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炮队如此地举足轻重。据时在南湖炮队任队官的张文鼎回忆，就在邓玉麟、李作栋奔走联络的时候，汉口的同志也派人到炮队来了。派来的这个人叫汪性唐，时间是10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由于昨夜刚下过大雨，地上积满泥水，部队当时正在整理内务，打扫马场。这时千家街汪恒春药店的少老板汪秉权来找，把他拉到无人处悄悄地说，汉口有人来了，在我店里。他要见姜（明经）管带，可卫兵不准进营。来人说了，见不到姜管带，能见张管带也是一样。于是张文鼎去汪恒春药店得到了汪性唐传达的起义命令。“10月10日下午邓玉麟偕李作栋雇小舟自一码头经鹦鹉洲渡江，在白沙洲登岸，赶至炮八标，就在马棚中与同志商定：塘角火起，一致出动。
“午后八时，闻十字街火起，知有变。越半句钟，炮队围墙外放枪两响。”（《炮队武昌起义及阳夏战斗记略》）长虹桥上的枪声传进营房，邓玉麟乘排长惊慌时到南营门开枪传号。正在换衣服的沔阳人蔡汉卿赤膊跑出来招呼同志们集合。队官柳百顺出来阻止，蔡汉卿上去猛地一脚踢在他肚子上，柳百顺后退几步倒在地上，其他官佐见状纷纷躲避。孟发臣、蔡汉卿与应声而来的王鹤年、陈天寅、刘天元等20多人，有的将炮拉出来，有的打开军械库取来炮弹，随即攻击炮队队部。蔡汉卿、王鹤年首先炮击右队，接着又向一营开炮，革命同志冲破长官约束纷纷跑出来。炮八标管带卓占标、杨起凤逃走，管带姜明经和队官张文鼎、蔡德懋、尚安邦、柳百顺等随军反正。全标起义，携大炮12尊整队向中和门进发。“沿途炮车转动，轧轧有声。”经过马标时开了三炮，引起马标混乱，官长抛下一切逃命，马标同志参加起义。这时，马明熙、金兆龙、邝汉卿、张鹏程赶来迎接炮队，徐万年指挥全标入城，占据中和门城楼及蛇山阵地，架起大炮向督署轰击。但黑灯瞎火中，根本不能确定目标。
四十一标只有第三营在武昌左旗，起义发动后，黎元洪以开会的名义拘禁部下。阙龙、郑继周、王世龙等看走营门不行，就翻墙跑到楚望台。这时的楚望台兵强马壮，吴兆麟先后派人一波一波地攻打督署。伍正林带两个排刚到紫阳湖西南的津水闸，就遭到保安门城墙上的武装消防队居高临下的射击。邝名功带的两个排在紫阳桥被清军的强大火力压制伤亡很大，只能退到桥南的工程营。蔡济民继邝名功之后去攻打督署，从皇殿后面直扑王府口大街的西口。把守紫阳桥的清军撤到大朝街与王府口交汇处，起义军的步枪显然无力抵抗机关枪的猛烈扫射，不得不退却。
这样相持许久，三十标张鹏程进攻大朝街，也遭到清军机枪猛烈扫射，仍难突破防线。张鹏程与蔡济民决定在王府口西口放火，选定一家民房，那家房主竟然出来亲手点火。阙龙喊道：叫老百姓马上搬开东西，我们要放火，你们同意不同意？王府口一带的铺户和居民同声答应：好啊，好啊！霎时火光烛天。王世龙携洋油、柴禾，爬上钟鼓楼亭放火，照亮督署前旗杆，让炮队得以瞄准目标。纪鸿钧忙取煤油，“冒火线冲入署内，纵火烧门屋以延大堂。”刚到蛇山上扎稳的炮八标，连同中和门上总共16门大炮有了目标，就向八镇司令部和督署之间猛烈开炮。
武昌城东西五里、南北六里，近乎正方形。由黄鹤楼头至蛇山东端，横亘长约四里，把武昌城南北隔开。山前较山后广阔，山前东南为城内各标营所在地，西南则为督署、镇司令官所在地。由南楼抵望山门，长街直贯其中，督署右后则偏隘，民房密集，非用兵之地。东辕门出长街，南倚望山门，北至水陆街，即督署后院对角。再北为大都司巷，第八镇司令部设于巷内。据此地形，督署和镇司令部偏处西南一隅，必以重兵防守。一旦炮火猛轰，步兵齐攻，必将立即粉碎，稳操胜券。
炮是“军中之胆”，有了炮火支援，民军士气大振，以步枪为主的他们跟拥有机关枪的清军才有拼死一搏的可能，这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那个赤膊上阵的炮八标正目蔡汉卿，当晚在蛇山上开了三炮，第一炮和第二炮都偏离目标，第三炮击中督署，给其致命一击。一说张文鼎在蛇山指挥放炮，令各炮用二千四百米达表尺开始试射，后炮队试射取得督署二千二百米达、八镇司令部二千米达为准确距离后，再用排炮向这两处目标反复轰击。督署的钟楼炸毁了，八镇的马房烧毁了。炮声撕破夜幕，使所有侧耳倾听的人们如闻春雷。
城内城外清军大部相继响应。右旗的二十九标第三营杜武库、杨选青率部冲出营门，连第一营管带何锡藩也被迫反正；三十标第二、三营徐达明、吴醒汉带队响应；该标第一营管带郜翔宸带着百余名旗兵逃走，其余人都参加了起义队伍。左旗的三十一标党人黄元吉、赵士龙等纠合约数十人，第四十一标阙龙、岳绳武等约四百人不顾黎元洪阻挠发难……南湖第三十二标、马队第八标和城北恺字营第二十一混成协的三支队伍：辎重十一营、工程队、炮队都在党人代表的率领下起义进城。
天就要亮了，此时的起义大军已汇成大潮，诚可谓“革命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有人认为，所谓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被推翻这种说法，应该说成“枪炮声”才算准确完整，才算符合当时情况。武昌起义的成功，掌握德国克虏伯炮的炮八标居功至伟，不可磨灭。炮八标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他们早就成立了“忠汉团”，认为军人理应忠于汉族，不应为清廷效命。团长为陈国桢，有百余名团员，后来大部分并于共进会。炮八标当时全标留驻武昌，共有士兵800名，是起义各部中人数最多、建制最完整的部队，它成建制的全标起义大大改变了武昌城内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故熊秉坤有言，“我革命军自炮队进城之后，不独士气为之一振，即武昌完全独立亦由此隆隆炮声有以促成之也。”
“汉军起义立志将仇报，里应外合都有我同胞。长枪大炮早已准备好，楚望台上军旗迎风飘。”唱着这首以大悟民歌填词的军歌，炮八标铿锵行进，大显神威。如同熊秉坤被称为“熊一枪”一样，蔡汉卿在军中亦被称为“蔡一炮”，他后来升任鄂军第四镇统制，是响当当的英雄。据其孙子介绍，他只认死理，只要推翻了满清，由汉人执政便行，黎元洪是汉人并是革命党人推举出来的，便应拥护。如果去掉黎元洪将造成新的混乱，故各方面对黎的反对他都不赞成。蔡汉卿1916年离开政界。现在，蒲圻赤壁仍在的翼江亭，即是他1932年出资所建。其孙女蔡琴是台湾著名歌星。
首义之初，无论是指挥者熊秉坤和吴兆麟，还是战斗员蔡济民和蔡汉卿，这些“草根”在革命大势的推动下，都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气，采取了英明的举措：一是抢占军械库，二是向督署进攻，三是调动大炮向瑞澂所在的反动营垒轰击。此外还有四十一标三营的胡廷佐、左国栋受蔡济民指派向北占领大朝街、铜元街交汇处的官钱局，沿铜元街向花堤前进到平湖门，占领善后局以及电报局等重要机关。分兵击破，各路报捷。藩司连甲缒城而逃，队官旗人崇光被当场击毙。
“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如果说人生最关键的只有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会影响终生。那么，走向共和的这最初几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小人物迈出了大步伐。革命党人惊天地、泣鬼神的勇敢和智慧值得举世崇敬，并令人永久回味。
孙文钦定的“第一枪”
既然熊秉坤本人都否定是自己打响第一枪，为什么这个问题还争议了几十年呢？
其实这个问题最初是由孙文抛出来的。1913年，孙文的“二次革命”失败，遭袁世凯通缉而避走东京。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筑地精养轩成立，孙文自任总理，提出了三条建党方针。其中第一条就是：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绝对服从党魁命令。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写入党誓言，并向孙文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一有着浓厚专制色彩的党章，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黄兴等老同盟会员的指责和抵制，有的与孙文分道扬镳，当然也有不少人“景而从之”。因反袁失败而来到日本的熊秉坤便是对着孙文作了入党宣誓的。大概在此前后的一天，孙总理在其寓所向众人介绍熊秉坤：这就是武昌起义打第一枪的吾党革命同志熊秉坤。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当日专刊发刊词中写道：“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还在广州黄埔军校讲话中曾谓：“今日何日，乃吾党同志熊秉坤在武昌发难之日也。”后在《孙文学说》中又写了“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语，便使“熊一枪”之说广为流传。
武昌首义时孙文并不在现场，他何以知道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肯定是听别人介绍的。其实这个说法并不错，熊秉坤是工程八营的党代表，也是个正目，不管那第一枪是否为他所打，他都有领导和指挥之功。有人认为，武昌首义可以少了打第一枪的程正瀛，但绝不能少了使枪响起来的熊秉坤。何况中国的习惯说法由来已久，如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秦始皇、隋炀帝何曾动过一锹一土，但人们仍照说不误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从大处着眼，从宏观上说，熊秉坤是“熊一枪”断无问题，其实听者也知道这句话背后的含意。
问题出在孙文话里的“我党”“吾党”上。且看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时在台湾的岑伟生发表过的一篇感想：“我于一九一三年癸丑讨袁失败亡命日本，与熊秉坤君同住东京九段坂下辰实馆，彼此共一房间四月之久。穷蹙之下，每每一支香烟截成两半，各吸半段，吞吐成雾，大有乐趣，因之无话不谈。熊之亡命穷蹙，孙中山先生并未加以重视，还是黄克强先生念其为首义军人，给以安慰，送以日钞50元，熊喜形于色。后熊与我由田桐介绍同去灵南坂孙先生寓所填写中华革命党誓约。尚不能直接见孙先生，及至1916年广东成立大元帅府，仍是待熊冷淡。谈到首先开枪问题，熊君谓听闻外边嘈吼有枪声，就即开枪，亦顾不得谁是第一枪。谈话间从未有第一枪自认。斯时亡命日本之革命党人鄂省军籍颇多，亦都认为熊君起义趁先开枪者，不一定是首先放第一枪，因相传开始放第一枪者被其长官当场击毙，至今无人与熊君对质。熊君因孙中山先生作革命自述认其为武昌起义之第一枪，亦遂坦然自承而不避。然孙先生何以认熊君为武昌起义之第一枪？则因孙黄闹分裂后，有人指责武昌起义不是孙先生所策动，甚至说孙先生播越海外，根本未过问湖北省。孙先生为杜悠悠之口，而以熊君填了中华革命党誓约，依附在身边，所以作革命自叙就认定熊君于武昌首义开第一枪，表明武昌发难是由其策动，人证确凿，非浮说所能抹煞。熊君因孙先生认定为第一枪，他人遂莫敢訾议，只有背后听奚落。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疑问，我特据实纪述，留待编史者参考。”
这位岑先生可能道出了真情。然而孙文后来是举国敬重的“国父”，一言九鼎，“熊一枪”遂成“定论”。虽有知情者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加之程正瀛和金兆龙后来都被认为是“背叛革命”，没有善终（一个沉江一个抑郁而死），不像熊秉坤那样再立新功，故谁也不会成全逝者，而乐得把功劳算在熊秉坤身上。对此熊秉坤曾辩解说：“我不是为自己争，而是为孙先生争！”熊秉坤因领导发动首义有功，由正目（班长）升任第五协统领。1913年袁世凯给熊秉坤授以勋五位时说，“时逢逐鹿，难每发于一夫；势等连鸡，功莫先于首义。”1914年熊秉坤在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旋返鄂组织讨袁军，孙文委他以鄂中司令。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他被委任参军。1930年一度任武昌市长。1931年调任南京军事参议，直到1946年退役。解放后熊秉坤曾任省政协常委、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参事室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去世。作为社会名人，也由于社会原因，熊秉坤写过和口述过不少回忆文章，不仅“为孙先生争”是自己打响了第一枪，还否定了自己早年多次肯定是程正瀛打响第一枪的事实。
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处什么时代说什么话，这是我们不必苛求于前人的。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熊秉坤还是程正瀛，他们在武昌起义中以无名之辈而成就伟业，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