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残忍之二体现在他的屠城上。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讲项羽和刘邦的屠城时说，项羽嗜杀，为人残暴，尤其是屠城（杀尽一城）一事，最为后人诟病。但是，人们只记住了项羽屠城，似乎忘记了刘邦也有屠城的记录。《史记·高祖本纪》载：“（项梁）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这条历史文献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刘邦和项羽曾经联手屠城。刘邦不仅在反秦之战中有屠城的记录，而且在诛杀项羽之后也曾经想屠城以泄愤。项羽自杀之后，西楚诸地都向刘邦投降了，只有鲁地不降。刘邦闻讯，最初想率天下大军屠灭鲁地（“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但是，刘邦后来却改变了态度。刘邦对项羽从来都是一路追杀，绝不留情；即使鸿沟议和项羽释放了太公与吕雉等人质，刘邦也不顾信义，撕毁协议，追杀项羽。为什么鲁地为项羽坚守，刘邦却放过屠灭鲁地的初衷呢？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刘邦灭项之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大功告成，就要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了，面对这么一个新时代，在舆论上提倡什么，是刘邦必须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刘邦深知自己必须施行仁义，只有施行仁义才能使刚刚建立的大汉王朝不再遭遇诸侯割据、天下分崩的惨祸。项羽最初被义帝封为鲁公，鲁地百姓为项羽坚守城池，正是忠诚于鲁公的表现，因此，刘邦不能让自己一时的冲动破坏了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主流舆论。所以，楚地皆降，唯鲁不降引发的怒气不能不服从于倡导忠诚的主流舆论。正是基于这种深谋远虑，刘邦放弃屠城泄愤之愿，以项羽的人头昭示鲁城父兄，鲁地百姓确信项羽已经死亡，才放弃抵抗，投降刘邦。前面已经提及，这不是刘邦本质上不残忍，而是出于政治目的所作的秀罢了。
刘邦的残忍之三表现在荥阳之战，三推其儿女于车下，弃之不顾。《史记·项羽本纪》载：
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要了，他还会牵挂谁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可见刘邦多么残忍，多么自私。
第四看刘邦的无赖。《史记·高祖本纪》载：
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
刘邦年轻时不从事生产，作了泗水亭长后，对官府中的官吏没有不加以轻侮的。他喜欢喝酒和女色，并且喝完酒从不给钱，纯属一个地痞流氓无赖。又载：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这是刘邦第一次见他的岳父大人时表现出的无赖相。他本来没有带钱却说自己带了一万贺钱。刘邦进入咸阳占领皇宫后，“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这也可以暴露出刘邦无赖的本性。
2.写汉武帝刘彻的愚蠢可笑和刻薄寡恩
《史记·封禅书》大篇幅写武帝之“尤敬鬼神之祀”，揭露武帝之醉心神仙，迷信方士，企求长生不老而乘龙登天等诸多欲念，将武帝的封禅又与崇儒、造币、设元、塞河、伐南越、巡朔方、通朝鲜、改历法诸事勾连在一起，以见武帝之愚昧。《史记·封禅书》载：
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自古以来就没有什么神仙，可是汉武帝却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企求子虚乌有的东西。尽管方士们和公孙卿的祭祀求神并没有结果，汉武帝也更加倦怠厌恶他们的怪诞迂阔的言论，然而受长生升天等思想的束缚，汉武帝对方士的使用仍然不断，总是希望遇见真正的神仙。一些方术之士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作假来蒙骗武帝，结果遭来了杀身之祸。典型的有少翁和栾大。《史记·封禅书》载：
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毋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上乃诛五利。
少翁当时称为文成将军，他和五利将军同出一师门下，他们的巫术毕竟是迷信，所以再精彩也有露馅的时候，最终两人都没能免去被诛杀之祸。这里不仅写出了汉武帝的愚蠢可笑，也从另一方面写出了汉武帝的残暴。
汉武帝的凶狠残暴和刻薄寡恩主要是通过汉武帝授予酷吏的特权及酷吏的言行写出来的。刘邦反秦，约法三章，“网漏于吞舟之鱼”，到了武帝时，则“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即不用强有力而严酷的人怎么能胜其职守而愉快呢！汉武帝要内外兴作，搞经济垄断，在贯彻他的政策时，需要酷吏出面打击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史记·酷吏列传》写张汤传时，揭示出了酷吏产生的背景，即：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这里与《平准书》节拍一致，写出了当时酷吏对汉武帝的重要性，相比之下，丞相在当时却无所作为，可联系《万石张叔列传》观之。因为有汉武帝的特批，所以，酷吏们为所欲为。
《史记·酷吏列传》记宁成为关都尉，得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的称号，即人们宁可看到哺乳期间的母虎，也不想碰上宁成发怒。写义纵曰“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即义纵赴任太守，到定襄一日捕杀狱中重罪和轻罪二百余人，以及私自来狱中探视他们的宾客兄弟二百多人，一共是四百多人。写王温舒曰：
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国，黎来，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之后“奸猾穷治，大抵尽糜烂狱中，行论无出者”。王温舒杀人到了这个份上，汉武帝却认为他有能力，一再重用他。
杜周更暴酷于王温舒，其时的特点是：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
酷吏的举动震惊全国，惨急的程度越来越变本加厉，杀伐的功能越来越表现于诏狱。从一种统治手段的重要侧面，无疑是反映了中央集权的加强和专制主义的暴虐，揭露了汉武时“法”治的虚伪。所谓法，只不过是天子个人意志的一种表现。而在真正的法律面前，酷吏们则是肆行枉法，任意出入人罪。周阳由就是“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张汤更有一套本事，“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张汤与赵禹是论定诸律令的，他的一种做法是“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令，扬主之明”，汉武帝的定罪例就成了执法的标准。不过他们还算是比较宽大的一类酷吏，多少还是“辅法而行”，而义纵、王温舒、尹齐一类，就完全将法律条文弃之不顾，以“杀伐行威不爱人”为嗜好了，王温舒还运用酷吏权力为有权势的人效劳。“温舒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力，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诋下户之猾，以大豪。其治中尉如此。”这反映了酷吏与权贵勾结的本质。最能表现法律就是天子个人意志的是杜周，他提出了一套理论，对汉武时法的实质作了总结：
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试想，酷吏都是汉武帝任命的，没有他的允诺就不会有酷吏的胡作非为，所以，《史记·酷吏列传》集中反映了汉武帝的刻薄寡恩。
二、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以利相合的丑恶行径
1.吕后的残忍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雉吕太后对争立太子的政敌戚姬及赵王如意母子加以残杀，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吕太后本纪》载：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使者三反，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征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夏，怊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吕太后是高祖还没有显贵时候的妻子，她生有孝惠帝刘盈。等到高祖做了汉王，又娶得定陶人戚姬，特别亲爱宠幸，生下了赵隐王刘如意。孝惠帝为人仁厚柔弱，高祖认为他的性格“不像我”，常常想要废掉太子，而立戚姬的儿子如意，认为“如意的性格像我”。加之吕后年纪较大常留守在关中，而皇上经常带戚姬到关东去，久而久之就疏远了吕太后。戚姬常在皇上面前哭哭啼啼，想要立她的儿子为太子，也曾经有好多次几乎要让如意替代刘盈做太子，只是后来倚仗吕太后的势力加之大臣们的力争还有留侯的计谋，太子才没有被废掉。所以，吕太后特别憎恨戚姬，等到高祖驾崩，戚姬没有了靠山，吕后就残害了戚姬母子。
《吕太后本纪》又载：
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为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太后怒，乃令酌两卮鸩，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酒俱为寿，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问，知其鸩，齐王恐，自以为不得脱长安，忧。
为了一个座次，吕后居然要毒死齐王，可见吕后的残忍之至。
《吕太后本纪》又载：
七年正月，太后召赵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于太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後，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受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丁丑，赵王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
赵王如意被杀后，刘友被封为赵王。吕后硬把吕氏的女子嫁给赵王，而赵王心有所爱，所以不喜欢那个姓吕的王后，那个吕王后就到太后面前诬陷赵王刘友。太后轻信谣言就把赵王幽禁起来最终饿死了他。赵王的唱词道出了吕后及吕氏女人的狠毒。后来，梁王刘恢改封为赵王。吕太后不放心就把吕产的女儿嫁给他做王后，赵王的身边有一位爱妾，吕后怕她坏事，就派人把她毒死了。
虽然《吕太后本纪》里对吕后的功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重点还是写出了吕后的嗜于恋权，为人猜忌，阴险毒辣。她导出了一幕幕王诸吕、害诸刘的政治悲剧。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她得不到朝廷大臣及诸侯王的拥护，丧失人心，结果在她去世以后，诸吕迅即被铲除而重新恢复了刘姓的统治。高后女主听政，是中国历史上外戚专权的一个始初而短暂的序幕，就在这一事物刚现其端倪之时，出于求实，司马迁就觉察到它的危害并加以记述，表现了对历史事物所具性质的极度敏感性，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继吕太后还有以窦太后、王太后为主的外家势力对朝廷政务进行的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