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人口增长，苏联在1936年颁布了一项禁止人工流产的法令，而库科茨基的许多危重病人都与做非法流产手术有关。在与病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了这项法令的伪善之处，他也由此认识到要女人不流产必须整个社会一起努力，否则只是一种对女性的强加负担。因此，他强烈要求取消这项法令，并为此不懈努力着，甚至规划了非常完备的计划递交到国家。这一切他的妻子并不知道。当又一个女病人，女儿塔尼亚同学的妈妈，因为非法流产失血过多而死去时，叶莲娜这才知道了丈夫的秘密，她大为震惊，认为这是在剥夺尚未出世的孩子的生命。夫妻感情出现了裂痕和不理解。互相攻击的话语深深伤了彼此的心。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终于有一天，叶莲娜不堪心灵的重负，患上了奇怪的疾病。她忘记了大多数以前的事，甚至几分钟之前刚刚做过的事。最后连对话能力也几近丧失，总是长时间陷入自我沉醉的梦境中，不省人事。
塔尼娅长大后当了一名实验员。她用灵巧的双手很快便适应了实验室制作标本的工作，每天和成千上万的老鼠标本打交道，不久就获得同事的器重。当有一天让她用死去的婴儿做标本时，她的内心无法忍受这种残酷，永远地离开了实验室，开始了离经叛道的游荡生活。寄居在首饰工匠的作坊里，从富裕人家的小姐到落魄的匠人，过着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她和许多并不熟悉的人过夜，也与父亲好友戈尔德伯格的两个儿子同时交往，但是，这些都不能对她有所触动，她一直没有碰上能够让自己真正激动的爱情，却因为怀孕而不得不嫁给兄弟俩中的一个。在怀孕休养期间，她终于碰上了带来爱情的人，一个萨克斯风音乐家，她带着腹中的胎儿和这个音乐家同居，享受到了以前未曾了解的幸福。生下女儿后，她又怀上了音乐家的孩子，但是却因为医生的失误而不幸流产死去，甚至来不及接受作为著名妇科专家的父亲的治疗。这让库科茨基医生痛不欲生。
塔尼亚的同学托玛，因为母亲去世而被库科茨基医生一家收养，从此也开始了自己不同的人生，她小心翼翼的在这个富裕家庭里充当着养女的角色，并因此在心里立起固执的公平观念，在塔尼亚离家流浪的日子里，她照料着一家渐渐衰老的家庭成员。在塔尼娅和库科茨基医生去世后，她在自己热爱的植物事业上做出了成果，可以算得上是医生精神的继承人。年老的叶莲娜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结婚后过着机械的、极其严肃认真的生活，对养母叶莲娜的照料也并不尽如人意。时光流转，塔尼娅的女儿冉尼娅也长大了，正是她10年间用心照料自己的外婆叶莲娜。后来，冉尼娅终于也生出了自己的孩子。
由于作者自身的生物学背景，因而能够非常精准地在作品中进行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细节描写，甚至在某些环节也进行了合理的科学幻想。评价自己作品的时候，作者说，库科茨基这个病例是我们每个人的病例，这本书“是在非常残酷的极权主义条件下，对于实现自由的可能性的研究”。
《无望的逃离》（2001）
作者尤·波里亚科夫，1954年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中篇小说《区内的非常事件》、《命令颁布前一百天》、《纠错》、《荒唐至极》等作品。苏联解体后，又创作了包括《民主城》、《母羊奶中的羊羔》、《牺牲者的天空》等多部中长篇小说。其中《无望的逃离》以其现实与怪诞的完美结合，前卫与传统的和谐共存，成为俄罗斯及世界瞩目的畅销书。其中译本获“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这部小说以主人公巴士马科夫第三次逃离为线索，串联起他40佘年充满情欲与逃离的动荡人生，反映了变革时代俄罗斯的社会生活。
奥列格·特鲁多维奇·巴士马科夫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因特鲁多维奇—意为“劳动”一这一奇怪的父名屡受嘲弄。他当过兵，后毕业于莫斯科鲍乌曼高等技术学校。最初，他在岳父的帮助下在区团委谋得组织部部长一职，后又因一桩鱼子酱误会荒谬地丢了官。之后就职于“金牛星座”
个从事宇航事业的科研生产联合体。改革后整个实验室被撤销，巴士马科夫失业，在家无所事事了一段时间，引起妻子卡嘉的不满，被迫干上了“倒爷”的营生，以亏本告终。于是巴士马科夫又跟着邻居、昔日的上校当停车场看门人。后来又在女儿达士卡的介绍下进入驼鹿银行工作。巴士马科夫先是遭到了放荡的初恋女友的抛弃，并留下“半拉子男人”的阴影，之后矫枉过正，热衷于情欲。同卡嘉初尝禁果，因为不懂避孕而奉子成婚。婚后，一方面爱着妻子卡嘉，一方面又与演员、外国女人、妓女、同事尼娜·安德烈耶夫娜和银行女职员维塔等发生过性关系。其中尼娜和维塔分别成为了巴士马科夫第二和第三次逃离的原因。
巴士马科夫前后共做过三次逃离的尝试，第一次由于要搬走的沙发床难以拆卸以及妻子卡嘉的下跪哀求而作罢，以一场欢快的酒宴结束。第二次由于尼娜另结新欢，以巴士马科夫灰溜溜地偷偷潜回家而无声无息的失败。第三次，则因妻子和情人同时出现，巴士马科夫慌张之际掉出阳台，以挂在半空中的悬置为结局。这三次逃离，都发生在苏联解体前后社会转型，价值观念巨变的时候，因此它不仅仅是巴士马科夫处理情欲和家庭关系的态度和方式，更可以作为他人生态度和生命状态的一种隐喻。改革后的社会，官员和掌管实权者更加变本加厉地以权谋私，市场规则驱动下人人自危，物质挤压着精神空间，人人惶惑终日，纯朴不再，国家迅速贫穷化。面对这样的现实，巴士马科夫一方面做不到让自己完全异化以迎合新的现实，也无法依靠理性的力量坚守内心的阵地，他只能逃避成为“安于体制并习惯于在其中生活的人，成为维系这个可耻的社会机制的结构中的一颗铆钉”，幻想用逃避来“拖垮”可耻的社会。结果自然是失败，一步步地退却，一步步放弃知识分子的良心、尊严和坚持，成为迎合市场经济的法则、与侵害国家利益中饱私嚢者同流合污的人。他无力批判，无力斗争，只能渴望逃离。而在渴望逃离的同时，又矛盾地希望有束缚和牵绊阻止自己的逃离，这种逃离注定是不彻底的，无法成功的，结局只能是悬置，坠入无望的深渊。
巴士马科夫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不仅仅是个人性的，更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而由巴士马科夫回忆串连起的其他枝蔓故事和相关人物，也可以看成是特定时代下知识分子命运的其他可能性。巴士马科夫学生时代的好友鲍尔卡·斯拉宾逊最终异化成为物质的奴隶，把享乐和实惠作为了人生的最高准则；“金牛星座”的同事卡拉科津最终在保卫白宫的战斗中葬身火海，变成了“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以驼鹿银行行长为代表的一批当权者成为了“俄罗斯新贵”；巴士马科夫的女儿与女婿则代表了俄罗斯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在爱情与现实、理性与感性、物质与良心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些处于不同层次，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境遇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一幅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全景图，一幅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人格和心态的痛苦裂变图。
作品的叙事技巧很出色。作者完全打破故事发生先后次序和情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建构小说的线性结构，通过主人公收拾旧物时触发的回忆，串连起数十年间的人生经历以及枝蔓繁多的支线故事。不同时间空间交杂渗透，将主人公20佘年的情爱人生，苏联解体前后及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伦理万象徐徐道来，写出了一个“可怕的关于家的浪漫故事”，同时也是作者关于俄罗斯历史和现实的疼痛却执著的思考。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2003）
作者拉斯普京（1937—），出生于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当代俄罗斯公认的经典作家。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六七十年代曾以《为玛丽娅借钱》、《最后的期限》、《活着，可要记住》、《告别马焦拉》等反映西伯利亚农村生活的杰作轰动世界文坛。近年来，拉斯普京笔耕不辍，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把创作题材由农村扩大到城市。《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就是他进入新世纪后创作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末的伊尔库茨克。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出生在安加拉河畔，她的父亲伊万·萨韦利耶维奇是个诚实正直、勤劳能干的农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父亲倔犟的个性塑造了她坚强的品格和美好的理想。中学毕业后，她来到伊尔库茨克，先是当电报员，后来又当汽车司机，并嫁给了同事阿纳托利，很快生下来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取名斯韦特卡，儿儿子取名伊万。为了照顾儿女，塔玛拉·伊万诺夫娜陪着孩子进幼儿园，先做保育员，后来做到园长。等到孩子升学后，她又对幼儿园的工作失去了兴趣，重新去当电报员。
故事开始时，女儿已经17岁，儿子16岁，丈夫由于汽车运输处垮台而失业在家。女儿斯韦特卡中学毕业后进了一个售货员培训班，希望找一个售货员的工作。但由于她是未成年人，正经的商厦不要她工作，只好与几个女友在各类小货摊上奔来跑去。一个高加索商贩看上了斯韦特卡，强迫她跟随自己到荒郊野外的民房里，强暴了她，并且企图长久控制她。两天后在父亲朋友杰明的帮助下逃出虎口，犯罪分子也同时被扭送检察机关。但检察官却怀疑强暴是“自愿行为”，生怕称呼“强奸犯”而侮辱了犯罪嫌疑人。眼看三天的拘押期将过，忍无可忍的塔玛拉不得不冲进检察院，用猎枪打死了正在被打开手铐的犯罪分子，同时发现另一个高加索人正在给检察官递上美元。原来检察官贪赃枉法，把所谓公正的裁判变成了放纵罪犯。
塔玛拉杀人后面临新的审判。检察机关为了掩人耳目，决定对塔玛拉·伊万诺夫娜从宽处罚，企图诱导她的丈夫、儿子和父亲证明她有精神病，但他们坚决不做类似的证明，塔玛拉也拒绝朋友们凑钱为她请来的律师。塔玛拉·伊万诺夫娜被判处6年苦役，她拒绝上诉，接受了判决。她说，我犯了罪就要接受惩罚，但如果我让强奸犯逍遥法外，那么我终生的自由都将是苦役。
由于在苦役营里表现良好，塔玛拉4年半就被释放出狱了。她从苦役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甚至可以说苦役是一所特殊的大学。但她的家庭已经面目全非。丈夫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之后，在好友的帮助下又有了运货的工作，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儿子伊万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逐渐长大。他曾经与光头党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们冲突，加入与高加索人的群殴，但终于摆脱出来，勉强完成了中学的学业，打过一些零工，服了两年兵役，退役后搞起了建筑，到他外公附近的村庄建设教堂。女儿斯韦特卡意气消沉，住在奶奶家里，但不久奶奶就去世了，把一个小房子留给了斯韦特卡。斯韦特卡嫁给了一个30多岁的自称经理的骗子，其实是个酒鬼。他们生了一个小女儿。等酒鬼变成了吸毒者之后，他们就离婚了，为此还赔偿了这个酒鬼一笔补偿金。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就这样由于一次犯罪活动而毁坏了，脱离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这个家庭的悲剧是由于一次偶然事件造成的吗？作者通过阿纳托利和杰明的争论，通过伊万·萨韦利耶维奇的回忆，作了深入的探讨。在他们看来，社会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坏人，对他们必须进行斗争。剧烈动荡的社会现实给了恶人作恶的机会和贪官污吏贪赃枉法的机会，的确使人忧虑。但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管这种担当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里表现作者对当代俄罗斯社会现实的深深忧虑和不安。检察院已不再能震慑犯罪，而是隐没在众多的商铺之间。学校里不再教授俄国语文和历史，课堂被形形色色的课程所占据。原来的“少先队员电影院”已不再放映少先队员们的电影，而是变成了吸毒者和雏妓出没的肮脏场所和光头党们打架的地方。大街上公然斗殴，甚至在光天化日下杀人而无人制止。俄国向何处去？
小说继承了拉斯普京的一贯品格，把新时代现实生活的描绘与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它吸引人的地方。塔玛拉·伊万诺夫娜的性格和行为，表现了平凡妇女的高尚品格。她深爱自己的儿女，当女儿遭受强暴而又面临着来自检察机关的新的侮辱时，她勇敢地承担起母亲的责任，被迫以暴力抗恶。当然，作者关注的不是暴力的后果问题，而是对暴力产生的原因的追问。不能说作者已找到了答案，但探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拓宽了小说内涵。小说的语言也很有魅力，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慷慨激昂，打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