然无关。如果南京临时政府仍用黄帝纪元，则武昌首义与南京政府成立，同在辛亥一年，前后密切相接，也不易发生割裂的误解了。”
陈启夫列举了四条理由，认为“以上各点史实看来，可证中华民国开国，实始于民国纪元前一年十月十日之武昌首义，而非始于民国元年元旦之南京临时政府”。说明史家们对许多历史问题是有争议的，也是可以求同存异的。海峡两岸辛亥革命的历史文献，都有对武昌首义不甚彰显的地方。
再谈谈辛亥革命的断代问题。
由皮明庥、张笃勤等编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本简志从1904年记事，是因为这一年科学补习所的成立。而1981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刘望龄编著）则从1905年开始，缘于这一年孙文到日本，“开始筹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辛亥革命的断代确有不同看法，起于何时，止于何时？有多种版本。一般的学术著作，都以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住所筹备成立作为辛亥革命史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