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战场先武昌，后汉口，隔江过河，逆时针方向转到了汉阳，一个镇也不拉下。
阳历10月一过，天气有些冷了，晴川历历汉阳树，落叶飘零。
清军夺得玉带门及长江几个渡口，把整个汉口占了。当时，黄兴像黎元洪一样手刃退兵数人，仍不能挽回颓势，不得已带领军队、枪械粮秣从硚口码头撤到汉阳。历时14天的汉口争夺战就这样以湖南人黄兴来作收场了。
汉口的失利使黄兴的声望大损。这不知是黄兴的第几次失败了，屡战屡败是他的命运，屡败屡战是他的精神。他毕竟是革命党人的领袖，也是能够打出的底牌。气可鼓不可泄，11月2日一般同志开会，居正提议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可以兼领湖北湖南两省，节制各军。这实际上是恢复分设两省前的湖广建制，跨省行事。并认为黄兴的资望足以号召全国。吴兆麟首先就表示反对，这样黎元洪的位子往哪搁？宋教仁说，你们不要争吧，江那边的火烧得那样地大，炮放得那样地凶，恐怕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岂不为敌人所笑。黄廑午此来是为奋勇杀贼而来，不是来争权位的。于是大家复议，推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各省军队，均归其节制调遣。
汤化龙提议，上次黎都督任命战时总司令，因为战事拖累，只是行文而未举行仪式，略显草率。现在大家都在武昌，请黎都督再举行一个仪式，将委任状亲手授予战时总司令，以示慎重。黎元洪对此当然满意，由自己设坛拜黄兴为将，我是主，他是次，军政府都督的位子就无人撼动。便趁热打铁说，战时总司令官虽有汉口失利，但责任不在他，他接手时汉口战事已是难以挽回。黎菩萨这话说得何等厚道，还说危难深重之际，克强能接受湖北父老重托实在是令人感佩。军政府应认真办好此事，请吴兆麟主持一切。
这次拜将设坛与10月17日军政府请黎元洪祭天登坛在同一个地方，但坛比上次要低而简陋，场面也不及上次隆重。拜将台的地点一说在后来的阅马厂喷水池处，不是现在立碑所在地。王振民在《参加独立将校决死团经过》一文中说，拜将台是“在鄂督府前阅马厂的土岗子上，用杉木搭起一座正方形的将台，四面遍插十八星军旗，中间悬挂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
解放后定名阅马场的拜将台历经百年，屡经兴废，由木质而石质，由粗陋而华丽。终像一柄剑，直指苍穹；亦像一根针，扎在武汉的穴位。这公元1911年的黄兴拜将台与公元前206年的韩信拜将台一水相连，一脉相承，其精神皆是“吾将取而代之”。最近的一次装修把拜将台移动较远，应该跟原咨议局大楼仍保持在一条中轴线上。辛亥首义铁血博物馆（筹）自命馆长沈汉生曾披露：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你知道红楼和拜将台之间的孙中山铜像不在中轴线上，而居偏右吗？这是为什么？它的左边应该还有一座铜像，那将是谁呢？谁能与之比肩？
这个秘密不是后来人谁都知道的，但阳夏之战的失败当不是秘密。
42.黄兴拜将与湘军来援
黄兴拜将成为阳夏保卫战的一次誓师和转折。
黄兴在汉口作为事实上的防军总司令抵抗北军四天四夜。虽然尽了最大努力，汉口还是失守了。许多同志“以克强在汉口巷战数日，纯持革命党资望号令各军，终有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感。故各军有不受命者，克强无法驭之。今势必守汉阳，又非克强不胜任，若督师无名，则危险实甚。”于是，黄兴的地位安置就成了民军面临的问题。黄兴由沪赴汉途中，曾在船上对同行的田桐等人说：“黎元洪本非革命党人，我到鄂后，必须取而代之，且称两湖大都督。”可见黄兴是希望从总体上全面领导武汉革命的。
11月1日，湖北军政府内部就黄兴的位置安排问题展开了讨论。黎元洪、汤化龙、胡瑞霖等人当然不希望黄兴高高在上。《新生月刊》曾有一文载：孙发绪曾对黎元洪等人说，“此事不难，驱黄出省可也。”黎曰：“今日才迎，怎好便驱？纵驱之，其如黄不去何？”孙曰：“可用阳尊阴逐之策，请都督仿汉高祖登台拜韩信的故事，于明日就都督府前坪（阅马厂）高搭将台，……拜授黄为战时总司令，请其率师北伐，并于汉阳设置战时总司令部，迨登台拜礼毕，即送黄渡江就职。这么一来，黄兴即被逐出于省垣了。尔后战争若利，则黄率师北上，自然离鄂日远。战事不利，则军法所在，纵不便持法相绳，黄亦无面见江东了。”黎重光在《回忆我父黎元洪二三事》一文中说：“都督府对黄兴应采取什么态度，大家曾进行商议。胡瑞霖出了一个主意，用汉高祖‘登坛拜将’的仪式，由都督请黄兴任总司令，大家都同意。”（《辛亥革命回忆录》）
关于登坛拜将情形，胡鄂公在《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中记载最详：11月3日上午，“雨霁风清，朝阳光辉。”在早上6时以前台“已筑成，高可一丈，纵横约四丈余，坛上置一案，战时总司令之印信、令旗、令箭咸在其上，坛后立二柱，扩张长方白布一方，上书战时总司令五字，坛之四角，树立军旗，威严整肃，得未曾有。步兵约一标之众，已先集阅马厂四周，各军官长，均已到场。约少时许，军乐队亦至，文武威集。有顷，都督与黄兴并辔由都督府出，一时军乐队大作。各长官各队伍均举刀举枪致敬。都督及黄兴升坛后，乐止”。
“本都督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及全国军界袍泽，特拜黄君兴为战时总司令，于本日此时就职，率我军民推倒满清恶劣专制政府，光复汉族，建立良善真正共和，共谋人民福利。我将士皆当诚心悦服，听其指挥，群策群力，驱除鞑虏，以卫国家。中华民国幸甚，同胞幸甚。”天阴沉着，武昌阅马厂旗旌猎猎，鼓乐阵阵。黎都督的口音早已不是黄陂腔，使宣读更显隆重：“中华民国军政府委任状，兹任命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官，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黎，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三日。”身着黄呢将军服的黄兴登坛站在“战时总司令黄”大旗下，接过黎都督授予的委任状、战时总司令印、令箭，不胜恭谨之至，这是他空前绝后的一次，为万众瞩目、历史铭记。
迎着初冬的寒风，黄兴慷慨陈词：“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无知虏廷仍未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敌，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清军，然后北进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天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我为战时总司令，责任重大，实难负荷。但大敌当前，不敢不勉。因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艰苦奋斗为己任，兄弟愿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恢复神州，虽捐躯献身，均所不惜。”
作为仅次于孙文的革命领袖，黄兴到汉后任职民军领袖是有资格的。台湾《革命思想月刊》曾登文章：“黄兴以同盟会实际之副领袖身份，且以黄花岗之役英雄之盛誉，赴汉督战，无论人、地，本极相宜，盖一则黄兴与两湖革命党人有历史渊源，新军将士均仰慕其威名，二则黄兴与各省均有联络，易于促进响应，三则黄兴与海外及日本志士早有接洽，且有日人萱野长知等莅汉助战。”另外，据与他并肩作战的李书城讲：“黄先生在日本代理同盟会总理时，中日陆军留学生的人员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五十七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黄兴将他们组织成丈夫团。“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较高的威信。”
这次登坛拜将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了黎元洪权力的集中扩大。“汉阳失守，黄兴即无权指挥军队，当时如果多数同志反对委任，就不会是由黎委任的。后来黄兴离鄂，都与此事有关。”另一方面也加强黄兴的军事指挥权威，便于同心协力“驱除鞑虏”，“建立良善真正共和，共谋人民福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振奋士气的作用，“这时，黄氏声望，如日月冲天。”“颇有汉初‘韩信拜将，一军皆惊’之慨”。（《黄兴传记资料》）
黄兴被黎元洪抬举到这个份上，武昌是不能停留了，当晚即与总参谋长李书城等同赴汉阳，先在城北伯牙台设总司令部，这里离前沿太近，时常有敌方炮弹射至院内（也可能那里太荒疏，连吃饭都是问题），次晨移往西门外昭忠祠，并设总粮台于归元寺。手中兵力只有蒋肇鉴的步兵第一协，原协统宋锡全带队去湖南后，留在汉阳的仅剩一营人。
就在清廷电令荫昌“收复武汉”并调兵赴信阳的10月最后一天，黄兴设总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之际，新创刊的《中华民国公报》托名发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布告，号召各省同心戮力直捣黄龙府；并开出赏格“如能取得瑞澂荫昌以及张彪首级来献者赏银一万两”，这显然是一种攻心战。随后的11月2日至15日均无剧烈战事。这时的朝廷，已下罪己诏以缓解民意，在各地纷纷闹独立的情势下，对湖北尤其重视，先钦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回京组织内阁，清廷又在一周内先后改命魏光焘、王士珍、段祺瑞、段芝贵暂代或署理湖广总督，显得有点手忙脚乱。据当时张贴在汉口街头的布告，冯国璋被标以“湖广总督”。袁世凯赴京前在孝感收到刘承恩送来的黎元洪亲笔信，立即给冯国璋发电报约束他行动，同时给海军统制萨镇冰发电文：“黎元洪有就抚之意，前请舰队攻击之事，姑缓谋之。”战场故暂时沉寂下来。
双方都在休整，像两头猛兽在喘息，舔舐伤口；同时也调兵遣将，以备再战。
湘军第一协统王隆中率部一标从湘江、洞庭湖、长江一线水路开来，先头部队11月3日抵达武昌。这是一场及时雨，也是一支生力军。“湘军士兵都不过三十岁左右，军容甚壮。每人都有一支长枪，装有刺刀，身上还背上一把大刀，大刀都有红布裹缠。每个人都以黑布缠头，足登草鞋；这种草鞋系由布条和草绳编织而成，经久耐穿，听说都是士兵们自己编织的。”（沈铸东语）据将校决死团王振民回忆：湘军的装备，都是穿对襟的中式号褂，头上打黄布或蓝布的包头，赤脚穿草鞋打裹腿，其形象颇似旧剧“铁公鸡”戏内人物的打扮。但每个战士都是精神奋发，雄赳赳，气昂昂，没有三十岁以上的人……个个都生龙活虎。武昌人民看见来了这多的队伍，个个头扎英雄结，青绉纱裹头，身着蓝色新军制服，看上去就像戏中的黄天霸或武松，大有“还我汉家衣冠”之意，甚是好奇。全城军民兴高采烈，意气洋洋。
黄兴召开军事会议，规定各部防御区域。以步兵第六协驻扎七里庙，以第十标驻扎归元寺附近，作为预备队。湘军第一协统王隆中率一标往汉阳十里铺驻防。随后湘军第四协统甘兴典亦带兵来援，军政府立即给他们发枪支弹药，派驻汉阳西门外。这是抗战之前的第一次“保卫大武汉”热潮，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分两批到达武昌，新洲仓埠人徐源泉也在其中，充当志愿者。日本浪人大元、后来的名将程潜也来军中任前线参谋。清军方面，汉口兵力还有一万多人，增援部队约五千人陆续到了黄陂祁家湾，又有步队约一标由信阳南下不日抵达汉口。
据《武汉战纪初稿》载，11月2日情报：“据探报，袁总督带大部队伍于明早上午十时到孝感。又探悉，敌军驻汉口之地点，一、贫民工厂；二、观音阁；三、满春茶园；四、硚口；五、签捐局；六、张美之巷；七、水塔前；八、刘家花园；九、大智门；十、玉成公司；十一、老打球场；十二、火车站；十三、跑马场。另派有一支队经蔡甸续行南进，并在汉采办番布及架桥材料，为渡襄河进攻汉阳之准备。”冯国璋既然把主力投入西路，那么汉口的兵力必定空虚，这不正是反攻汉口的绝好时机吗？知己知彼之后，黄兴那颗好胜的心开始跃跃欲试。
十里铺离司令部昭忠祠不太远，黄总司令前来视察时，王隆中表示湘军第一协全体将士积极要求参战，进攻汉口。他说，我们在长沙听说湖北以一个省的力量和满清朝廷抗争，就努力请战要来湖北。那时长沙正在扩兵，许多目兵被提拔为军官。哪个士兵不想当官？这可是做梦都想的，可是宁可不当官也要来湖北打满清。他还念了一段焦达峰宣读的援鄂檄文，“灭此朝食，与诸君同为黄龙之饮；建兹民国，俾万邦共睹赤日之光。”看到来自家乡的湘军士气旺盛，黄兴也有点情绪膨胀了：有两湖人的这种精神，还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实现同盟会的主张？听说湖南来了两协援军，防守汉阳的士兵大为兴奋，也以为转败为胜的时机到了。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黄兴缺乏应有的清醒。他认为：满清方面在武汉地区投入的兵力有第四镇、第二镇和第六镇各一个混成协，共3万多人；其中在汉口刘家庙至硚口一线的有万人以上。上关、花楼、赫山对岸，均构有地堡；沿江设有炮位，冯国璋的司令部设在汉口大智门。他们装备精良，受过长期训练，军事素质好，无疑占有优势；但就全国来说，已经有许多省份响应武昌起义，满清朝廷陷入四面楚歌，军队士气已经十分低落。革命军在汉阳的兵力有鄂军第一协蒋肇鉴的一千余人、第四协张廷辅二千多人、第五协熊秉坤二千六百余人、第四标胡效骞一千二百余人，加上炮队、工程队约一万余人，再加上新来援的湘军，总数在二万人左右。不足的是装备较差，新招来的士兵占六七成，没有进行正规训练，惟有突出优点就是士气高昂。好在民军控制了江面，渡江船只都在武昌、汉阳，补给也比较容易得到保证。在武汉三镇，汉阳地势最高，龟山的火炮可以控制整个武汉。若在用兵上指挥得当，保卫汉阳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军政府军务部和参谋部的同仁不是不知道，湖北方面以为王隆中湘军第一协有四五千人，实际只有一千七百多人，武器也只有步枪。本来有几挺重机关枪，却因行程匆忙，留在长沙没有带来。甘兴典率领的湘军第二协由巡防营改编而成，绝大多数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蛋子，几无战斗力，连王隆中也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
副参谋长吴兆麟表态说，我们仅凭现在的力量还不能进攻汉口，敌人虽然没有增加新的军队，但是在大炮等兵器上还有所加强。我们若进攻汉口，即或打下来也难守住，哪里谈得到北上幽燕？蔡济民说：现在各省响应武昌，对满清朝廷宣布独立的省份日益增多，全国局势对满清朝廷更是不利；见湖北危急将派兵援鄂的不在少数。我们不急于打汉口，大家集中精力保汉阳，静观事态变化而待援，汉口迟早是我们的。被任命为龟山炮兵指挥的程潜认为，“最好是利用长江天堑和各省响应的声威，作防御中的攻守准备，使敌人不敢越襄河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