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寒晖兴奋地举起茶杯，站起来说：“庆祝我们自己的“五五剧社”的诞生，干杯！希望我们的社员能发展成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为我们神圣事业的发展，干杯！”他们以清茶代酒，碰杯，扬头，一饮而尽。这五个气度不凡的青年男女谈笑惊座，使其他的茶客纷纷傅过头来好奇地看着他们。
“五五剧社”在艰难中奋斗前进着。他们很快又发展了谢兴、张呜琦等五六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就着手筹备第一次公演。这十来个青年人，每个人都要扮演三个以上的角色，还要兼顾布景、道具、保管、灯光、提词……他们冲破了重重阻力和破坏，终于在七月份进行了第一次公演，地点是在艺专礼堂，上演的剧目有丁西林的《压迫》、余上沅的《兵变》等短剧。
演出获得了“出人意外的成绩。”观众相当踊跃和热情。但是也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观众中间，他们并不是为观戏而来，而是带着侦探的使命；他们对话剧艺术一无所知，毫无兴趣，然而在某些方面的嗅觉却十分灵敏。他们在剧场只呆了一个多小时，就发现了许多“重大”的嫌疑：
第一，剧社名为“五五”，肯定是指五月五日，这个日子不正是马克思的生日吗？可见这个剧社的政治背景大有问题；第二，他们印发的戏票是红色的，正说明剧社的面目是赤色的；第三，所演剧目曰《压迫》，曰《兵变》，暗含共党所倡之阶级压迫和暴力斗争之含义，有碍社会之安全。
他们得出了结论，“五五剧社”背景可疑，需予以十分注意。
报告很快送到了警厅，“五五剧社”就在那里挂上了号。
这真是作贼心虚，神经衰弱到了极点。就拿“五五剧社”所演的《压迫》来说，题目就吓了他们一跳，以为是反映阶级压迫、鼓吹阶级斗争的，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丁西林的这个作于一九二五年的独幕剧，是描写一位工程师由于没有家眷而租不到房子，因为当时在北京欲租房子必须有两个条件：一要有家眷，二要有铺保。虽然房东的女儿已答应让这位工程师住进来，然而房东本人却“坚持原则”，执意不肯租房。争执之下，房东就去叫警察来干涉此事。正在这时，碰巧又来了一位租房子的女客，同样因为没有家眷而租不到房子，于是他们俩商定权且称为夫妻而同借房子，这才解决了他们两人的燃眉之急。当房东叫的警察来到时，看到男客原来是有家眷的，只得同意将房子租给他们。而这对假夫妻借到房子后，彼此还没来得及互问姓名呢。这样的内容，实际上与“阶级压迫”、“阶级斗争”是根本挂不上勾的。
戏的内容虽然一般，但却充满了戏剧冲突和幽默，充满了生趣。张寒晖扮演剧中的老妈（女仆）一角，他把这位老妇人耿直善良的性格表现得相当真挚，塑造了一位朴实厚道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受到了当时报刊的好评。
“五五剧社”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他们在《世界日报》上办了《戏剧》周刊，张寒晖曾亲自担任了一个时期的编辑。从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出版第一期起，一直坚持出了六十多期。在这个刊物上，他们直率大胆地宣传了他们的戏剧观点。
到一九二六年的十月中旬，“五五剧社”的阵容已发展到三十余人，于是他们开了正式的成立大会，加强了组织，充实了《戏剧》周刊的编辑力量。他们又以更大的演出阵容，排演了莫里哀的《悭吝人》，洪深改译的《赵阎王》，以及《可怜的裴伽》、《父归》等独幕剧。
“五五剧社”这一班刚毅勇敢的青年，不断与经济上的压力相抗争，与政治上的压迫作斗争。“五五剧社”的发起人之一左明在谈到这一群青年时写道：“他们穷得什么也没有，可是有的尽是热诚与毅力，他们受过很残酷的物质的压迫，每天围着教室的火炉，一边读书写文章，一面吃着他们唯一的大餐——烧饼。他们受过奸人的陷害，差一点他们的脑袋与刀光齐辉。他们公演了四次，得过北国人士的赞美，他们办过剧刊，战胜了国字号所提倡的国剧。他们的希望无穷，他们的生命就是戏剧。”
经过他们艰苦努力和勇敢的斗争，保守的国剧派终于退出了艺专戏剧系。“五五剧社”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张寒晖在谈到这事时写道：“五五剧社”的社员们“与恶魔辈笔战舌斗，毫不让步，颇有宁死不做无用古董之慨。也是时代潮流的动力，竟把那些廓而清之，真是一件痛快事！”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五五剧社”的青年在看待中国传统戏剧方面，也未免有点一概否定的片面观点，“五四”时期对于传统戏剧形式主义地全盘否定的思想，对他们是有直接影响的。但是，他们的主张对于复古倒退势力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并为进步的戏剧活动创造了条件。
小小的“五五剧社”，在北国的戏剧运动中激起了一阵引人注目的浪花，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戏剧团体。张寒晖、左明、章泯等同志曾在这个团体中团结奋斗过，它为新的戏剧艺术的发展写下了光荣的一页。由此也可以看到：张寒晖在早期的话剧运动中，表现出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是一位话剧运动的闯将。
10风雨飘摇中的北京“艺专”
“艺专”当时虽然名列“国立九校”之一，但是“国立”的招牌有什么用呢？军阀们忙于混战，他们的兴趣全在于抢占地盘，掠取民财和争夺权利。他们忙得很呢，根本没有功夫来关心教育和艺术。军阀政客们在争权夺利之余，在酒足饭饱之后，也想欣赏一下伶人的姿色声腔，以满足他们的声色之欲。但对于艺术教育，对不起，顾不过来。
因此，“艺专”就象风雨飘摇中的一叶破船，在万顷波涛中颠簸着，挣扎着。那船上的“水手”们，在拼着性命和波浪搏斗着。
首先遇到的是经济困难。挂着“国立”头衔的学校，却总是拿不到“国家”发给的教育经费，发不出教员的薪水，连办公费用都没有。学校只能半死不活地时办时辍。艺专戏剧系更是穷困，不要去想修建新的剧场，也不要去想添置舞台设备，就是连化装的油彩都买不起。张寒晖和他的同学们，在戏剧系学习时的条件就是这样的。
其次，更为严重的是：反动军阀政府从政治上对学校施加压力，迫害进步师生。林凤眠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刚刚接任艺专校长的时候，决心以艺术家的清高姿态，与“国内政治不生关系”，幻想当一个“绅士校长”。但是，事情并没有按他的心愿发展。他当校长不久，就发生了“三·一八惨案”，他的学生姚宗贤在示威游行中被段祺瑞的军警杀死了。他怎么还能够“与国内政治不生关系”呢？政治偏偏找到他的头上来了！
这时，“艺专”已经成了北京著名的“赤化”学校，因而成为反动军警、密探重点防范的单位。监视、跟踪、搜查、逮捕等高压手段，一步步紧压到进步师生头上。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军阀政府疯狂搜捕进步学生，制造“讨赤”、“驱赤”的恐怖气氛。反动派不断从“艺专”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三月份，参加过“三·一八”示威斗争的共产党员谭祖尧、方伯务等都被捕了。戴着瓜皮帽、穿着灰布大褂的便衣侦缉整天在西京畿道进进出出。全校，不，应该说是全北京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奉系军阀纹杀著名共产党员李大钊同志的同时，谭祖尧和方伯务同志也惨遭绞刑。“艺专”的共产党组织因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批共产党员及进步学生不得不匆忙离开北京。戏剧系处在危机中，“五五剧社”也被冲散了。
当时张寒晖正在繁忙地筹备“五五剧社”的排演，准备参加五月份的“北京艺术大会”演出，同时正在赶写一篇论述戏剧艺术特点的长篇论文《铁锤》。在白色恐怖的刀光血影中，张寒晖化装成一个老汉，连夜潜离北京，躲过了反动军阀的这次大搜捕。
军阀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正在筹划着彻底消灭“艺专”。到一九二七年中，张作霖的走卒刘哲上任“教育总长”后，筹划出一个改组“国立九校”的计划，就是要将原有的九所大学合并成一个“京师大学校”。在这次改组过程中，他就以“名实未符，虚糜国帑”，“学风不善，士习寝偷”为藉口，下令解散“艺专”与其他各校的音乐系和戏剧系。
如果说军阀们对于艺术建设毫无兴趣和能力，但摧毁艺术却都是高手。师生们花了多年心血惨淡经营起来的音乐、戏剧教育园地，被军阀们的一道命令，一夜之间就夷为平地了。
八月十日，这是刘哲接收“艺专”的日子。虽然正值放暑假，学生们都不在学校，但刘哲仍担心“艺专”学生会闹事。这天早晨，刘哲亲自给警察总监打去电话，要求派出警察到接收现场照料，以资弹压。他们带着“大元帅令准”的九校改组方案，带着荷枪实弹的军警，到“艺专”来侵吞一切，那气派真象是要攻占一座敌人的要塞。
政治上的暴虐，造成了文艺上的荒凉。
热心音乐教育的音乐系主任萧友梅博士，在气愤之下创作了歌曲《闻艺专音乐系解散有所感》，唱出了“何处是尘衰？春去长安，名花一笑已先残”的感叹，曲折地表达了他的愤懑和无可奈何的心情。戏剧系主任熊佛西当时写道：
“不意此次九校改组，当局误听一二人之谗言，竟将音乐戏剧二系同时解散，吾复何言！惟望同志诸君努力自修，祗要此心不死，将来终有一日！”表现了他等待时机，以求再起的心情。他对他的学生们告别说：“请记住："倒处留心皆学问，通达人情是文章’。大家到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去吧，把人情世态当作我们的课程。戏剧系是可以解散的，但希望大家为戏剧艺术的意志不要有丝毫的动摇。我们后会有期！”
富于斗争精神的“艺专”学生对此不甘罢休，他们挺身而起，继续勇敢地反对当局的决定。“艺专”学生会发表宣言，公开反抗反动政府的这一措施。宣言中慷慨激烈地写道：“……本学生会，既为全校同学之代表机关，对于此次改组，认为教育当局有意湮灭文化，蹂躏教育。为国家名誉计，为文化发展计，为九校生存计，为本校全体职员同学利益计，决无坐视之理，誓与九校教职员同学共同奋斗，反对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学生们的反对是勇敢的，是可歌可泣的，这是“五四”精神的继续和发扬。但是，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对手是军警，是刀枪，而在军警刀枪后面还有“大元帅”。这位“大元帅”早就开始对革命者实行铁血政策了。
话分两头。张寒晖化妆成老汉潜离北京后，他身无分文，一路步行，回到了定县老家。他一方面帮助大哥张迎新种地，一方面抽时间趴在炕桌上写小说《蓝布衫》，还教农村孩子们表演过儿童舞剧《月明之夜》。
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驻扎在定县。这时张寒晖曾教群众唱过《国民革命敢》，边唱边讲述了他们在“三·一八惨案”中高唱这首歌曲参加斗争的动人情景。
革命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但张寒晖的意志一直是乐观坚定的。在他回到农村后不久，就以教学为掩护，在农民中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了。
11话剧音乐两亲家
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军驱逐奉系军阀张作霖势力出北京。这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定在南京，北京改称“北平”。
八月，艺专恢复并改名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又开始了活动，招收了一批新的学生，还聘请了几位新的教授，其中有赵元任、陈治策和几位外籍教师。教员的阵容更强大和齐整了。
夏天，张寒晖从老家回到北平进戏剧系继续学习。
才华横溢的赵元任给戏剧系带来了新的生气。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在戏剧系担任“国音”课，同时还编写剧本，和师生们一同登台演戏，组织社会上的戏剧活动，在各方面都表现了巨大的热情。
张寒晖是赵先生的“国音”课的最用功的学生。
“话剧表演除了身体动作之外，还要讲究声音。”赵先生在课上对学生们说，“我们这个国音课，就要解决作为一个话剧演员的声音训练的课题。”
赵元任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的时候，曾业余学过几年声乐，掌握了西洋声乐的科学发声原理。现在·他就用声乐训练的方法来要求他的学生。他对学生们说：声音的变化无穷，感人至深。但要掌握好中国国语的顿挫静止、阴阳四声，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作为一个话剧演员，必须要做到口齿清楚，言语流利，嗓音宏亮，说话要有音乐感，就象唱歌一样。
赵元任当时正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对于中国语言和各地的方言有精深的研究。他的耳朵特别灵敏，可以辨别很细微的语言音调上的差别，任何方言，他可以在一星期之内学会，并且能听、能说。真是一个语言学方面难得的天才。他的“国音”课，形式活泼，例证生动。他要求学生们每天坚持做发音练习，练习念几个母音，如英文中的a，e，i，o，u。他用四川话对谢兴说：“谢兴同学，你是四川人，要特别注意，别把p卞厶读成虫《尸。”他又用山西话对韩廷让说：“韩廷让同学，你是山西人，正好和四川人相反，要特别当心，别把坐尸读成专。”
由于张寒晖“国音”课的学习成绩突出，后来学校让他担任了戏剧系新生的“国音”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