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主张无为——顺应自然而不加以人的不必要的作为，又说无不为——在效果上没有什么事不可以获得成功，这种主张实际上容易施行，但它的理论很难了解清楚。它的学术以虚无作为万物的本源，以顺应自然作为实施的手段。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态势，没有经常存在的形式，所以能够去探求万物的情理。不超越在事物的前面去做事，也不落到事物的后面去做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道家主张有法而不以法为法，要顺应时势成就事业；有度量和标准而不以它为度，要根据万物各自的自身条件来和它相吻合。所以“圣人的教迹不朽灭的原因，就在于他固守着顺时变化的原则”。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因循世事是君主治国的根本纲要。群臣们一齐来到，君主要使他们各自明白这个道理。实际符合于他的声名的叫做真实，实际不符合他的声名的叫做空洞。空洞的言论不听从，奸邪的事不会发生。贤能和不贤能自行分别，白的黑的就会显露出来。只在于人们想不想运用，有什么事不会成功。这样才会合于大道，显出蒙昧混沌的状态，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转而归于无名。大凡人所表现为生存状态的是精神，所寄托的是形体。精神过度耗用就会枯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体精神二者分离人就会死亡。死了的人不可以再生，离去的形、神不可以再返回来合在一起。所以圣人很看重这个问题。从这里看起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体，却说“我有主张可以治理好天下”，凭借什么呢？
【原文】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
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译文】
太史公掌管天文以后，不负责治理民众。生有儿子名叫迁。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黄河的北边和龙门山的南边过着耕种放牧的生活。年到十岁就开始诵读用先秦古文字传抄的书籍。二十岁开始往南去游历长江、淮河地区，登过会稽山，探寻过传说中大禹曾进的洞穴，观览九疑山，乘船通过沅江、湘江；往北经历汶水、泗水，到达曾经是齐国、鲁国都会的临淄、曲阜研习学业，观赏孔子的遗风，再到邹县、峄山演习乡射礼仪；在鄱县、薜县、彭城遇到了困迫处境，路过梁地、楚地回到京城。于是司马迁被任命做郎中，承奉使命往西去出征巴、蜀以南地区，再往南经略邛、笮、昆明等部族，然后返回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办汉家朝廷的封禅大典，但太史公却停留在周南地区，不能前往参加大典活动，所以忧愤发作将要死去。而儿子司马迁正好出使返回，在洛阳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拉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说：“咱家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从上古之世起就曾经在虞夏时代显扬出功名，掌管天文事务。后代家庭中途衰落，要断绝在我手里吗？你再次被任命做太史，那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接续千年的传统大业，登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从前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了，你一定会做太史令；做了太史令，不要忘记我所想论述著作的事业。再说孝道是从事奉父母开始，进一步是事奉君王，最后表现在使自己立身于世。传扬名声于后代，借以彰显父母，这是最高的孝道。天下人称赞颂扬周公，是说他能论述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邵公培育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以及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后稷开创的业绩。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政治废缺，礼乐制度衰败，孔子研习旧时的文献，振兴被废弃的礼乐，讲论《诗》《书》，写作《春秋》。从而使得学者们直到今日仍以他整理撰写的文献作为准则。从获麟以来有了四百多年，这中间诸侯们互相兼并，历史记载散失中断。如今汉家兴起，海内形成统一局面，英明贤能的君主、忠贞的臣子以及为大义而死的士人，我作为太史还没有来得及论列记载，废弃了天下历史记载的传统，我特别感到害怕，你要牢记在心呀！”司马迁低着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笨拙，我一定会引述编撰先人所顺序记述的各种旧闻，不敢遗缺。”
司马谈去世三年以后司马迁当了太史令，他缀集石室金匮中历史记载的各种书籍。任太史令五年时正当是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日初一天明是冬至时刻，纪元和历法开始更改，天子在明堂举行了行用新历的仪式，各地诸侯遵循新历法。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译文】
太史公说：“先人曾经说过：‘从周公去世以后五百年而出现了孔子。孔子去世以后到当今也已经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不失《诗》、《书》、《礼》、《乐》各经中间的本义呢？’用意正在这里吧！用意正在这里吧！我又哪里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什么原因要撰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先生说：‘周朝政治衰败废坏，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诸侯们忌恨他，大夫们反对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会被采用，政治主张不能推行，就从二百四十二年的记事中对诸侯的得失进行褒贬，把它当做天下的准则，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用以宣达出王道的政治理想就罢了。’孔子说：‘我想记载下一些义理上的说教，就不如附见到当时已经发生的具体史事上那样深刻、显著、明确了。’要说《春秋》，在上宣明了夏、商、周三王的治国之道，在下分辨出社会上的人情事理原则，辨别嫌疑，判明是非，决定犹豫，表彰好的憎恶坏的，尊崇贤能的鄙视不贤能的，保存下已灭亡的国家，延续起断绝的世代，补救衰败的振兴荒废的，是王道政治中最重要的方面。《易》著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优长处在注重变化；《礼》条理出人伦关系，所以优长处在指导行动；《书》记述着先王的行事设施，所以优长处在推行政治；《诗》记述出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优长处在观察风俗；《乐》论述出乐舞确立和存在的原因条件，所以优长处在使人和协；《春秋》辨明了是非，所以优长处在治人。因此，《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是用来发扬和协精神的，《书》是用来说明政治事件的，《诗》是用来表达人们情意的，《易》是用来阐述客观世界的变化道理的，《春秋》是用来说明义理原则的。平定乱世并让它返归正道，没有比《春秋》更能贴近世事的，《春秋》只写出了几万字，其中的旨意包含有数千。各种世事都综合记述在《春秋》之中。《春秋》所记世事中，弑君的有三十六，亡国的有五十二，诸侯奔逃而不能保全自己国家的多得数也数不过来。考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因为失却了立政的根基。所以说《易纬》中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下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因为一朝一夕的缘故，事态累积起来已经很久了。’所以做国君的人不可以不了解《春秋》，要不前面有谗毁的言论还觉察不出来，后面有了贼害还不能识破。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了解《春秋》，要不处理日常事务却不知道恰当的标准，遭遇突发事件并不知道权衡变化。作为君主、父亲不通晓《春秋》义理的，必定会蒙受为首作恶的名声。作为大臣、儿子不通晓《春秋》义理的，必定会陷入因犯篡位夺权杀君杀父而被处以死刑的境地，获得死罪的名声。其实都认为自己在做善事，是因为他不了解其中的义理，遭遇到舆论谴责也不敢反驳。要是不通晓礼义的大旨，就会达到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如果国君不像国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会昏聩无道，儿子不像儿子就会不尽孝道。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最大罪过。把天下的最大罪过加在他身上，他就要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准则。礼是禁绝坏事于还没有发生之前，法律是施加于坏事已经发生以后；法律所能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所起的预先禁止作用很难让人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