谆芒说：“出入来去变化莫测的人称为神人。至上的神人来去乘光，形体消亡。这叫做普照天下。把握势态，洞察实情，天地顺畅，万事自然，物物真诚，事事循性。这叫做融于昏暗。”
故事中的谆芒，代表混沌无分的宇宙原始状态，所以名为谆芒。谆，是淳朴、原本的意思；芒，是茫茫无际的意思。
故事中的苑风，代表人类文明后的世俗风情，所以名为苑风。苑，本指小园，这里有区域的意思，是说人世是宇宙的一小区域；风，是风情的意思。
这个故事反映的是两个不同世界的对话。
一个世界是原始宇宙。这个世界，混冥昏暗，茫茫一片，囊括一切却又无所分别；另一个世界是现实人世。在这个世界，人兽不同形，万物不同性，各自分别又相互制约。第一个世界本来就是混为一体的，所以也就谈不上治与不治的问题。而在第二个世界，由于存在着物与物的区别和联系，因此也就有一个和谐不和谐的问题、治与不治的问题。
第一个世界，万物混一，用不着治理，所以谆芒逍遥自在而要游于东海。之所以要游于东海，那是因为东海是与宇宙的形象颇为类似的地方，博大无边，无有穷尽。第二个世界，人物相杂，似需治理，所以苑风提出种种有关人世治理的问题。
苑风的问题是从两个方面提出的：一个是治世的方法，另一个是治者的风范。
不过，谆芒在回答苑风问题的时候，却没有站在人世的角度，而是站在了宇宙的角度。宇宙的角度，就是从原初本性上看待天地人物。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天地人物都是从原始宇宙演化来的，既是原始宇宙自然演化的结果，也是原始宇宙自然演化的过程。所以从本性上说，它们都是同一无别的，而同一的基础是各自自然。
就治世方法而言，既然各自自然，那也就无须人治了。如果一定要把不治也说成是一种治理的话，那就是顺应事物自身的本性而治。具体表现是：在给百姓谋利的时候要讲究适宜，在选拔官吏的时候要选贤任能，在治理政务的时候要察明实情，在发布政令的时候要顺应民情，达到了这种情况，天下就是最有秩序的了。
就治者的风范而言，既然顺应事物的自然，那也就无须区分它们的是非善恶了。是者就让它们自然而是，非者就让它们自然而非，善者就让它们自然而善，恶者就让它们自然而恶。是非善恶有自然的法则制约着它们，各自都会在自然的关系中得到应有的下场，用不着人们有意去安排。所以，所谓的治者实际上也就是不治者，一切都在顺应着外物的自然本性而动。在顺应外物自然本性而动的同时，自己也就处在了自然的状态：无思无虑，无忧无喜，依照自然天性，该种就种，该收就收，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用不着考察它们是从哪里来的，用不着顾忌它们会被吃光喝尽，因为种、收、吃、喝之间存在着自然和谐的关系，用不着人去操心。所以说这种人惆惆怅怅像是婴儿失去了母亲，迷迷糊糊像是走路迷失了方向。做到了自然而然，天地万物也就自然而然得到了益处，这就是普照天下。一切都顺随着事物的变化，没有一丝一毫人为的痕迹，这就是来去乘光、形体消亡。总之是要在把握事物变化趋势、通晓事物实际情况的前提下顺应天地万物，使天地万物都能保持自身的自然本性。这就是不治而自治，不为而自为。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成了故事中所讲的德人、神人。
随物无恒难配天
庄子认为，人世原本是宇宙自然发展变化的产物，与自然界界限并不明显，禽兽与人同处，人与禽兽同游，在那个时候，人都顺从万物的自然变化，万物与人和谐相处，无所隔阂，庄子将这种状况称为天然，而把遵从天然的行为称为配天。
在庄子看来，人人都应该配天，而天子则必须由配天的人来充当，因此也将做帝王称为配天。
做帝王本身就是一种遵从天然行事的差事，可是后来却不同了，人的智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用自己的主观意念改造人世，结果不但扭曲了人的本性，而且造成了人与万物之间的矛盾和抵牾，由此产生了人们所说的“乱”。
“乱”本来就是人用自己的主观意念治天下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反回来要求人们去治理，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造成了“乱”上加“乱”。这个时候，所谓的君王，正好是充当着造“乱”的角色；所谓的官，也只能起到“乱”上添“乱”的作用。
有鉴于此，所以庄子主张让王、逃官。
把上面讲的这一道理概括成一句话，也就是随物无恒难配天。其意是说不能恒久随从万物的自然。
这个故事主要是从为君者自己的主观方面来说的。其意是说，为君者中消除主观，免于专断，随应外物，任物自然，才能使天下和美，万物昌盛，才能使人世安泰，民顺国强。而如果相反，强用人意，设计施巧，将人的智能用在改造事物的自然秩序上，那就不但不能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而且会使天下大乱。啮缺之所以不能做天子，就是因为他重用人意而废弃自然，以至于达到了要随自然也用人意来支配的程度。许由对如上的观点做了概括，那就是：天下不能用人意来治理；用人意治理天下，一害天下，二害臣下，三害治天下的君王自己。
故事还有另一层蕴意，那就是世上已难找到自然无为的君王了。之所以如此，在于人类已经进入了用智和尚智的时代。
故事中的许由、啮缺、王倪、被衣，都是传说中的高人，他们隐于民间，逍遥自在，不求为官，但求安闲。即使如此都逃脱不了使用人意、削刻自然的禀性，至于一般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在庄子看来，世上既然已经难于找到不用人智的君王，那么顺应自然的人就只有隐于山林、修德养性了。
《徐无鬼》中讲到了这样的故事：
啮缺在山林野游，碰上了自己的学生许由。他问许由：“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呢？”
许由说：“逃避尧帝。”
啮缺说：“为什么呢？”
许由说：“尧帝作为天子，不说如何随应自然，却在那里筹划仁义，我真担心天下的人们会笑话他，后世会因为他的这种做法而相互残杀。百姓是不难凝聚在一起了。你向他致爱，他就亲近你；你向他施惠，他就靠拢你；你给他名誉，他就勤勉；你给他苦难，他就离散。致爱、施惠都产生于仁义，可为仁义而献身的少而以仁义谋私利的多。这样一来，仁义的行为不但都成了虚假的，而且成了那些贪婪之人的谋利工具。所以，想以一人的决断来造福于天下，也就好像是只用一刀来割天下，结果一定是利者寡而损伤者众。尧帝只知道推崇贤人以利天下，不知道推崇贤为是残害天下。这个道理只有不推崇贤人的人才能知道呀！”
许由之所以逃避尧帝，原因在于尧帝提倡仁义。在他看来，仁义是人为的产物，是用来诱惑百姓的。因为是人为的产物，所以缺乏真诚。不但缺乏真诚，而且会成为贪人用来骗人的工具。所以说以仁义天下就好像是用一刀切的方法管理天下。天下本来千姿百态，五彩缤纷，各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性能，而尧帝却不管它们的自然本性，要人为地加以裁制。这就脱离了事物的本性，脱离了真诚，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许由不能再在他的手下当官了。不但不能在他的手下当官，甚至也不能在他辖下做个普通的百姓，于是逃了出来，避于远方。
《天地》篇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不过逃避的不是尧帝，而是大禹。故事说：
“唐尧做天子的时候，伯成子高做他的诸侯。后来唐尧将王位禅让给了虞舜，虞舜又禅让给了大禹，于是伯成子高辞去了诸侯的职位，回到家里耕种田地。大禹不知道伯成子高辞职的原因，所以前去探望。
大禹见伯成子高的时候，伯成子高正在地里耕种。大禹很恭敬地站在下风问伯成子高说：“请问先生，过去尧帝做天子的时候，先生做诸侯。后来尧帝将帝位让给了舜帝，舜帝又让给了我，先生便辞去了诸侯，回家种地。这是为什么？”
伯成子高回答说：“过去尧帝做天子的时候，不施奖赏而人民勤勉，不施刑罚而百姓畏惧。当今您施赏施罚，不但百姓自此而不仁，而且德性自此而衰退，刑罚自此而确立，后代的混乱也要从此开始了。先生为什么还不走呢？不要在此耽误我的事情了！”
说完之后，又低着头耕他的地，头也不抬一下。
这个故事主要是从为臣者所处的客观环境而说的。伯成子高之所以不在大禹手下做官，主要是因为大禹离开了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以人为去治理天下。以为人治理天下，人们的自然本性就难以维持，相互残害的局面就会出现，天下就会由此大乱，百姓就会由此遭殃。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要保持自己的纯朴本性，就不能做官。因为做官只能随波逐流，协助君王造乱，所以伯成子高采取了避而不仕的态度。
有暇无为南面王
有人说，庄子既然主张“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为什么在《庄子》书中找不到赞扬为王、鼓励做官的事例呢？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义，因为它提醒我们注意庄子学说中的一个特点。在《庄子》书中讲了很多逃避为王、逃避做官的故事，并且还专门写了一篇《让王》的文章，而却没有赞扬为王、鼓励做官的故事，这是客观事实。这个事实好像与其治国的理论不全吻合，但是细细考察起来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其内在原因。
说起原因，在庄子看来，大概有四点：一是因为，他处的时代，已是天下无道的时代，不能为王、做官。二是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为王、做官就会违背无为、自然，背逆天地之道。三是因为，在这样的世道下为王、做官与养生保身不能相容，二者择一，以养生保身为先。鉴于上述原因，所以有了第四点，那就是有高尚情操的人以为王、做官为耻，以让王、避官为高。
由此可以看出，庄子只是在理论上主张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而在实践中只能劝告人们修德养闲，不要做那南面的君王。因为在他看来，当时已经不是那与物皆昌的世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