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战车
1980年陕西省临潼始皇陵出土2辆大型彩绘铜马车，其中1号车是当时的典型驷马战车。车长2．26米，双轮，横长方形车舆，后面辟门，拦板上绘饰卷云纹。御官俑站立在车中，昂首挺胸，两臂平举，头戴鹘冠身穿双层长襦，腰带上佩剑，手中紧握辔绳。车上配备了各种兵器，车舆前阑左侧斜置一件铜弩，承弩的铜质“承弓器”焊在舆前下部。筒形器焊在车舆左侧前部。车舆前阑内有一较大的矢簸，两个盛箭器内分别装着66支箭。车舆右侧拦板前有一块山字形铜板，拦板与铜板间插一面双弧亚腰形铜盾，弩、箭是为车左的射手准备，盾为车右的格斗士准备。这辆驷马战车通体彩绘，两轮牙的内侧与左右车厢两侧涂乳白色地，绘红、绿、黑、紫彩几何纹。御官俑外襦为绿色，内层襦粉红色，冠带，领口内为白色，四马整体饰白色，使战车显得更加威严。
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它以气势雄伟的军阵展示在世人眼前。秦始皇兵马俑坑共有4座，除1座是空坑外，其余3座兵马俑坑内设木质结构，里面葬大量的兵马俑。1号俑坑东西长210米，南北宽60米，总面积约12600平方米。从已发掘的2000多平方米坑内出土陶俑1087个，战车8乘，马32匹，前面横排3列210名弓弩手，后面纵列38队步兵，间杂驷战车，左右两队和后排面朝外，是严密警戒的弓弩手。这是一队有锋有后，有中军有侧翼的步兵战车混合编制的威严阵容。正如古代兵书记载，“长弩在前，括戈在后”，“弓弩为表，戟盾为里”。
2号俑坑在1号俑坑东北侧，平面呈曲尺形，约有6000平方米的面积，未作全面发掘，估计有89辆驷马战车，116匹乘骑马，900多名武士俑。2号俑坑车后排列步兵，坑北前端是步兵，中间隔三列战车，后面为12列骑兵，像是一个以车兵为主，骑步兵为辅的军阵。3号坑约520平方米，平面呈凹字形，中问是一辆精致彩绘木质战车，左右为持受向内的陶俑。或认为3号俑坑可能是1号、2号俑坑的指挥部。
兵马俑坑内出土的陶俑，一般高1．75米-1.9米，比真人高大些，有的俑有辫发，有的戴冠；有的俑披铠甲，有的着战袍；有的俑持弓弩，有的俑持矛、戈、殳、剑；各依军阵布局，站立蹲踞；有的俑宽额广颐，血气方刚；有的俑修眉细目，稚气未退。陶俑的表情丰富，气势威慑。
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持握的多是青铜兵器，这些兵器有安装长柄的戈、矛、铍、戟、受等兵器；有适于格斗的青铜剑，双刃弯刀；还有远射兵器弓弩、箭镞，装箭的箭等。这些兵器尽管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但出土时仍然洁亮如新。墓中出土的1件青铜剑全长90厘米，锋刃尖利，刚出土时经过试验，一次可以划透十几张纸。箭链多数是呈三棱锥形，这种箭镞射程远，穿透力强，具有较强的杀伤力。墓中的陶俑身披铠甲，威武雄壮，铠甲用泥条泥片仿制，形象逼真，不同的兵种士卒，穿着不同的铠甲。骑兵穿无披膊的短身铠甲，车兵和步卒穿长身带披膊的铠甲，御手穿的铠甲身较长，有较高的护领和手甲，这些不同的我铠甲，代表着不同士卒兵种在实战中的需要。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对我们了解当时车战场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从俑坑中出土的大量战车和陶俑来看，战国时期，步骑兵已成为当时军队的主力，但战车并未退出战争舞台。在秦代的军阵中，仍是驷马战车和骑兵、步兵混合编队。步兵中的弩弓手组成了单独的队阵，是这一时代出现的作战新阵容。
马镫源流
历史进入西汉时期，军队的编制虽然包括战车兵、骑兵和步兵等兵种，但骑兵已成长为军队的主力。
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具有一定数量且成队列的骑兵形象，时代最早的资料还要属秦始皇陵侧陶俑坑出土的和真人大小相差无几的陶骑兵和陶马。骑兵队列主要出土于2号俑坑之中，该坑大约放置有116件骑兵俑，在发掘中出土的32件骑兵俑各高约1．8米。
这些骑兵俑站立在战马的左前侧，他们左手牵马，右手拿着战斗的兵器，陶俑出土时手中的兵器多已失落，只是有的骑兵俑的身边遗有残铜剑、铜弩机和残朽的木弓。骑兵俑头戴赭色的巾帻，用带系在颌下身披铠甲，长仅到腰部，并且没有披膊，脚上着靴他们的这身装束是为了便于在马上格斗的缘故。在2号坑中同时还试掘出土了29匹陶战马，陶马高约1．72米，剪鬃，长尾梳成辫形，马背铺鞯，鞯上放有鞍垫，鞍垫的中间微凹，饰有红、白、赭、蓝四种颜色，并且有排列整齐的小圆钉，周缘缀有垂缨和短带，肚带放在鞍垫下缘的中部，勒过马腹后用带扣在左侧，使鞍垫固定在马背上。然后在鞍垫后放置鞘带套结马臀，以使鞍垫牢固。陶马上套有衔，马衔是铜质品制造，衔端装有“S”形的铜镰。辔和缰绳都佩有青铜饰件。
从陶俑坑出土模拟各兵种的兵马俑数量和排列位置看，这时的军队还是以战车兵和步兵为主力，骑兵的数量还不多，马具的装备也不够完善。
陕西成阳杨家湾4号汉墓的俑群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西汉初年骑兵军阵的资料。在这一俑群中，埋有兵车的坑位居中，说明当时仍旧沿袭着传统的军制，把兵车放在主要的位置上。在该墓俑坑中的骑兵俑虽然不多，但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是集中排列，自成方阵；第二是骑兵的比例不太大；第三是骑兵中大量是不披铠甲的，披铠甲的只占总数的8％左右；第四是马具仅头有髻，胸有靴，尾有鞴，背置鞯，没有马鞍，更没有马镫，马上的骑士，穿的和步兵一样的麻鞋，似乎没有专为骑兵踩橙的靴子。上述特点，清楚地勾勒出了当时骑兵已是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兵种，一般不着甲和有不够完善的马具，说明当时处于开始发展的阶段。
马具的完善是骑兵战斗胜利的保证，要想控制战马必须有马鞍和马镫。真正的高马鞍的图像目前所知的考古资料，是出现于西汉晚期。在河北定县出土能1件错金银铜车饰的图案中，有一个弯弓回射的骑士，他的战马上装备的已是马鞍。迟到东汉的考古资料，例如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铸骑士俑，可以看出马鞍的制作已经相当精致。马镫的出现比马鞍晚若干年代。
最早的马镫雏形发现于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中出土的陶马上，只在鞍的左侧靠前鞍桥处垂有一个三角状的镫，看来它是为了骑士迅速上马时镫踏用的，骑上马以后就不再使用了。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马镫是河南安阳孝民屯154号墓中出土的1只。
马镫挂在马鞍的左前方，马镫的上部是长柄，长柄的上端有横穿，下端为扁圆形的橙环。
这是一座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的墓葬，墓中还出土了一整套鎏金铜马具，包括前鞍桥、后鞍桥、当卢和髫饰，镳和衔、胸带、鞲带等饰物。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出土的1副马镫比孝民屯出土的马镫年代稍晚些，墓里发现了一套马具，有鞍桥、衔镰、辔鎏饰、胸带和鞴带饰件。马镫为木芯外包皮革，表面涂漆，饰朱绘云纹图案，长柄，上端有横穿，下部为近似三角形的橙环，环壁内宽外窄，横截面呈梯形，镫芯由藤条合成，环的上端有一个三角形术楔。马镜从单只到双只的发展，证实马镫在实际应用中的变革，只有使用双镫，骑士在马上才能够得到稳固的依托，有效地控制战马。双镫的出现促进了以后骑兵的成长。同时在今吉林集安地区的高句丽族也已受到中原马具的影响，使用了马镫。例如在吉林集安万宝汀78号基出土了二副马镫，木芯外包鎏金铜皮，包裹时先在木镫的内侧镶窄条的鎏金铜片，用细长的小铜钉固定，踏足部分由里向外加五颗夔金铜铆钉，再在两面夹镶镫形的鎏金铜片，在里沿和外沿分别用小钉加固，其边缘稍折向侧面，裹住侧面窄条铜片，柄的上部有横穿，下部环呈横椭圆形。在吉林集安七星山96号墓出土的另1副马橙，木芯外包镫金铜皮，用细长的铆钉加固，铆钉的长短与马镫的厚薄相宜，镫柄上端有一横穿，横穿的内侧残留着干朽的皮条，皮条可能是穿系于马鞍上的。到十六国时期，马具更加完备了。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冯素弗死于太平七年（415年)出土的1副马镫，桑木芯外包夔金铜片。制法是用断面作截顶三角形的木条，顶尖向外揉成圆三角形的镫身，两端上合为镫柄，分叉处填三角形木楔，使踏足承重而不致变形。柄的上端有横穿，镫环的内面钉薄铁片，上面涂黑漆。镫体与金属包片均有残损。袁台子墓、冯素弗墓、万宝汀78号墓、七星山96号墓出土的马镫都是双镫，这些马镫都是用藤木等材料为芯，外面包铜、铁和皮革等，制作精细。吉林吉安禹山下41号墓中发现的1副马镫，木芯外裹铁皮，现存的铁皮侧有一凸起的钉痕，在马镫的内外侧面的夹隙处镶嵌顺势弯转的窄长铁片，镫柄的上端有横穿，在踏足的部位从里侧钉上6枚厚实的方帽小钉。制作上更趋细致。
此后，马镫继续有所改进，宁夏固原北魏墓出土的1副铁马镫，柄端为长方形，上有一方形孔，其下为镫柄，镫柄较短，再下是椭圆形的镫环。这副铁马镫锈损严重，但还能看出柄顶带穿孔的部分宽于炳。
环的底部比两侧要宽，马镫柄端用来穿孔的部位加宽以便使穿孔加大，能用较粗的皮条栓系，起到结实牢固的作用。镫环底部平直加宽能使骑士的足部与镫环底的接触面增多，起到舒适、稳定的效果。固原北魏墓出土的这副马镫较前期发现的马镫在制作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骑士能够依靠脚下所踏的马镫保持身体的平衡和稳固。至此骑兵马具的发展，已达到颇为完备的阶段，从而更使骑兵能顺利驾拾战马在疆场上奋力拼杀征战。
扬威漠北
汉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为了保卫国家机器，军队的规模不断壮大，装备的兵器日趋精锐。在军队的构成方面，战车兵的地位日益下降，先秦时期大量使用的单辕双轮驷马战车，在汉代逐渐从战场上消失。骑兵的地位上升，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兵器装备自然随军种的变化而变化，过去适应车战而形成的兵器组合已不适应实战的需要，适合步兵、骑兵的兵器组合应运而生，汉代的骑兵取代了战车兵，成为军队中的主力。
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出现在中国古代军队中，大约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在古代文献记载的中原地区最早组建骑兵的实例是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目的是对付“三胡”，即东胡、林胡、楼烦。
“三胡”是我国北部地区靠游牧为生的部族，善于驰马射箭。赵国原来的主力部队，是四匹马驾驶的双轮战车，笨重的战车无法追及轻捷的骑士，处处被动挨打。
为了争取主动，赵武灵王不得不抛弃了传统的车战，学习对手的长处，变胡服骑射，组建了骑兵队伍。
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在中国古代正是如此。战国时期，各国都正式组建了骑兵部队，但在那时这一兵种还刚开始组建，在军队的总数中，骑兵所占的比例很少。例如秦国有兵员100多万，而骑兵只有万人。燕国有数十万军队，骑兵仅6000。
虽然骑兵的数量不多，但是这个新兴的兵种在战场上发挥出强大的威力。依仗轻捷迅速的特点，骑兵常担负着突然冲击，迂回包抄，断敌粮道，追歼溃敌等任务。同时为了加强主力部队的机动性，改良了战车，减轻了它的重量，把轻车和骑兵编在一起，使“轻车锐骑”配合战斗，当时的一些名将都善于骑射。赵国的名将廉颇，年事虽高，犹能“被甲上马”。银雀山竹简的《八阵》篇中，孙膑就讲述了车骑参与战斗的情况并且指出根据不同的地形，兵力的配置也应该有所变化，“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但是骑兵的成长是经过了一个过程。前面曾提到过的秦始皇陵侧的陶俑坑，所表现的还是以战车和步兵为主力的军队，在曲尺形的2号俑坑中，主要部分是驯马单辕的战车估计有89辆，每车乘员3人，有的战车后面还随有步兵，多的一辆车后随32名步兵。战车的北边，有3纵队骑兵，估计约有百名左右。每个纵队前边各有两乘战车引领，看来，这些骑兵部队是从属于作为全军主力的战车部队的，布置在这里是为了保障战车部队侧翼的安全。由此看来，当时骑兵的情况确与战国时变化不大，只是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和以后的楚汉战争，骑兵才迅速成长起来，在战斗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在部队中普遍设置了专门统率骑兵的各级指挥官。由于骑兵日益成为解决战斗不可缺少的兵种，所以刘邦组建了一支新的精锐的骑兵部队，称为郎中骑兵，以灌婴为将，这支部队在击败项羽并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屡建奇勋。垓下一战，项羽带着骑从100余人突围败逃，进行追击并最后消灭楚军余部，逼得项羽自杀的正是灌婴率领的这支骑兵部队。刘邦麾下的另一个着名的骑兵将领是阳陵侯傅宽，他在随刘邦进入汉中时，已经是“右骑将”了。不过旧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不是很容易就消除的，所以在陈胜的起义部队和刘邦的汉军里，战车部队还占有一定的地位。
陈胜的起义军到陈时，兵力达“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当时还是把战车列在各兵种的首位，后来在刘邦的汉军中，战车部队也很被看重，这支部队的主将就是滕公夏侯婴，他生前一直担任太仆，掌管着西汉初年的养马业。汉王朝中央选一位战车部队的将领，而不是一位骑兵部队的总将领，总管军马的养育和训练，正是反映出当时的军队中车骑并重的事实。
在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更是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1990年在西安西汉景帝阳陵的东侧发现大型从葬陶俑坑，这批从葬俑坑共14排24个，约有10万平方米。俑坑形状有长条形，中字形、凸字形、菱形等。
最长的290米，最宽的10米。坑底部铺木板，侧壁枋仿木，上盖棚。板，铺芦席。从已发掘的3号、4号坑看，出土陶俑300多件，为男性裸体俑，只有躯干双腿，肩两侧有贯通胸腔的圆孔，陶俑的胳膊为木制已脱落。身饰红彩，再用黑彩涂出头发、眼、须眉，相貌仪态各有不同，一般高约62厘米。陶俑穿纺织品服装，但因年久衣服已腐朽。2号坑出土设篷盖的木车2乘，陶俑6件，似为车马坑，这三个俑坑出土的兵器有铜嫉、弩机，铁戟、矛、剑和生产工具铁锛、凿等都是按陶俑比例制作的明器。制作精细，俑体表现生动逼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