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等到楚国内部矛盾爆发的这一天，这些年墨家对楚国的渗透也可谓是不遗余力，投入极多。
这种渗透和投入，又反过来激化催生了楚国内部的许多矛盾。
原本的技术传播速度是很慢的，楚地要会牛耕，正常要到二百年后才会大规模地实行。
新的生产力进步催化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统治阶级不能再按照以往的方式进行统治，这就要出大问题。
氏族制的解体、国野之别的消失、楚国过度扩张导致的有效统治能力不足、生产力进步导致的贵族力量继续膨胀等等因素，实际上都使得楚国变法面临的困难比原本历史上那一次人亡政息的吴起改革要多的多。
十余年前墨家就开始获得了在楚国开矿的权力，并且和楚王分账，这是楚王得以组建一支新军王师和车广的经济基础之一。
冶铁作坊在南阳开办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借助水运和上游便利，使得铁制农具很快在楚国推广，距离普及还有一段时间，但一些城邑的自耕农已然是“只认墨家不认王”。
在一些城邑，墨家开办的银行用借贷的方式出售铁器，分期偿还，大量的农具被售卖的同时，也使得楚国民众对于墨家极为熟悉，丝毫不会陌生。
墨家掌控大量资本，但在一些事上却并非为了短期盈利，虽然长期来看这个怪兽在逼着墨家改造天下，但至少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可以不至于为了追求短期利润而太过短视。
几座大城邑中的工匠会也办的井井有条。
楚国的统治能力不足以到基层，因为楚王甚至没有能力直接削减封君直辖封君土地，更何况那些基层呢？
墨家在楚国秉持的政策，一直是“无冕政府”。
如今天下诸侯对于“政府”的理解，基本还停留在“征税、征赋、征兵”之上，至于说“利民”，在诸侯看来这是“仁政”而非“义务”。
即我做了仁政，那是道德高尚。
但我不做，那也没错，因为使得民众得利并不是一个政权的义务。
可墨家一直在宣传的“利民、利天下、解民之三困”等学说，实际上让很多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存在的意义是墨家所说的而非是君主所希望的。
君主认为收上来税和军赋、能够组织士卒这就是一个政权的全部。
但民众不这么看，相反楚国中枢政府所没有做到的，墨家却在悄悄地做。
这就使得墨家在楚国的活动开展的如鱼得水。
对付墨家的这种渗透，最好的办法是“走墨家的路，让墨家无路可走”。
比如墨家整日嚷嚷着土地归属民众，那么楚王和楚国统治阶层自己土改、革自己的命，那墨家的宣传还有人听吗？
比如墨家整日嚷嚷着解民三困，比如当年淮河中游受灾的时候，楚国要是能够高效地运送粮食救济灾荒，那么墨家的宣传还有人听吗？
比如比如很多，然而走墨家的路让墨家无路可走的想法根本不能实施。
贵族阶层不会革自己的命，楚王就算站在王权的角度想要借民众之力打压贵族，却没钱没力。
墨家不是楚国政府，所以比如有十件事可以利民，墨家做了一件，那么墨家在楚国民众眼中那就是“好”，剩下九件显然是楚王以及楚国贵族封君的“坏”。
当年制定的先南后北战略，和之前伍子胥灭楚不是一回事。
伍子胥灭楚，灭了楚不妨碍楚国复国。
墨家要灭楚，就要楚没有复国的机会，所以军事为辅，政治为主。
二十年的渗透，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让楚国民众知道墨家是好的，让楚国民众至少不会站在“楚人”的角度去反对墨家。
这也是适为什么一直迟迟推迟动手的原因，这种渗透没有做好，那就没有意义。
终究，这和一国内部的起义还不一样，楚国是楚国，泗上是泗上，虽然是个地理位置的区别，人种语言乃至于往上推千年的祖宗都一样，然而楚国仍旧有部分人认可自己“楚人”的身份。
这也是墨家一直宣传“天下人”，用九州代替“诸侯国”的原因。
如今墨家开辟了岭南，以五岭为隔，贸易往来，使得楚苍梧、洞庭地区的人和墨家的经济往来愈发密切。
墨家占据了南郑，同时在巴蜀开垦井盐，使得长江沿岸地区和楚人息息相关的盐业贸易也是墨家的人。
墨家占据了淮水下游，通过数年前的救灾，使得淮水地区的楚人对于墨家极为熟悉。
墨家在南阳开办铁矿冶铁业，使得楚国的南阳地区和墨家生产的商品密不可分。
穿着巫觋服装的巫医、在城邑组织手工业合作的工匠会、讲学传播文字的公开身份的墨者、往来贩运货物的商人、贷款给民众铁器的利民商会……
种种这些，都使得楚人对于墨家的熟悉程度不下于楚王，尤其是一些基层地方，有什么困难找在当地的墨者主持公道或者是借钱、问事等等。
这是将来能够一战而定、站住不走的基础。
但只有基础还不够，墨家还在等一个机会，一个楚国内乱的机会。
原本历史上，也就是这几年间，吴起主持的楚国变法遭到了反攻倒算，临死之际贵族疯狂反扑甚至于不惜箭射楚王尸体，那是已经把贵族逼疯了，逼到了不顾一切歇斯底里的程度。
如今吴起虽然远走秦国，然而楚国的变法依旧进行，在墨家的渗透和“金银贷款”的帮助下，以及免税权之外的“贸易关税”和“开矿分成”的帮助下，楚王手里有了钱有了一支新军，也有了更多的伴随着纸张印刷术传播而增加的识字阶层为官吏。
物质基础的改变，有时候比起一两个不世出的天才带来的改变更大，也更混乱。
根据这些年搜集的情报，楚国的内部矛盾基本上都在压着，压到楚王死。
楚王不死，以威望、能力，至少还能控制住局面。
楚王死，局面就要控制不住。
新楚王是变法派还是守旧派？这是贵族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士人阶层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稳定的没有实权封地贵族的大一统时代，没有惯性的君位继承机制。
政变、兄弟相残、篡位的事，时有发生。
王子定事件就是个例子，以及更早的白公胜之乱种种，实权贵族不会容忍一个继续变法的君主。
因为再变下去，这些楚国贵族都明白自己的一切都会被毁掉，甚至会比原本历史上吴起变法毁的更厉害。
更多的识字阶层、被火枪火药毁掉的武士优势、新农具高产作物带来的民众渴求更好生活的意愿……
这注定了楚国的政权交割会比历史上吴起临死前的那场政变更为震荡。
太子臧没有生育能力，这也是个大问题，其弟弟良夫又和贵族们交好，这都为政变埋下了伏笔。
如今楚王的雄心和变法的坚定，更使得这种矛盾激化的越来越厉害。
屈、景、昭三族牢牢把持着楚国的政权体系，楚王的新军和墨家的贷款以及关税等与之对抗，也就堪堪能够压制。
诸子百家关于天下大利学说的传播、墨家无孔不入的渗透，其实都让楚王明白一个问题。
墨家的路，不可能全走以至于墨家无路可走，但是最起码要走几步，不然楚国的民众早晚要被这种思潮影响，迸发出毁天灭地翻转乾坤的力量。
这正是楚王急于变法的缘故，其实他要拯救的，是楚国公族以及楚国的贵族血脉们，只可惜他要拯救的人反而阻挡这一切：这些贵族才是专职的革命家，他们为革命创造了最完美的基础，一个贵族的作用抵挡上二百个宣义部的成员。
为了让贵族们有能力和楚王维持平衡，有能力在楚王损害了他们利益的时候起兵，适在会上主要希望说服众人一件事：加大对楚国的走私力度。卖枪、卖炮、卖火药、卖盔甲……
说服的理由，除了这些关于力量平衡和政治走向的问题，适还一直在说，使用武器的不是武器本身而是人，使用火枪的不是贵族而是民众，贵族要把民众当能开枪的牲口驱使，那么他们既可以自信到可以对抗楚王的集权，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被这群能开枪的“牲口”们吞噬。
大口径的铜炮肯定不卖，但是小口径的麻绳炮之类的炮，能卖就卖。
火枪不但要卖火绳枪，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卖燧石枪。
一方面继续刺激扩大泗上的军工产业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可以赚更多的钱加大对楚国的渗透。
楚国的贵族每买一支火枪，就要对民众剥削的更残酷一分，墨家就可以用利润多出来一个穿着巫觋服的医者在楚地救一个人，就可以多出来几斤粮食在楚国遭灾的时候救助。
顺带可以刺激一下泗上的经济，毕竟军工产业涉及到煤铁以及配套的矿产、木炭、农业、运输等等行业。
不但要卖，而且要大卖特卖，卖到许多城邑的民众都有过拿枪从军代替戈矛的经验的地步，要比以前卖的更凶更多。
同时，增加一下在楚国搞“颠覆”活动的经费，继续遣派墨者进入楚国活动，尤其是加强一下在襄阳、信阳、大别山区等地的活动。
做到不认得楚王的村社，要认得墨者；对贵族心怀恨意的民众，要对墨者心存亲近；要让泗上简化之后更适合纸张书写的横平竖直的文字取代市井城邑的楚篆……
不但要渗透，而且要从四面八方渗透。
从南郑沿着汉水；从洪泽沿着淮河；从南阳沿着江汉；从岭南沿着湘江……这就是今后数年墨家主要的对外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