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岗拉去跳舞
1950年11月1日,向胡志明主席告别之后,陈赓从越南高平起程回国。十多天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浩浩荡荡跨过鸭绿江,踏上朝鲜的热土。回国途中的陈赓为此兴奋得夜不能寐,几次睡下,又几次翻身起床,在日记上写下自己的心声:“我甚兴奋,昨晚为之失眠”,“昨夜失眠,总是思考着朝鲜战事”。
他有心事。他要向毛泽东表态,如果朝鲜战争殃及城池,自己将主动请缨。“想到这里,不禁欢喜若狂。但是工作是艰苦与残酷的,我准备贡献我的一切。”
陈赓从越南前线归来,在南宁小住数日,即经梧州、广州、武汉北上,于11月29日到北京。他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汇报了在越期间的工作以后,马不停蹄,经由沈阳前去举世瞩目的朝鲜战场。
望着陈赓那步出房门火急火燎的样子,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笑了。
后来,毛泽东和金日成首相谈话时,曾说道:“陈赓从越南回到北京,向我汇报援越抗法的事情,他提出要求,想去朝鲜。我说,你陈赓就是好战,刚听说跟美帝打,你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我说,那你要感谢杜鲁门喽!”
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发动的第三次战役结束,彭德怀召开了总结这次战役作战经验的会议,陈赓也参加了。开完会,他到前线去看了几个部队,还在宋时轮的兵团司令部住了几天。在朝鲜前线和后方兜了一大圈之后,他搭乘火车返回祖国东北。当时铁路沿线时常遭到敌机来袭,每次都要投下大量炸弹,有些炸弹是定时的。火车要经常停下,等候排雷再继续前进。短短的旅途历经艰险,到达沈阳时陈赓已是筋疲力尽。
可偏偏遇上了好乐的“东北王”高岗,他拉住陈赓,非要做几日停留。时任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又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不但好客而且好玩,他专以“欢迎陈赓司令员”的名义组织了一场盛大舞会。
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吊着发出橘红色灯光的大宫灯,几盏小灯隐隐在那乐池的蓝色纱幔里透出。当音乐悠扬地疾缓有致地响起来时,一群打扮入时的艳装妇人,在暗淡的光线中,开始被搂在一群男士们的胳膊上。陈赓由于在战争中双腿伤残以至从不跳舞,可是在“高麻子”的盛情邀请下,不得不坐进这座豪华的舞厅里“奉陪”。
舞过三巡,当音乐再次响起,舞池里满是脚尖,有的旋转,有的前后移动,有的原地踏步,虽然人很多,但整个大厅除了音乐,别的声音似乎都消失了。人们陶醉在柔和细腻的灯光和舞曲中。突然,不知什么地方发出一声大叫:“救命啊!”
霎时间,乐队的演奏戛然而止,满场的舞者停下脚步,惊奇地四处寻找发出声响的人。
当人们最终发现发出喊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陈赓,而且他正滑稽地面对着一个姑娘时,都止不住哄堂大笑起来。
谁都知道陈赓是乐天派大将军,不管他走到哪里,只要他一出现,哪里就会被他逗得笑声一片。他急中生智的本领没人不服。
这次也是一样。原来他一进舞池,就被高岗早已安排好的姑娘给黏住了。不管陈赓怎么解释他的腿连走路都困难别说跳舞了,那姑娘就是不信,非要他跟她跳几步试一试。陈赓说了半天,姑娘就是不饶,说不跳高主席定拿她问罪。情急之下,陈赓就大叫起来,弄得四座皆惊。
其实,陈赓因脚伤不能跳舞,但扭两下秧歌还是可以的。早在1944年春天,在延安总部驻地王家坪村头的桃树林里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当杨尚昆的夫人、搞戏剧的李伯钊盛情邀请陈赓跳交际舞时,陈赓就曾这么大声谢绝过。但喊过“救命”之后,他还是用有点颠跛的腿脚,按节拍扭起秧歌来助兴,这是许多老延安都知道的笑谈。高岗自然也知道,但他就是想出出陈赓的洋相。陈赓高声一喊,姑娘又急又臊,也顾不得高主席的叮嘱,早一溜烟跑了,陈赓“罢跳”的目的达到了,安心地坐了下来。陈赓这次执意不跳,其实是他很不喜欢在这个时候弄这些东西。
1951年1月25日至2月16日,志愿军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虽取得歼敌2.2万余人的胜利,但因砥平里战斗失利,战役反击不顺手,战略预备队未能赶到,不能扩大战果,所以也就难以制止敌人的进攻。第二番兵团及补充兵员未到,部队供应正处于青黄不接状态。2月19日,彭德怀专程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况和请求援兵。
彭德怀考虑:“坚持两个月没有问题,国内第二番部队要尽快拉上去,早做准备。现在只有十九兵团已开过安东,还有宋时轮的九兵团在朝鲜休整后可参加春季攻势,这样第二番参战部队只有六个军,兵力不够。我建议尽快让陈赓指挥的三兵团开上去,其他如杨成武和董其武兵团也要抓紧准备出国作战。”
毛泽东表示同意。
4月25日,陈赓被正式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特科老手”没有摆脱“盯梢”处长
按编制,第三兵团要统辖第十二军、十五军和六十军。在正式任命前,陈赓已经乘飞机前往昆明,从他的老部队第四兵团中抽调一些军、政、后勤干部,来组成第三兵团的领导机关,还特地到南京,邀请王蕴瑞当他的参谋长。
当时第四兵团到昆明后,一些军队干部参加军管,已经在地方有了职务,但许多人还是强烈要求去朝鲜参战。据陈赓的老通讯处长戴其萼回忆:
1953年3月初,听说陈司令员回昆明了,大家都很高兴。当时我兼云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的工作,下午正在局里办公,陈司令员来电话叫我晚上去他家。我和他一见面,他就说:“去年11月我从越南回国,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当时决定西南军区部队组建志愿军第三兵团,我向中央请求随三兵团入朝作战,陈锡联同志也请求去,我向中央报告说,陈锡联同志是炮兵司令员,工作很重要,我现在刚回国,还未插手国内的工作,参加入朝作战最方便,中央便同意我去……”
陈赓对戴其萼说:“我这次回云南是将过去的工作做个交代,和省委、省政委、军区及大家告别,并从军区带十来名部长、处长以上的干部随我去三兵团工作。”说到这里,陈赓话锋一转,开始谈起对戴其萼工作的安排:“你的工作在北京已与王诤同志商量好了,调你去三兵团任通讯处长,你在云南担负的三项工作,由军区调干部接替,你愿意不愿意去当志愿军?”
戴其萼满脸高兴,答道:“愿意。”
陈赓又开起玩笑:“这可是志愿军,不是我命令的。”
戴其萼看看谈话结束,就起身,行了军礼,正准备要走,陈赓叫住他:“你不要走,我还有话说。你爱人的情况怎么样?”
戴其萼先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说:“去年你批了路费,她带着儿子从老家来昆明了,昨夜又生了个女儿,听说都平安,我还没去看呢。”
陈赓不满意地说:“明天你交代工作,不管再忙,也要抽空去看看她。她过去受了不少苦,你1937年在她怀着孩子时就离开了她,半年后生了个儿子,一别十几年,去年才团聚,刚生下女儿,你又要上战场。她在产期,对她只说是出差好了,免得刺激她。”
戴其萼使劲点了点头,像是要把陈赓的话刻在心里。
陈赓从昆明出发,乘飞机达到武汉。在早年投身革命时,武汉是他多次到过十分熟悉的城市,二十多年后重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站在黄鹤楼上,极目远眺,长江、汉水尽收眼底,他即兴背起崔颢那首“黄鹤一去不复返”的诗,并感慨道:“大革命时期,我们党组织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有两千来条枪,力量很大,党派我组织、训练和指挥工人纠察队的工作,负责保卫党的机关,压制国民党右派并和租界地的洋人斗争。当时国民党的武汉警备司令是李品仙,我们的警备部队就是工人纠察队。叶挺率领正规部队去参加北伐了,不在武汉。打个比喻说,我就是我们党的‘武汉警备司令’。我对武汉很熟悉。”他随口对一旁的中南军区接待处长说:“你们不必陪了,请回去工作吧。”
其实陈赓最不喜欢有人陪他,就是警卫员他也不喜欢跟着。为了“自由”点,他有时会跟警卫员开个玩笑,拿出“特科”的本领,东拐西拐就不见了影,吓得警卫员都快哭了,他又突然从天而降。
这次陈赓路过武汉,确实有点个人的事情,他不想让外人知道。可这位接待处长尽职尽守,寸步不离,并坚持说:“上级一再交代我们,一定要保证首长的安全。我的任务就是陪首长……”
陈赓还是不甘心,他想着法儿要支走接待处长,想了想说:“某某地方的那个浴池还在不在?”
处长直点头:“在,还在。”
陈赓说:“那好,我现在想去那里洗个澡,你别陪了。”
处长奇怪地问:“首长住处就能洗,何必去浴池呢?”
陈赓话来得很快:“大革命时候,我和工人纠察队的同志或党的同志接头,就是借在那里洗澡的机会。当年和我在澡堂接头的那些同志,后来汪精卫叛变,很多都牺牲了,这次来武汉见不到他们了,所以去那里洗个澡纪念他们。”
洗完澡,出来一看那位处长还坐在那里。陈赓心头的一个秘密就没有实现。原来,他最想去的地方是开党的五大时,他和王根英结婚的那间小房,现在人已去,不知那间房子还在否。回到住所,陈赓越想越好笑,最后竟笑出声来:“中南军区这位处长本领不小,是个情报工作老手,硬是被他盯梢跟得死死的,没得办法想,只好听他指挥了。”
一切准备就绪。就在陈赓准备动身入朝的前两天,因为在越南工作期间条件艰苦,过于劳累,回国后未曾休息又去朝鲜前线一趟,他的左小腿突然剧烈肿痛,以致不能行走。经医生确诊,是左踝骨关节创伤性关节炎,必须治好才能行动。他在北京治伤,直到这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的时候,仍未能成行。6月中旬,他到达大连,住进老虎滩工人疗养院,继续请医生治疗。
陈赓一句“该吃饭了”替大伙解了围
从4月2日至5月21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中朝军队自第五次战役发起进攻,经连续两个阶段的反击作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我军已是疲劳之师,随身携带的粮弹将尽,后方补给一时又跟不上,且雨季即将来临,第一八〇师陷入重围。
8月17日,腿伤稍有好转的陈赓经由沈阳、丹东乘车入朝,于8月22日抵达三兵团司令部驻地。一路上,敌机狂轰滥炸,备尝艰险。
8月22日,陈赓来到三兵团司令部驻地大水洞。当天,他就让参谋通知兵团和各军负责同志晚上继续开会,必须把六十军一八〇师受损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
会上,军长声音沙哑,逐字逐句地报告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面前摊着个瘪瘪的公文包。
“木刻楞”(用原木搭建的纯木制小屋)搭成的半地下掩蔽所里,不仅有一股潮湿的泥土气和苦艾味,而且还有军用品上的铁屑味、皮革味,男性的汗酸味和马合烟的味儿,使人感到窒闷。
与会者的脸上沉郁专注。陈赓坐在长桌的上首,仰靠在椅子上,手杖靠在腿旁,面部平静,似乎在思索。
情况是这样:五次战役结束的时候,我三兵团在转移中电台遭受空袭,中断指挥三天,致使这个师失去联络,遭到美军骑兵第一师的包围。
“后来呢?”陈赓问。
“……由于力量悬殊,三千人被围,缴了械。”
“主要是通讯联络的问题!”另一位副军长补充道。
“还有什么意见?”陈赓继续征询。
干部们摇摇头。
“我看原因不止这些。”陈赓闭了一会儿眼,咽了咽聚在嘴里的又浓又黏的唾液,看了看那位总结的军长,“关键是这个师的师长没有坚决率领全师突围,临阵犹豫,以致耽误了战机,其实是完全可以突围出来的。”
他的口气很重,使得在场的军官震了一下。他们以为惯常的总结形式已经接近尾声,损失将在明天的战斗中记取,加倍偿还。
“陈司令员,咱们别搞事后诸葛亮。当时敌人骑兵包围得很快,又没有联络指挥,他们也是插翅难飞!当时咱们要有直升机就好了!”一位负责干部不服气地说。
“哪有钱造直升机!”陈赓说。
“就是卖了裤子也应该大搞空军!”
“裤子还是得要,那个东西露在外边也不好看。”没人敢笑。陈赓自己也是嘴唇翘了翘,面部严肃:“突围问题我是有事实根据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兄弟部队一个团,当时被隔绝在更远的敌后三百里地区,这个团长横下一条心,死活也要突围出去,能突围几个算几个。怎么样?他自己活着回来了,全团也都跑出来了。还有转移时走在最后的一个军,敌人在他们退路上空降部队,拦截、阻挡,还是没挡住啊。人家军里领导始终跟部队在一起,也逃出来了。咱们这位师长当时位置在哪儿?”陈赓顿了顿,表情更加严肃:“这是严重失职嘛。为什么军、兵团至今都不处理呢?”
那位负责干部朝脚下喷了一口烟,仰起脸来说道:“彭总已经在会上承担责任,我们想还是从爱护干部出发……”
“这不是爱护,这是姑息!彭总替你们受过,你们就心安理得?我的老兄,被劫的是三千人呐!你当过战俘吗?你知道当战俘是什么滋味?太缺乏原则性了嘛!我提议,给该师负责干部以党纪处分,并在所有入朝部队展开讨论!”
“同意!”
“我同意!”
那位负责干部也沉思地点了点头:“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但我觉得志司的通讯工作不够理想,真正懂业务的太少。”
“你这个意见很好。”陈赓咂咂嘴,说道,“我马上给你调个通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