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里，歌声悲壮，情绪激昂。
一位英武刚健的将军，正挥动着有力的双臂，在指挥一群青年军官唱歌。将军气宇轩昂，指挥动作朴实而熟练，他那浓黑眉毛下的一对眼睛，炯炯有神地环视着大厅里唱歌的人群，用他的动作、表情，眼神和声音，掀起歌唱者内心激情的波澜。当唱到悲愤的高潮时，歌声中夹杂着哭泣声，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饮泣，有的仰天悲号，有的握紧了拳头……
是什么歌曲具有这样震撼人心的力量？
是谁在指挥这悲壮的歌咏场面？
是什么人在喷发出这哀而动人的歌声？
这支歌就是后来唱遍全国的《松花江上》，指挥者是周恩来同志，唱歌的是一群东北军青年军官。
一九三七年初，时令正当数九寒冬，祖国西北的天空朔风怒号，黄尘飞卷，风谲云诡。
西安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比反复无常的气候更加令人难以捉摸。
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刚在这里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但当蒋介石脱离了阶下囚的困境，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一回到南京，就立即否认了他在西安许下的“联红抗日”的诺言，扣留了“西安事变”的主要发起人张学良将军，同时又派重兵对西安实行军事压迫。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和蒋介石被擒而刚刚舒展了愁眉的古城人民，而今又在风云突变的形势下锁紧了眉峰，全国又面临着内战的危险。
张学良被扣之后，二十万东北军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东北军内部在对蒋“战”与“和”的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当时的西安，处在剑拔弩张的极其复杂的局面之中。
在此艰险危难的时刻，周剐主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力挽狂澜，为加强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内部团结而日夜奔忙。有一次，在新城内杨虎城将军的“讲武堂”里，周副主席出席了东北军的军官会，他在讲演中热情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高度赞扬了东北军全体官兵在‘西安事变’中采取的“逼蒋抗日”的正义立场，又语重心长地强调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周副主席那生动，雄辩和富于远见卓识的讲演，深深地吸引着，感染着东北军的军官们，他们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来表示支持周副主席的论点。讲演结束后，大家围着周恩来同志，带着恋恋不舍的敬慕之情，不愿离去。
这时，周恩来同志爽朗地问道：“大家一起唱个歌好不好？”
“好！”讲武堂里响着同一个回答。
一位东北军军官出来提议：“请周将军给我们指挥！”
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
这时，周恩来同志谦虚地笑了笑说：“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松花江上》吧！”他起了头，抬起双臂挥动起来。接下去，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时所描写的场面。歌声震荡着整个“讲武堂”：
歌声牵动着每一位东北军军官的心。这歌声从每一位军官的心底涌流出来，淋漓尽致地倾诉着他们思乡恋土的愁。
“九·一八”已经过去五年了，失去家园，流亡异乡已经整整五年了！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流落在西北的东北军官兵，没有一天不在思念着故乡和父老，没有一时不在盼望着去夺回惨遭日寇蹂躏的土地和同胞。当大家唱到：
悲壮激昂的歌声，好似画出了郁积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个大问号，问大地，向苍天：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怎样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这支具有神奇般感人力量的《松花江上》，是由那时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张寒晖同志创作的。但在当时，人们都并不知道这首歌曲的作者。作者是谁，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大家得到了一首能抒发郁闷，哭诉情怀的好歌。在“西安事变”前夕，《松花江上》刚刚秘密传到东北军中。“西安事变”爆发后，它迅速地在东北军中公开流传开来。由于它深刻反映了东北军官兵的情绪，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共鸣，在没有广播，没有录音、没有出版的条件之下，一传十，十传百，其传播速度之快，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这是真正的“不翼而飞”。这时，刚来西安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同志，立即就注意到了这支歌，并在百忙中抽时间学会了它。周恩来同志具有这样一种非凡的敏锐感：他善于发现和运用群众喜爱的歌曲，来宣传群众，团结群众一致行动。他在新城“讲武堂”指挥大家高唱《松花江上》，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周恩来同志不但曾多次带领，指挥群众唱《松花江上》，还曾在文章中指出：“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飘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松花江上》以其牵动若千百万人民感情的主题和它本身高度的艺术性，成为张寒晖第一首传遍全国的作品，起了无法估量的巨大的宣传作用。
时光飞速地流逝，十年，二十年年，三十年，四十年过去了。其间又产生了多少令人陶醉的歌曲？它们的数字已很难统计了。时光老人的考验是严峻的，群众的评判是是公正的。音乐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不朽珍品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受到群众的长期喜爱，永葆其艺术的青春与光华。《松花江上》可以算得上是这样的艺术珍品，至今它仍在电台的广播中，在音乐会上，在人民的音乐生活里起着作用，还在国内外流传着。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间，美籍知名女作家聂华苓和她丈夫所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在美国依阿华州举办“中国周末”聚会，邀请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旅美的中国作家团聚在一起，讨论呻国文学创作的前途”问题。会议结束时，一国四方的文学家们在欢宴中即席赋诗，纵声歌唱。
这时，来自台湾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的炎黄世胄，一起唱起了三十年代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抗日救亡歌曲《松花江上》，很多人边唱边流泪，流露出强烈的乡土观念和民族感情，沉入于对祖国苦难历史的深深的回忆之中。
一九八〇年六月，“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国际讨论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二百多名各国学者参加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以中国抗战为主题的音乐电影晚会，演唱了《松花江上》等歌曲。据报导：“许多观众感动得流了泪。”
《松花江上》的艺术光彩，丝毫没有被时光的激流所磨灭，至今仍保留着它艺术的青春。你听，它从远离中国的美洲大陆，欧州大陆震响起来，以它那永久的艺术魅力，扣动着听众的心弦。
四十多年来，《松花江上》一直活在人民的心中，一直在触发着人们的激情，一直在启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它的作者张寒晖同志，也因此而成为人民所爱戴的不朽的艺术家。
这首歌曲，已毫无愧色地列入了中国歌曲宝库的艺术珍品之列。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一位为人民创作了美好作品的艺术家，他自己却因此而受尽折磨。张寒晖及其《松花江上》的遭遇也真是够曲折的。
人民之所爱，即敌人之所恨。历来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既怕《松花江上》，又恨《松花江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这首歌曲及其作者施加了重重的迫害。
一九三六年，当《松花江上》刚出现时，西安的国民党宪兵就称它为“赤色歌曲”，谁要唱它，谁就有被抓被杀的危险。只是由于他们实在查不出《松花江上》的作者是谁，误以为是由“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的”，张寒晖才免遭了一次灾难。
日本侵略者同样惧怕和仇恨这首歌曲。他们将《松花江上》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称之为“排日情绪”，还扬言要对此进行惩罚；在《中国抗战画史》一书中记载着：
与《义勇军进行曲》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首题名《松花江上》的凄惋不忍卒声的歌曲……这虽是一首无名氏所作的歌曲，却正代表了千千万万沦陷区全体流亡人民的哀嘶！这份情绪，日本人称之为排日的情绪，他们的外交家曾经在国联行政院会议席上振振有词，替他们的军事侵略作辩护，说是这样的‘排日情绪’，应该‘膺惩’。”
一九四三年，在延安由阴谋家康生一手制造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松花江上》被指责为“散布悲观情绪的坏歌”，张寒晖也被污蔑成“为敌人做宣传的汉奸”。天哪！“汉奸”的帽子与《松花江上》的作者挨得上吗？思念丧失了的国土，要求抗日，宣传打回老家去，反倒成了“汉奸”！真是难以让人相信。可是，“抢救失足者”确实就是这么“抢救”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抢救失足者”的故技变本加厉地重演了。这回是轮到张春桥亲自出面组织，指挥“围剿”《松花江上》了。在他们当时所控制的《文汇报》上，一九六九年七月间连续发表了接版的文章批判《松花江上》，说它“除了眼泪和病态的呻吟，那就是苦闷和失望”，说它是“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他们这么批判《松花江上》，有一点点历史的依据吗？懂得一点点历史的知识吗？唉！在那人妖颠傅、黑白混淆的年月里，还谈得到什么历史和真理？林彪、“四人帮”一伙就是靠篡改历史、颠倒是非起家的，他们吐辞为经，投足为法，与他们毫无道理可讲。于是，《松花江上》再次被列为禁歌。
敌人摧残它，人民更爱它。张寒晖和他的优秀歌曲，至今仍在人们的口中或心中回响，而且似乎变得更有生命力了。
一九六四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心下，《松花江上》等和张寒晖的另一首歌曲曾被采用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这是作曲家的巨大光荣。
张寒晖同志是怎样创作出优秀歌曲《松花江上》的？他一生的经历和遭遇怎样？他还有些什么作品……让我们一起沿着他生活的足迹，回首寻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