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虽有少数骑兵身披铠甲，但是所有的战马都没有防护装具。东汉时期，开始使用战马防护装具，仅是皮革制成的“当胸”。直到曹魏以后，骑兵才使用了较完善的马铠，但数量有限，例如曹操与袁绍作战时，军中装备的马铠就相当少。曹操在《军策令》中曾讲述他的军队和袁绍军队的对比情况：“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时士卒精练，不与兮时等也。”当时袁绍有马铠200具，而曹操军队的马铠不足10具。官渡之战时，袁绍的骑兵有2万人之多，但是马铠只有几百具，披马皑的骑兵为。3％左右。
马铠的数量极少。东晋时期，出现了结构完善的战马铠。战场上出现的披有马铠的骑兵不但数以百计、千计，甚至万计。例如，石勒俘获未梗的战役里，就夺得铠马5000匹，石勒大败姬淡的战役里，更俘获上万匹铠马，可见马铠一具装当时已经是骑兵部队普遍拥有的装备。在冯素弗墓中发现的铁铠甲片里，可以看到一些较大型的甲片，可能是用来编制具装铠的。至于具装的全貌，还只有借助于陶俑和壁画等考古资料。
可以看出它是由6个部分组成的。有保护马头部的“面帘”；保护马脖颈的“鸡颈”，保护马前胸的“当胸”；保护马身躯的“马身甲”；保护马民臀的“搭后”；还有竖立征马民部的“寄生”等，看来它是用于保护乘骑的战士的后背。
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甲骑具装壁画是云南昭通后海子霍承嗣东晋墓室内的壁画，壁画中绘制了早期重装骑兵一甲骑具装的场面。在河南邓县画像砖墓里有一块画像砖上刻画出一匹雄健的黑马，马的全身披裹着白色的具装铠。这领具装铠包括了上面讲述过的6个部分，除了面帘和寄生以外，其余几个部分都是由长方形的甲片编制而成的，除了搭后所用的甲片较小以外，其余的甲片都相当大。在当胸、马身甲和搭后底部，都垂有较宽的垂缘，这种宽软的垂缘，在战马跑动时来回荡动，也可以起到保护战马四腿膝关节以上的部位的作用。面帘看来是用整片的铁板制成的，在马的双目处开有孔洞，在两只马耳朵中间还竖起一朵漂亮的缨饰。寄生像一个巨大的扇面，高高竖立在马民上，涂满绿彩。除了这种扇面形状的寄生以外，还有做成类似树枝或竹枝的形状。马的尾巴露在后面，是结扎起来的。把这种具装铠披系到战马身上以后，除了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四肢和尾巴以外，其余的部分全部被铠甲保护起来。在南北朝时期，保护战马头部的面帘有两种：一种是整套在马头上，只露出马的双眼、鼻、口和耳朵；另一种是半套在马头上，除了露出眼、鼻、口以外，还露出下颏。具装铠主要由钢铁和皮革两种质料制作。南北朝时具装铠的大量出现，反映出骑兵发展的新阶段。当时骑兵装备的铠甲主要是裆铠和明光铠。铠甲的质料也是以钢铁和皮革为主。一般铠甲和马铠装备配套，颜色一致，质料相同，以利于骑兵的编组和作战，达到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作用。直到隋朝时期，甲骑具装还在大量使用。并仍是军队的主力兵种。
铁李包轻骑
到了唐代，骑兵的装备发生了变革。由于骑兵和战马的全身都披着沉重的铠甲，战斗中加重了战马的负担，骑兵也难以轻捷持久地在疆场上战斗。同时，隋代炀帝时期统治黑暗、腐败。在611年爆发了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起义军以简陋的兵器打垮了以重装骑兵为核心的隋朝军队，推翻了隋王朝的统治。扫荡了世族门阀和与之关联的部曲私兵制，排除了重装骑兵为军队核心的地位。导致战马卸去沉重的具装，展示出骑兵队伍灵活、快捷的特点。
在唐代壁画和陶俑里的形象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都是马匹不披铠甲的轻装骑兵。据出土资料表明，贞观五年(631年)葬的淮南靖王李寿和中宗即位后(705年)改葬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里的两组唐代绘彩贴金的甲骑具装俑，都是当作贵族仪仗的模拟物放在墓中。但是，即便是在皇帝的仪卫卤簿中，大量的骑兵队也是人披铠甲(或不披铠甲)而战马不披具装。
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位善于指挥轻骑作战的将领。
在陕西礼泉县东北九峻山主峰昭陵陵园司马门内的东西两庞用大石浮雕着唐太宗李世民生前乘骑作战的6匹战马，即着名的昭陵六骏。可惜这些精美的古代艺术品在本世纪初遭到了破坏，其中2石被盗运出国，另外4石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这6匹骏马是唐太宗下令雕刻的，并命令将它们立在为他修筑的陵墓前。
每件石雕的高度都超过1．7米。组成了纪念唐太宗生前战功的纪念性群雕。唐朝着名诗人李贺曾写的(马诗二十三首)中，有一首咏名马“拳毛骗”说：“唐剑斩隋公，拳毛属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飘风”。这“拳毛”就是“拳毛”，它是唐太宗统军平刘黑闼时所骑的战马，“昭陵六陵”中有它的浮雕侧面像。除它以外，其余五匹战马的名字是“飒露紫”、“白蹄乌”、“特勒(系“勤”字之误)骠”、“青骓”和“代伐赤”，这每一匹骏马都可以述说一个动人的故事。六匹骏马浮雕都是属实的文物，生动地再现了初唐时战与的英姿。战马身上的装饰和马具都刻画得细致而形貌准确。从昭陵六骏中可以看到，唐代马具有了突破性的改进，六匹战马都没有披保护战马的具装铠。特别是那匹“飒露紫”，是李世民与王世充会战邙山时的战马，在它面前刻有的人像正是为战马拔箭的将军邱行恭，他身着铠甲，身上并佩着箭服，表明人披铠甲马去具装的轻骑正是当时军队的主力。从昭陵六骏中还可以看到唐初马具的改进，突出了的一点是装备了新型的“后桥倾斜鞍”，在鞍的后侧还垂饰有蹀躞带。马鬃翦成“三花”装饰，这原是流行于古突厥族的马饰，反映了当时马具和马饰受西方的影响，主要受突厥的影响。昭陵六骏中的“特勒镖”，“特勒”实应为“特勤”之误，系突厥语中“可汗的子弟”的译音，可能那匹骠马系突厥某位特勤的赠品，本来是一匹突厥马。
其余五匹骠马的体态特征和马具、马饰雕刻都与特勤膘一致。这一现象正好与文献中所记唐初军中战马多为突厥马种的记载符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书中记载，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前，曾经按突厥习惯组训骑兵，并向突厥买马以充军用。同时，唐军中还有突厥骑兵参加，如名将史大奈，就是西突厥特勤，他率领的突厥骑兵屡建战功。突厥马在唐代马种改良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突厥的骑兵装具和战术，对唐代骑兵的组建和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
秦甲类型
钢铁兵器在东周末年开始走上战争舞台以后，由于它的工艺先进，杀伤力强，逐渐取代了青铜兵器，成为战场上主要的进攻性兵器。能够抵御钢铁兵器伤害的防护装具也同时出现，铁铠开始在古代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钢铁兵器和铁质防护装具的出现，引起了军事装备和作战方法等方面巨大变革。
铁铠何时在中国开始出现，在古代文献中缺乏明确的记载，从目前获得的考古资料中，可知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使用铁质铠甲。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不断发现战国时期的铁铠甲，特别是1965年在燕下都战国晚期墓发现的铁兜鍪，是至今获得的最完整的标本。
铁兜鍪高26厘米，由89片铁甲片用皮条编缀而成。
兜鏊的顶部由2片半圆形的甲片拼缀成一个圆形的平顶，沿圆顶的周沿用圆角长方形的甲片从顶部向下编缀，共有7层。甲片的编缀方法是上层压下层，前片压后片，用来护住头部。用于护额的部分由5片甲片编成，其形状较为特殊，在前额正中的1片甲片有一突出的部分以保护眉心，每片甲片的大小根据其所在部位不同而有差别，表现出制作工艺的精细。在河北易县燕下都发掘的战国时期地层中，出土过大量的碎铁片、铁渣、铜渣、陶范和铁质的兵器和甲片。据考证这处遗址曾是制造兵器的作坊，出土的甲片多达261片，甲片可以分为兜鏊甲片和铠甲甲片和两类。完整的兜鍪甲片有55片，其中有护额甲片、护颊甲片和编缀兜体的圆角长方形甲片，这些长方形的甲片，由于所在的部位不同，甲片的尺寸及弧度略有差别。另有2片半圆形宵顶甲片的半成品。完整的铠甲片有62片，为圆角长方形。根据在铠甲上不同的部位，有的甲片略有弧度，也有形状近于梯形甲片，甲片的两侧或上缘、下缘开有成组的圆形穿孔，也有一些没有穿孔的半成品甲片。河北易县燕下都墓发现的兜鍪和数量较多的铁甲片，表明在战国时期燕国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铁质的防护装具，并且燕地制作铁质铠甲的技术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能够制造出适于实战的铁质防护装具。
虽然铁质兵器和铁铠甲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并用于实战，但是仍处于初始阶段，当时冶铁技术还不够成熟，难于大量生产，不能满足军队的需求，加之各国之间生产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冶铁技术的发展也不够平衡，因此当时各国的军事装备仍以传统的青铜兵器为主。从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看，战国时期钢铁兵器在燕国和楚国境内出土较多，在秦国境内出土较少。例如，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发现的兵马俑坑中，出土的兵器除少数铁锨之外，大都是铜质兵器。
俑坑中出土的数千件陶质兵马俑，是以写实的手法模仿真人制作的，这些陶俑中大多身穿铠甲。从陶俑身上所披铠甲的形制和特点观察，其中大部分是模拟皮甲塑制的。有少数陶俑仅有前身的护胸而无背后甲。
另有一部分身份较高的陶俑，身披的铠甲可能是金属甲的模拟物。至于秦国的军队在战场上是否装备了铁铠甲，还需要在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去探寻。
根据对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披铠陶俑来分析研究，可以认清秦甲的类型。这些陶俑高1.75米～1．86米，身上塑造的铠甲是如实模拟着当时真正的铠甲。秦俑所披铠甲大致分为二大类。第一类护甲由整片皮革或其他材料制成，在护甲上面嵌缀甲片，四周留有较宽的边缘，这类护甲可以分成三型。第一型仅在前身有护甲，两肩设带后系，在背后交叉，与腰部的系带相连，在身后打结系牢。护甲为整片，四周留出较宽的边沿，居中嵌缀甲片，所用的甲片比后两型的稍大些；第二型由身甲和披膊组成，都是整片，披膊在四缘留着宽边，中间嵌缀甲片，但身甲只在胸部和腰腹部嵌缀甲片；第三型的身甲是整片的，前身较长，下摆呈尖角形，后身较短，下缘平直，周围的宽边上绘有几何彩色花纹，前身在腰部以下嵌缀金属护甲片，而在前胸和肩背处，护甲外面没有嵌缀甲片，仅露出几处花结状带头，花结状带头的位置在胸和背各二处。两肩各一处，或者认为表明在内部隐藏装有金属护板。另在右肩前有扣系用的扣结，也带有花结带头。其中一件的两肩有整片披膊。第二类铠甲是由甲片编缀成的，这类护甲可以分成三型。第一型身甲较短，整甲由长方形甲片编缀而成，没有披膊；第二型身甲稍长，两肩有披膊，披膊也用甲片编缀；第三型身甲较长领部加有“盆领”，两肩处的披膊向下延伸，一直护到腕部，在护甲前部接缀由三片甲片编成的舌形护手。
上述二种类型的铠甲第一类铠甲出土的数量较少，大概只是当时军队中指挥人员使用的防护装具，上面嵌缀的甲片可能是以金属制作的，下面的整片甲衣是皮革制成的。其中第一型的铠甲是较原始的形态，它代表了秦国军队早期军事防护装具。
第二类铠甲出土量较多，是当时秦国军队的主要防护装具。它们有如下的结构特点。这一类型的秦甲均由长方形的甲片编缀而成。甲片的形制多为方形、纵长方形和横长方形。长方形和纵长方型的甲片较大，用来编缀甲身，甲片上用于编缀的穿孔，从1组至6组不等。此外用于特殊部位的甲片则有变化，如第三型铠甲的盆领部分和护手部分，甲片的形制都较为特殊。甲片的编缀方法是一种上下左右固定的编缀，上下活动联缀的编法，用在披膊及甲身腰部以下的部位，以便于士兵活动。组合成整甲时，先横编，再纵编横编以胸部中间一片为中心，向左右缀编，都是前片压后片，纵连部分在胸部的固定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活动的联缀甲片是下片压上片。编成的铠甲一般前长后短，前面下缘呈弧形。铠甲长度的增长，主要是加长了腰部以下的活动联缀部分。如第一型铠甲的活动联缀甲片有三排。铠甲的身甲由中间一片向左右编缀，甲片的数目为奇数，7片或5片，即或是从中间一片向左右各缀联3片，或向左右各缀联2片，披膊和身甲在肩部缀编在一起，在领部有甲带相连，用带扣扣于右侧第二排甲片处为铠甲开合的地方。在两腋下甲片相连接处作固定编缀。这样士兵着穿铠甲时是从头往下套。披着铠甲要在里面衬垫厚实的战袍，以免磨损士兵的肌肤。
这些不同型制的铠甲，是为了适应不同兵种战时的需要，第一型铠甲是供骑兵作战时使用的，铠甲较短，为了乘马方便；第三型铠甲是为战车上车御使用。
秦始皇陵陶俑的发现，使人们对秦国军队装备的铠甲类型和制作工艺有了清楚的了解。可以看出铠甲的类型的选型完全是为了实战的需要，秦军已为骑兵、步兵和战车兵设计和制作了适合于其作战的铠甲类型，从而提高了战斗力。另一方面，铠甲制工的精细和华美程度，又表明了使用者在军中的地位不同也是当时军中阶级森严的具体表现。秦甲的类型和工艺水平，也为以后汉代铠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铁铠
精锐的钢铁兵器排挤并取代落后的青铜兵器，而成为军队中主要的兵器装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但是钢铁兵器取代青铜兵器的过程颇为漫长，经历了从战国直到东汉这一历史时期，与之相应的铁质防护装具铁铠的发展历程也同样如此，在战国时代开始出现，直到汉代铁铠才逐渐成为军队中主要的防护装具。
古代文献称汉代铁铠为“玄甲”。《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对“玄甲”，“正义”注明：“玄甲，铁甲也，“玄”字泛指黑色，大概因为铁铠由黑色金属制造，所以当时将铁甲称为玄甲。西汉时期为霍去病等名将送葬的玄甲军阵的形象我们已无法看到了，但是模拟送葬军阵的陶俑群，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被发现了。1965年陕西省成阳市杨家湾汉墓出土了2500多件彩绘陶俑，墓坑中模拟武士的陶俑，有40％身着铠甲，均涂成黑色，上面再用红色或白色划分出甲片的细部，这批陶俑正是模拟象征着身披“玄甲”的汉代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