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排之间自下而上反向叠压，横排固定式编联，竖排纵向缀联。包山楚墓中还出土了皮甲，其中一件，甲片皮革胎均已腐朽，残剩漆膜。整甲由胄甲、身甲、袖甲、裙甲四部分组成。宵甲仅残存3片甲片。身甲可分为领、胸、背等三部分，领甲片3片，大领中间1片，方形，下部呈梯形外凸，甲片上有18个孔，正面残留有丝带编联的痕迹，外凸部分内折，通过其上的一对孔眼编联于背甲，大领侧片2片，长弧形两端残，左右两侧各有3个孔，上沿及中下部各有1对孔眼。大领中间甲片叠压于大领侧甲片之上，固定编联，再编联于背、肩处，肩甲片2片，长方形，内侧上部呈弧形内凹，残存2O个孔，孩甲片前连胸，后接背处，弧形内凹处为颈部。胸中甲片1片，长方形，两侧各有3对孔眼。胸侧片残存左侧1片，内侧为上下直角，外侧上部弧肩，下部弧内凹，四周边缘有10孔，胸甲片、背甲片横排均是中间叠压两边，纵排上排叠压下排，固定式编联成身甲。整袖甲由18横排甲片组编，每横排5块甲片，横排相同部位侧片的尺寸相同，左右对称。横排中间一片在上依次向两边叠压，作固定式编联，纵连横排时，下排压上排，活动式缀联整袖甲为上粗下细不封口能伸缩的袖筒，以利于人体活动。裙甲由5横排甲片组编，每横排14片甲片，均从右向左依次叠压，作固定式编联，纵横排时下排压上排，活动式缀联。裙甲为上细下粗的圆筒形，展开呈扇面形。
甲胄不仅在战斗中起到防身卫体的作用，殷周时的王公贵族还用贵重金属来装饰甲片，使它成为他们展现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1984年曾在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中发现了大量的皮甲和装饰甲片用的装饰金属。该墓出土了两堆叠成长80厘米，宽40厘米，厚70厘米的整领皮甲。由于年代久远，整领皮甲的质地脆弱。皮甲一面髹漆，呈深褐色，表面富有光泽。
甲片上多有穿孔，少数穿孔中遗留着编缀甲片的皮条。
墓中还发现了193件甲片的金属装饰。甲片的金属装饰大的直径为282，厘米，小的直径为6．8厘米。
为深褐色，经光谱分析和化学测验，甲片金属装饰的质地为锡、铅、铜、硅、五种金属和非金属合成。每件均有2毫米左右的缀系绳纹，多寡不等，多数成对，少数保存丝绳及帛片。一面贴着压印纹的铅锡箔、金箔、银箔，它们一般大于金属装饰，制作精致美观，甲片金属装饰有蟠龙纹、三龟纹、兽形纹等。主要形制有燕尾形、三足形、虎形、叶片形等10多种。各种类形的造形和花纹多是成双和左右相对称，表明在编缀连接甲片时是左右分别依次序编排的，工艺技术较为先进。甲片金属装饰的孔在器物最突出的转角部位，多数在四个角上，2孔为一组。这批出土的皮甲多是两层重叠在一起，有的与金属装饰相粘连，说明金属装饰和皮甲是配套制作的。皮甲和甲片金属装饰是目前我国发现时代早，保存完整的一批资料，皮甲的制作技术先进，甲片金属装饰工艺技术更是达到一定的水平。
除了皮质甲胄外，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铜甲。1984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18号西周墓中，出土42片铜甲片。甲片为长方形，四角有孔，孔眼呈斗状。甲片表面微凸，四边抹棱。可分长短两种，长形甲片14件，长约10．2厘米～10．79厘米；短形甲片28件，长约7．63厘米7．82厘米。甲片由青铜铸成，个别甲片顶端留有浇口痕迹。每片甲片约重43.6克，甲片的四角上的孔是用于联缀甲片的，从孔眼的大小看，当是用较粗的绳带来缝缀的，但从甲片的重量来看是不可能缝在很薄的丝织物上的，大概甲片是联缀于皮衬地上，即便于制作和穿着，又起着防护作用。甲片之间的组合互不叠压，因此甲片四角都有孔。这与后来甲片在边上相互重叠的组合形式有很大的差别，属于一种较原始的组合方式。经整理复原，这件铜甲是我国经复原后保存最早的一件铜甲，它以零散的甲片组合成一领铠甲，对研究铜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陕西张家坡170号西周墓中还出土了一组半月形铜件。发现时铜件叠作一堆，铜件近半月形，正面凸起，边缘窄平，层层叠压，排列无序。
经过修整复原，大致可以看出，保存较好的部位是出土时朝下一面的下端，有比较好的铜质边框，边框上附有扣形玉饰，边框内则为一排排半月形铜件，每排并列5件，均纵向排开，保持着均匀的间隔，在铜件的空隙处又以链形绦带作装饰。铜件均附着在绘彩的皮质衬地上。出土时朝上的一面表面一层铜件放置较乱，按照叠压层次将右上部位无规律的铜片取下，显露出有条理的部分。右下角保存着较好的边框，纵向为5排，5枚铜件，自上而下排列。上下两面铜件可以衔接起来，连接起来后的铜件每排在数量、面向、弦位方向的排列均相顺应。复原后的半月形铜件为长方体，由于铜件及皮革衬均具有防护性能，可能是防护时横向围护住胸腹部位。此外，还出有青铜甲袍。
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魏国墓地出土过148件甲袍，甲袍有大有小，器壁较薄，边缘处有小穿孔，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里发现过大中小各类甲袍105件，有的甲袍的背面残存麻絮或布纹。有关学者认为这种青铜甲袍是缝在皮甲上护身的。有些小甲袍应是缀在靴子上的。
可这类甲袍较薄，很难抵御敌人兵器的进攻，所以对于皮甲胄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用于装饰。
综上所述，皮甲胄是我国殷周时期士卒的主要防护装具，皮甲胄制工考究。皮甲胄所用的皮甲片，裁制成长方形或近似于梯形，除单层皮革外，为了牢固，多由两层皮革合在一起，并在甲片上髹漆。甲片之间用丝带或皮条编缀。并且总结出一整套制作铠甲的工艺规格。在春秋时期成书的《考工记》中，详细记述了当时制作皮甲的工艺技术。从皮甲选取的材料，材料的坚硬程度到甲片剪裁的长短，制作程序等都有严格的工艺规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制作就能保证皮甲的质量，使成品密致坚牢，合体实用。这些记述反映出东周时期皮甲制作技术已趋成熟，制工精良的皮甲胄确能有效地抵御青铜兵器的攻击，在战争中发挥出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了东周晚期以后，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和日益激烈的战争需求，攻击性和杀伤力大于青铜兵器的钢铁兵器开始出现，皮甲胄已无法抵御钢铁兵器的进攻。为了能够防御钢铁兵器，最终铁铠出现在战场上，皮甲胄才逐渐丧失了在作战中原有的地位。
安阳殷车
中国的战车起源于商代，历经西周、春秋至战国。
兵车在古代战争中驰骋疆场，力勇战敌，车战是这期间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
在河南安阳出土了若干辆富有特色的战车。1966年春，安阳大司空村发现一座殷代车马坑，坑内埋葬一辆车、两匹马和一士兵。车舆内发现了铜戈、镞(十枚一束)、弓形器、兽头刀等兵器和马鞭柄等，是一辆较典型的战车。
1972年春，河南安阳孝民屯南地墓中发现的车马坑是截至当时保存最好的1座。车子的木质结构已全部腐朽，仅能根据残存的痕迹剥剔出马车的形状，车马坑内埋葬一辆车，两匹马，车后葬人一人。车为双轮，轮毂中部较细，形似截去两尖的枣核，轴端穿入轮毂之中，毂外套铜车，辖是木质的。车轮有22根轮辐，辐端分别插入毂和牙上的凹槽之中。车辕置于轴上，车箱为长方形，放在辕和轴相交处。在这座车马坑中，虽然没有发现兵器，但因这辆马车的遗迹保存完整，对于认识殷代马车很有教益。
同年在河南安阳自家坟发掘了2座殷代车马坑。其中43号车马坑中，葬有一辆车，两匹马。车的两轮已被压坏，车轮有18根轮辐，轴的两头各有一个车害。
车箱为长方形，车箱内放置一矢腋，服为圆筒形，矢服内装有铜镞10枚，因皮制的矢服已腐朽，箭杆很难辨识，镞挺上留有绳纹痕迹。殷代大约以十支箭为一束，过去也曾在一些车马坑和墓葬中发现过，这座车马坑中还出土了铜弓形器和铜戈。151号车马坑因被两次盗掘，遗迹遭到严重的破坏，坑、内-埋有一辆车，两匹马。
解放前发掘的安阳殷墟小屯C区20号车马坑，埋着一辆驷马驾辕战车，车的朽痕没有剥剔出来，据推测，其形制和安阳发掘的其他殷代马车相同。战车上有三名武士，他们各自备有一组兵器。一组兵器有弓箭，弓已朽毁，留有铜弓秘和玉饵，青铜镞和石镞各一组，每组十枚；青铜戈和石戈各一件，戈秘已腐朽，戈上遗留有盾的痕迹；还有一件青铜马首短刀，这组兵器以格斗兵器为主。另一组兵器有朽毁的弓和铜弓秘，两束二十枚青铜秘、一件青铜戈和一件青铜短刀，这组兵器以远射兵器为主，是为战车上的弓箭手准备的。再一组兵器有石戈、青铜牛头短刀、马策各一件，这组兵器是为马车夫准备的。以上三组不同兵器的配备反映了殷墟战车的乘员和兵器的组合状况。一辆战车上一般各配有一名车左，主要负责射箭；一名车右，主要负责格斗和一名御，即驾驭者。如果是负责指挥的主将的战车，一般主将是站在车左的位置，车上要配备指挥用的旗和鼓。
截至1984年的统计，河南殷墟曾发现16座车马坑，出土18辆马车。这些木质马车已全部腐朽，车的形制为单辕，双轮，车舆呈方形，车后为门，车舆下有轴，辕前端绑缚衡，衡上设轭，轭下驾马，除一辆是四匹马车外，其他都是两马驾挽。车马坑中如随葬有兵器，一般放在车舆内或车舆的近旁。车上的乘员除了装备进攻性兵器外，他们为了保存自己还要有防御性的护体装备，主要是甲胄和盾牌，安阳殷墟墓葬发现整片皮革制成的皮甲痕迹。
车战五兵
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国殇》篇中形象地拙绘了当时车战的画面。“操吴利兮被犀甲，车错毅兮短兵接，族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土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抱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盾牌手里拿，身披犀牛甲。敌我车轮两交错，刀剑相砍杀。战旗一片遮了天，敌兵仿佛云连绵。你箭来，我箭往，恐后争先，谁也不相让。阵势冲乱了行，车上四马，一死一伤。埋了两车轮，不解马头缰，擂得战鼓冬冬响。天昏地暗，鬼器神号，片甲不留，死在疆场上。有出无入，有去无还。战场渺渺路遥远，身首虽异地，敌忾永不变，依然拿着弯弓和宝剑……”诗中形象地阐述了盾牌、犀甲、秦弓、长剑等作战兵器的运用。记述了从远距离对射开始，经错毂格斗和成组兵器的使用过程。《周礼·司兵》
中记载“军事，建车之五兵。”车战中必备的几种兵器，在历史上对五种兵器的说法不一，《考工记》中认为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经正义》讲五兵为“矛、戟、剑、盾、弓”。
北京昌平白浮3号西周墓出土的一组兵器，远射兵器有弓，仅存弓秘。格斗兵器有戟、戈9件，矛2件，斧2件。护体兵器有剑4件，匕首1件。
防护装具有青铜胄，饰有铜泡的长靴和盾牌。甘肃灵台自草坡两处西周墓出土的器物较多。兵器有弓秘、链、戈、戟、钺、剑等，还有形状特殊的啄锤其中戈的数量最多达53件。
到了春秋时期，车战兵器的组合趋于规范化、制度化。兵器的组合主要是戟、殳、戈、矛、剑及皮甲胄。
上列兵器的选材、尺寸、比例、制作等非常规范，从国内各地墓葬发掘出土的遗物中已充分证实。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的一组青铜兵器有远射兵器弓矢，格斗兵器矛、戈、戟、殳。戟的刺、体用秘联装，同时出土了无内的戟果。受的形制尖端有刺。格斗兵器分别放在墓内南北两侧，南侧放戈、矛、戟、殳，北侧置戈、矛，都安装了3米长的秘，秘已腐朽，仅存外表髹漆的漆皮，黑地绘制朱色的图案。同时出土的马车器有衔、车及辖、辔饰等。长沙刘城桥1号春秋墓出土一组车战兵器，弓矢保存得较好。有3张长125厘米～130厘米的竹弓和1个竹箭，服内装有8支完整的箭和各式铜链46枚。戈和矛保存完好。秘有0．9米～1．4米长和2．8米～3．1米长两类。一件积竹秘戟，长2．8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