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史记》对中国传记文学的贡献和影响
《史记》的出现，开辟了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新纪元，并对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史记》对中国传记文学的贡献
《史记》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史传的传统，使中国古典传记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它对中国古典传记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首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
《史记》以前的著作在写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有相当的局限。《左传》属编年体史书，人物活动受时间的严格限制，虽然某些片断具有纪传体雏形，写人比较完整，但从总体上说，人物事迹易被隔断，不能一气呵成。某年某事与某人有关，某人就登台表演，匆匆而来，匆匆而下，一般不作较长时间逗留。因此，《左传》中的人物形象是由一个个片断组合而成的。郑子产为卿十一年，为相二十一年，如将襄公八年到昭公二十年子产所有事迹的片断加以整理，就可以写出一部较完整的“子产传”。又如晏婴、叔向等人也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甚至连事几君，活动频繁，其事迹分散在各年来写，形成人物形象的片断。从人物形象建立来看，有待于新的发展。《战国策》中的人物活动，相对而言不受时间限制，但受到一定的空间限制。它按国编写，人物在哪国活动，就分属在哪国舞台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战国史上的一件大事。《赵策二》中《武灵王平昼闲居》、《王立周绍为傅》、《赵燕后胡服》、《王破原阳》四章连在一起，刻画了赵武灵王这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形象，这与《左传》把子产的事迹分散数年显然不同。《战国策》中还有些篇章如《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楚策四·楚考烈王无子》、《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等，已打破时空限制，使人物形象较完整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当然，战国时代“处士横议”，游说之士的活动就有可能出现在两个舞台上，演秦国历史有之，演韩、赵、魏历史也有之，甚至在舞台上同演一事，如乐羊为魏将攻中山，《魏策一》与《中山策》俱出，此其弊也。
《左传》、《战国策》写人，一受时间限制，一受空间限制，《史记》的出现，使人物活动在时空方面都大大扩展，可以跨越年代，也可以超越空间（国别），给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一，不受时空限制，可以从容不迫地写一些细节，做到粗细结合。《左传》已有细节描写，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别隗”、“醉遣重耳”等刻画一个贵族公子贪于享乐的性格。僖公三十三年写先轸在国君面前“不顾而唾”，对于表现人物性格具有重要作用。还有一些细节如鞍之战中辟司徒之妻的关心君父，之战插进乐伯射麋等，饶有兴味，但这类细节仅是大粗笔勾勒。《战国策》中也有细节描写，《秦策一》写苏秦一家前后态度的变化，《赵策一》写豫让漆身吞炭报知己，无不具有生活气息，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史记》中的细节不仅多，而且直接为刻画人物形象服务。提起李斯，人们就会想到“官仓鼠”；谈到韩信，人们忘不了他所受的“胯下之辱”；论及酷吏，“张汤治鼠”人们记忆犹新；还有刘邦的“骑周昌项”，陈平的“社中分肉”等等。由于纪传体比编年体、国别体在时空上都相对自由，给细节描写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而细节的多而妙，更充实了人物形象。其二，由于时间的连续和空间的拓宽，可以多侧面写人，使人物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淮阴侯列传》写韩信一生的主要事迹，除正面写他辅佐汉王的功绩外，还多次从侧面写其才智谋略。传记开始写萧何追韩信，萧何与刘邦设坛拜将，已说明韩信的非同凡响。还多次写刘邦在韩信的每次胜利后“辄使人收其精兵”之事，一方面表现了汉王的猜忌，另一方面也说明韩信的军事才能在刘邦之上，刘邦害怕韩信谋反，故收其兵。即使被诬告反汉、降为淮阴侯，他仍与刘邦从容言诸将能否。最后写烹蒯通一事，也是从一个侧面写了韩信。整个传文空间位置的不断变更，使人物的活动交错进行，避免了一般化和平民化。《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自迎夷门监生侯嬴一事时，注意从侧面描写各种人的反映，阴阳向背，四面来写，其艺术效果正如清代人吴见思《史记论文》所说：“将相宾客、市人、从骑、四面照耀，遂令一时神采，千古如生。”多侧面写人的方法各式各样，因人而异。从传主本身来说，既可写他多方面的才能、功绩，也可以写其思想的变化发展；从传主与其他人的关系来说，既可主带宾，也可宾衬主，“近山浓抹”与“远树轻描”都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其三，以人为中心形成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当此时”、“当是时”、“既而”、“久之”等词语承前启后，使那些隔年出现的事件犹如肝胆相结，不再分离；也使人物活动的几个舞台合而为一，相对集中。由于不受时间的严格限制，故可顺叙，也可插叙、倒叙；因为不受空间的严格限制，故可以人为中心多次变换活动场所。这样，传文犹如波涛汹涌，跌宕起伏。《项羽本纪》以项羽为中心集中重大事件，随着时间的不断转移，场所的不断变更，故事情节也随之起伏发展。中心人物悲壮地死了，传文仍余波荡漾，时间继续延长，空间继续扩展，给人留下无限韵味。《廉颇蔺相如列传》场所时而在秦，时而在赵，但人物穿插其间，不显其乱；矛盾一会儿是外部，一会儿是内部，但万变不离其宗，人物是主要的。外部矛盾的解决，引起内部矛盾（廉颇和蔺相如）；内部矛盾和解了，外部矛盾又随之产生。由此，时间延续，空间拓宽，引出赵括、赵母等人，而这些人的出场又与廉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命运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所有这些，都是编年体或者国别体难以达到的。正因为纪传体写人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它就成为历代正史效法的榜样，也成为后代传记文学的基本形式。
2.扩大了传记文学的人物类型
如果说，《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传作品在扩大人物类型方面具有首创之功的话，那么，《史记》则是后来居上，超越前代。《史记》完成了由编年到纪传的转变，形成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体例，历代的帝王、贵族、各种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说客、策士、刺客、游侠、商贾、卜者、俳优，都涌现在司马迁的笔下。《史记》描绘出推动历史巨轮的人的形象以及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从纵的方面看，是一幅由人物集体组合成的历史画卷，客观地说明，历史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并非处于凝固状态；从横的方面说，这些出场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特点，客观地表明，历史是复杂的，它不只是那些帝王将相、公子王孙的历史，而且是包含着下层小人物的历史。司马迁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给下层人物立传，这是一种大胆的做法，体现了他的进步思想。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扶义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他不只着眼于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看人物的社会作用。正因为如此，那些虽有高官厚禄，但对社会毫无贡献的人也不能入传。《张丞相列传》后面，作者附列了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等好几位丞相的名字，这些丞相虽然“列侯继嗣”，但他们“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因此，未被列入传记之中。相反，一些社会地位低下，但有一技之长，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或在当时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如医生、商人、刺客、游侠等等，却载入史册，并对这类人的精神、品质进行称赞。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得很明确：“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六十四。”再如，司马迁把陈涉与汤、武、孔子那样的大圣人并列，对他们在灭秦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唐代的司马贞却认为陈涉“时因扰攘，起自匹夫，假托妖祥，一朝称楚，岁历不永，勋业蔑如，继之齐鲁，曾何等级，可降为列传也。”
唐代刘知几也说：“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王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这些后代学者的评论正说明司马迁的思想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后代的传记文学，像韩愈、柳宗元等人，写了不少下层人物的传记，正是继承了《史记》这一优秀传统。（详细内容可参见《史记》的思想内容之“写人艺术”）
3.丰富了传记文学中人物的性格
刻画人物的性格是传记文学的主要目的，史传文学起步阶段的人物性格往往有概括化的倾向。尤其是同类人物的思想、性格小异大同。以后在发展过程中，人物性格逐渐从无到有，且由同类化向个性化迈进。
《左传》和《战国策》中就出现了众多的个性化人物，在这以前的史书中是少有甚至没有的。它说明历史记载向生活真实靠近了一步，同时也向文学迈进了一步。现实生活中的人各式各样，不可能千人一面。作为史书，能够真实地写出这些不同类型的人，尤其是同类人的性格差别，说明作者对历史人物有一定的认识，一定的把握。另一方面，一般史书可以不写人物的言行，只用叙述语言介绍事实即可，而史传文学则不仅用叙述语言、而且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现个性，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可以说是后代小说、戏剧中拟言、代言的草创。继《左传》、《战国策》之后，《史记》在人物个性化方面又迈出一大步。斋藤正谦在《拙堂文话》中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相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叱咤来薄人。”《史记》之所以产生如此效果，在于它尽量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现其个性。叙述语言在肖像描写、环境描写、背景介绍、连贯情节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用于表现人物的性格、思想就不如人物自身的语言得力。因为它是客观性的叙述，是静的语言；人物自己的语言是自我表现，是动的语言。如能化静为动，动静结合，让人物个性在动态中表现出来，就能增加真实感和形象感。张仪的“吾舌尚在不”，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等语言，都鲜明地表现了各人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由概括化向个性化迈进，个性化的语言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在史传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司马迁跨出的这一步具有重要意义，他继承了《左传》、《战国策》的长处并大胆创新，使个性化的人物首先以语言取胜，这个贡献值得重视（详细内容可参见《史记》的思想内容之“语言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