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就是命令，枪声就是动员。还是10月10日那个阴霾的夜晚，工程八营打响第一枪后，陆军测绘学堂学生正在上晚自习，党人代表方兴闻风而动，他越墙至工程营寻得两把开口指挥刀，一把自用，另一把递给李翊东。二人至各寝室，把刀往在桌上一拍，大声叫道，“今天是我汉人驱逐满人的日子，同学们赶快下楼站队，到楚望台拿枪，有不去的即行枪杀。”当时虽有响应，而躲在厕所和床下的同学也不少，到操场集合的不满百人，占到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二。于是方兴宣布，今晚口号是同心协力，如途中有人喊“同心”，我们就答“协力”。说毕与李翊东率众打开校门，向楚望台前进。恰好前两天全体同学换了青呢制服，服装整齐，加上左臂是一色的用白被单片做的袖章，列队出发闪亮登场，路人以为“这是孙文派来的革命党”。此时，工程八营熊秉坤带领的同志已占领楚望台，正感势单力薄，急需援军。陆军测绘学堂的学兵是赶来的第一支学生军，在响应发难的各路人马中人数占到第三位。熊秉坤和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击掌叫好，正当用人之际，尽管这支学生军疏于战阵，还是派他们去冲锋陷阵。一部分去协助攻打藩库铜币局和官钱局，一部分负责占领和守望中和门、通湘门、大东门一带，兼而掩护蛇山炮兵阵地。
第二支拍马赶来的是武昌陆军第三预备中学学生军。这是一所面向湖广的中级军校。贵州沿河县土家族青年席正铭1909年冬由贵州陆军小学堂升入该校。10月10日那夜，他们也在教室自习，忽听枪炮声，并有流弹射入营房。城内顿时火光冲天，一片混乱。席正铭立即召集20余同学紧急碰头，开始照原计划行动。这时，忠于清廷的马队对陆军第三预备中学采取镇压措施，用强火力重炮射击。学校为避免流弹伤亡，吹哨集合全体学生掩蔽。同学们在各寝室内握枪待命，有长发辫者立即剪去。天亮之后，席正铭等人枪上刺刀，率先向监督苑品正索取子弹。后全校数百同学整队奔向楚望台军械库，每人领取子弹约200发，暂充预备队。席正铭为总领队，下分三队。
这是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武昌城内还有许多新军没有参加起义。三十标第一营旗人最多，在管带郜翔宸的带领下负隅顽抗。他避实就虚顺街向东北来到蛇山脚下，攻击革命军蛇山炮兵阵地，以解都督府之危。从楚望台调去掩护炮兵的李鹏升部与之遭遇，将其击散。郜翔宸部在蛇山上躲起来，到下午快两点钟时，侦探回来报告，造反军人的首领都在咨议局开会。郜翔宸以为机会难得，和后队队官罗家炎、左队队官张正祥一起带队进攻咨议局。民军警卫司令官甘绩熙指挥卫队和学生军借围墙掩护奋勇还击。正在酣战时，以席正铭为首的陆军第三预备中学的学生军前来咨议局，正好碰上这场激战。结果是清军战败，翻过蛇山出忠孝门向东撤走。
湖北军政府鉴于汉口战况激烈，急于招兵买马。在起义第二天就布告招募。“湖北学生军”所成立的一标人马，标统是刘绳武，沔阳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标之下直属三个营，约一千三百人。第一营系矿业学堂和工业讲习所学生，管带田化龙是湖北将弁学堂毕业生（这个营所属的第四队是湖北童子军改编的）；第二营系商业学堂60多人再招中小学生组成，管带赵士龙是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毕业生；第三营系由在武昌所收十六七岁学生，管带余式谷是湖北陆军预备学堂肄业生。湖北学生军标本部设在武昌武普通学堂旧址，即后来的武昌体育场。学生军中，以陆军第三预备中学堂和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为主要骨干，担任队长、排长和教练者不乏其人。阳夏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官处中有陆军三中同学。
除了学生军，还有一支童子军，计有130余人。管带戴鸿炳、队长刘直轩，全队为十二棚。他们“以高等小学一二年级、年龄14岁以上、力能举枪、身体强壮者为合格”。其主要任务是派赴前线担任化装侦察，扮作乞丐或小贩，深入敌区或其近地探索敌情。如什么地方有敌军部队，属于步、马、枪、工、辎哪个兵种、敌军番号、调动及士兵动态均须了解。还协助查街、守城等，红楼都督府发生过火灾，童子军奋力扑救，抢出大量物品。南北议和告成，童子军被改编为湖北学生军第一营第四队。
学生军组成对于维持市面、保卫后方、支持前线起了很大的作用。武昌军政重要机关不少，警戒任务繁多。首先是稽查奸细，捉拿汉奸，守卫各财政机关要地，维持地方秩序，学生军工作卓有成效。“街市之上，几于道不拾遗。”据袁学彬回忆说：“当我队进驻藩库时，偌大藩库已空无一人，金银财宝和钱钞，其中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每箱五十个，共400箱，排得整整齐齐。龙洋、钞票、铜币不计其数。金晃晃银灿灿，真是使人眼花缭乱。”在学生军警卫和保护下无一丢失。民军由最初一个协扩充到八个协，经费开支全部由官钱局支付。枪支弹药，全部由汉阳兵工厂供给。对于学生军坚守武昌，黎元洪曾作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内守外攻，均关重要”。
10月28日，学生军奉命开往汉口前线，配合三十标改编的民军第四标，协同标统谢元恺作战。随后军政府调学生军200名赴汉阳作战，由张振武率领增援十里铺。学生军经过十八天奋战，阵亡者中知姓名的有章燮、季亮、詹蒙、王卓。汉阳即将陷落时，留日士官生萧钟英仍在武昌组织敢死队，渡江到汉阳铁厂码头登岸，遭受清军猛烈射击，全部牺牲。
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学生精英汇聚于学生军。据《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1月连续报道：中国学生敢死队由日本明治、高工、正则、成城、物理、铁道、士官、商船、早稻田、法大各校中国留学生共同组织而成。停战后多仍回原校肄业；中央敢死队，由北方军事学校学生为主，加以各省投效人员共同组织而成，抵汉即加入战斗，翌日始到武昌休息，然已伤亡不少；江南敢死队，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来鄂助战，在阳夏之战中牺牲多人……
南北停战，共和告成。战时军政府扩军太多，战后为减轻民众负担，大量裁减新兵，动员退伍，湖北学生军也无存在必要，全体复员。军政府对这批有战功的青年学生是负责任的，在黎元洪的主张下，创办各级军校。为考虑青年的前途，提出按年龄的大小，安排学生军到各军校继续深造，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新办有湖北军官学校、讲武堂、湖北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各一所，学生军就算安排完毕。
“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之大陆上。”（李书城《学生之竞争》）经过战火的考验，学生军中不少人成为后来的著名人物。如国民党高级将领张轸，是河南罗山人，武昌起义爆发时年17岁，在河南陆军小学读书。他和侄儿张燕祖长途跋涉前往武汉。在阳逻被前来支援武昌起义的江西李烈钧部扣押。因为这时冯国璋、段祺瑞率军也从这个方向来，李部认为从河南来的可能是清军侦探，已抓住杀了不少。张轸经过审讯没有被杀，终至进了学生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张轸后来为国民党十九兵团司令，率部在金口起义投诚。
还有一位是国民政府末任汉口市长晏勋甫，湖北汉川人，1910年在南京陆军第三中学就读，武昌首义时与部分同学返鄂参战。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炮科，旋升北京陆军大学第五期。1949年1月起任汉口市市长，5月在武汉起义。即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民革武汉市委主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病逝。1979年9月26日获得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晏勋甫为解放武汉献出了一份厚礼：1949年5月24日在汉口青年剧院把汉口市府所有材料和档案清册移交给新任市长吴德峰。吴德峰是湖北保康人，学生军中童子军的一员。武昌紫阳湖公园大门“紫阳公园”四字就是他的手笔。学生军中的佼佼者有不少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要员。
关于学生军在台湾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1989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辛亥革命老人涂德麟在台湾逝世》。涂德麟是湖北黄陂人，曾在汉口统一街帽店当过学徒，后入湖北陆军小学堂，17岁投笔从戎，武昌首义中参加了固守武昌长街藩库及官钱局的战斗。涂德麟终年95岁，据认为是当年学生军中最后一位辞世者。
61.相延迄今的同志会
武昌首义结束了，辛亥革命的余波继续，首义文化则传承百年，其中有个时兴时衰的精神家园，那就是辛亥首义同志会。像辛亥遗址的命运一样，尽管历经近百年的风摧雨蚀，这个组织依然留存今天。
参加武昌起义者及其后裔因为有着共同的经历，便有着几代人的情感联系，其早期的联系纽带就是曾经的辛亥首义同志会和后裔联励会。民国三十八年政权更替，这个组织成员分隔海峡两岸，曾经中断联系，近年又有了频繁交往，开始续写新篇，从而表现出对辛亥革命的共同认知。
2009年5月7日，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一行20余人在理事长向榕铮先生带领下，参访武昌红楼辛亥革命博物馆。几位原籍武汉的同志还操起了久违的汉腔，认为回家的感觉很好。向榕铮先生激动地说，终于来到了开启民主共和时代的民国立国之地，并承诺捐出两件辛亥革命文物及资料：其一为其父亲、辛亥志士向海潜获得的民国政府颁发的文虎勋章，其二为1946年刊印的《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名录》。此次同行的还有席正铭之子席少丹和钱江潮、王家瑞，武汉的辛亥志士熊秉坤之子熊辉、黄申芗之孙黄铉等也参加了会见活动。
早在1922年，湖北籍首义人员就成立了辛亥首义同志会，目的是：“皤皤壮士，舒豪气于一堂；点点鸿泥，留爪痕于异代。”及早探询，据事实记录辛亥史迹。当时登记会员有1644名。分别按地域武昌、汉口、汉阳、外地分册登记，同时又按首义人员所在单位，如：标、营或遗族分类造册。民国政府曾拨国币一千万元，作为补贴首义人员、团体事业或抚恤家属的费用。这个团体的宗旨就是联络会员感情、举办会员福利和社会事业。
湖北军政府民国元年曾明令，对八百多名登记在册的辛亥荣军从优抚恤。次年，黎元洪当众宣告要按年抚恤，“终其身”。可是这年12月他上调北京，年恤成了泡影。后北洋军阀“两段”先后督鄂，视荣军为异党喽啰，下令不准给恤，致使一些荣军沿门托钵哭泣于武昌三烈士碑前。1914年王占元督鄂，决定给恤三年，期满后经荣军恳求续恤二年，到1918年又绝了恤金。一些荣军相约去天津求救黎元洪，黎元洪菩萨心肠，备函王占元请其解决。此后曾议定筹备荣军工厂，未遂。荣军又赴天津，黎遂函请武汉慈善会给予救济，几经交涉，又一次性发给每人救济金四十串钱。1921年荣军推举何正方等到广州找孙中山请愿。孙令湖北组织辛亥荣军善后督办处，由萧耀南任督办。决定由湖北纱布丝麻四局发年恤七百元，不久减至三百元。到1928年政府又决定改每年由冬赈委员会募得的赈款中列支一部分，由157位伤残义军各得救济金十元。同年，政府又决定将首义公园交荣军管理，以门票、演出以及推销牙刷、图书等收入弥补生活。可是到了1936年，武昌市政处发给荣军四十至六十元的遣散费，收回了首义公园的经营权。抗战胜利后，荣军仍无定恤，继续靠社会募捐和组织义演等收入为生。
一个以人治为传统的社会就是这样，往往因人废事。如当时还有人提议，设立首义大学一所。几经首义同志奔走呼号，未获北洋政府采纳，其事遂寝。直到1929年才有人旧事重提，大家又奔走呼吁多方联系，终于筹集了10万元，公推李西屏负责筹备。抗日战争爆发，办事停顿，功亏一篑。抗战胜利后，又公推陈时、李西屏等四人为筹委，梁维亚为候补委员。决定先办一首义中学，再继办首义大学，因经费问题，两者皆无形搁浅了。
也有些事情在“好的同志”的努力下是办成了的。1922年，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复任总统。同年春，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特授吴兆麟为将军府将军和两湖巡阅使顾问。是时，章太炎在上海发起邀集辛亥首义同志和军政商各界代表，于8月齐集武昌商议成立“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理事会”，公举吴兆麟为理事会主任。从葛店迁至武汉的吴兆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他常出入于街巷、来往于百姓之中，了解到一些参与辛亥革命的致残士兵和烈士家属遗孤生活无着、漂泊困苦甚至流落街头。这位当年起义总指挥又感到自己责无旁贷，要为这些功臣谋些福利。吴兆麟首先从自身做起，带头将袁世凯政府发给他的退役金除去迁宅费用之外所剩的二万块银元悉数捐出，作为修建首义公园和为残废军人征集救济金之用。不长时间内，自愿捐款者络绎不绝，很快累积至数十万元。经过半年多努力，首义公园基本建成，于1923年春节正式对外开放。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双十节”在武昌阅马厂举行庆祝大会，到会者有辛亥首义同志五百余人。国泰民安，辛亥首义同志会进入恢复发展的好时机。1947年的“双十节”仍在登记会员，一份会员证上的文字显示：“辛亥首义同志会，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十日发放混成协马炮工辎骑字第12号朱德润居住证。”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人数究竟是多少，可以参照两则报道。一、2003年9月25日一批辛亥文物珍品亮相羊城大元帅府纪念馆。辛亥铁血首义博物馆沈汉生馆长在这里展出大量民国时候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纪念品，主要是带有十八星旗和五色旗的生活用品、装饰品等。尤为珍贵的是民国三十八辛亥革命同志会1875人会员登记原始名册。二、2009年5月14日第三个“中国文化遗产日”，“楚天鉴宝大会”上最后敲定7件藏品入围“民间宝物”，其中排名榜首的是《辛亥首义同志会整理委员会会员证底簿》，为民国三十八年4月28日造册登记，在册人员共900余人。两个数字谁更准确？考虑到武汉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此前若做过登记，是否有的人已撤离大陆，造成会员人数锐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