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总统上任的关键时刻，是上海工商界资助了孙中山700万两白银（当时一两白银约合1元4角大洋）。也正是这笔巨额的资助，维系了这个新生的民国政府，让其度过了最初的生存危机。可见这笔性命交关的资助，功莫大焉，它作为一种坚实的经济基础，支撑了一个共和的新政体，也支持了一个革命的元勋去领袖群伦，从而凸显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的革命倾向、政治抱负和社会诉求。因此，“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对资产阶级的命运起了重要作用。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年至1949年上卷》，第720页）。应当指出的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上海资产阶级，主要是其精英阶层，即“绅商”。这些绅商既是实业家，又有相当的社会名望，并担任一定的社会职务或官职。如李平书曾任江南制造局提调、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上海光复后出任民政总长。王一亭曾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董、上海总商会议董，上海光复后出任财政总长。叶惠钧曾任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上海光复后出任沪东军都督府军政司令。可以这样讲，上海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除了都督陈其美等人外，基本上就是一个绅商领导集团。正因绅商具有双重身份及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具有较开阔的视野及敏感的觉悟，从而表现为相应的政治参与意识与社会担当精神。小岛淑男在《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中明确指出：“1911年，驻守上海的清军被击溃后，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陈其美都督建立的军政府。”（《东洋史学论集》，三一书房出版社，1990年，第113、134页）
上海自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后，发展至清末民初，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成熟的城市，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优势，云集了一批在工商、金融、贸易、航运乃至建筑、娱乐、餐饮方面的实业精英，特别是其中的绅商阶层，不仅早就投身于辛亥革命，并为此做了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据《王一亭传》载：“王一亭曾为革命筹款数十万元，并垫付军政府所发行的公债款四十万元，以后都无法收回。”（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68页）上海绅商不仅直接参与领导了上海光复起义，并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敢死队出发前，由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与团员痛哭誓师：“愿团员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抱破釜沉舟之志，即夕奏功，则城中无数生灵，我团员数千之家室，得保安全。”（李崇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8页）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克敌制胜做了精神上的保障。
1912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上海的绅商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领军团队，他们不仅在上海，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实现其政治、经济、社会的诉求，并取得了经济上的主导权及政治上的话语权，他们要求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制订发展实业方案等。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同时由于墨西哥银矿开采的下降及关闭，中国银元在国际市场上相当坚挺。正是在这种天时地利的情况下，上海工商业发展迅猛，当年电力的供应就增加了四倍，满足了苏州河两岸正在兴建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建的纺织厂的需要。而上海银行最为集中的江西路已初露“东方华尔街”的风采。1912年，荣宗敬就在上海集股创办了当时最大的福新面粉厂。这一年，马玉山在上海开设了国民制糖公司，上海资本家就投资了1000万两。上海除了原来的一批著名绅商、实业家、金融家，如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朱葆三、虞洽卿、荣氏兄弟、严裕棠、刘鸿生等人外，还崛起了一批新的实业家、金融家，如穆藕初、陈光甫、简氏兄弟、马玉山、聂云台等，从而形成了一支资产阶级的精英梯队。特别是1912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在上海总商会的倡议和推动下，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直接的参政、议政。会上经上海总商会首席代表王一亭及汉口总商会代表宋炜臣、盛竹书等三人动议，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从而不仅上海绅商成为全国工商界的领头羊，上海也成为全国的工商金融之都，彰显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综上所述，上海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不仅为上海光复作了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组织上的保障，而且为光复后上海整个经济的发展，如工业、贸易、金融等的繁荣做出了创建性的开拓，从而为其后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17—1923）的到来夯实并奠定了基础。
三、对辛亥革命中上海城市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一座城市的历史地位、政治取向及社会能量“还包含由文化和有目的人类行为造成的状况”（《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8页）。上海，以其开放的城市结构、多元的文化融合、繁荣的经济发展及租界的特殊形制等，成为中国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而自武昌起义后，整个辛亥革命的发展形势颇为复杂而微妙。1911年12月2日，随着六朝古都南京的光复，在辛亥革命的版图上，上海与江苏、浙江以强劲的势态崛起，而此时的武汉已岌岌可危，汉口、汉阳已被袁世凯攻下，武昌亦成炮口下的危巢之地，都督黎元洪逃了，指挥黄兴走了，武昌已是群龙无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已宣布独立的各省驻上海代表，以革命形势紧迫、急需组织中央政府为名于12月4日在上海召开了代表大会，将黄兴选举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兴虽不想担任此职，但为了稳定局势，同意在孙中山归国前暂任此职。
12月9日，已宣布独立的十一省都督根据沪、苏、浙都督的提议，推荐了上海都督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并于12月18日和袁世凯所派的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议事厅正式举行了“南北和谈”，先后共举行了五次会议。18日讨论了南北停战问题，20日讨论了“国体”问题，29、30、31日讨论了召开“国民会议”以表决“国体问题”。由此可见，当时的上海已维系着辛亥革命后的社会走向和国体抉择。1911年12月25日，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乘“地湾夏”号轮到达黄浦江畔的十六铺金利源码头，这位“光复第一斗士”归国后的首选之地就是上海。当天下午，他即由伍廷芳邀至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00号的伍宅会商“南北和谈”之事。第二天晚上，孙先生在沪军都督府安排的宝昌路（今淮海中路）408号寓所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取舍及商定总统人选。参加本次最高决策会的有黄兴、陈其美、宋教仁、张静江、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等。据胡汉民记述：“选举及组织政府问题，当然由党商定。遂开最高干部会议于先生寓所。”（《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这个史实佐证了辛亥革命中上海城市的历史地位——整个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和革命党领袖的最高决策地。
孙中山的归来及随后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庆典打碎了袁世凯的如意算盘，他恼羞成怒，于12月30日电告伍廷芳中止南北和谈。但袁世凯毕竟一直窥视着大总统的宝座，并不打算关闭和谈之门。在仅隔3天后的1912年1月2日，他又电准已辞去和谈总代表职务的唐绍仪继续留在上海。1月中旬，“南北和谈”依然在上海南阳路赵凤昌的“惜阴堂”中秘密举行，代表孙中山的伍廷芳向代表袁世凯的唐绍仪作最后陈述：袁世凯必须放弃君主立宪，并让清帝退位，才可能让孙中山践约退让总统之位。1月14日孙中山让伍廷芳再次明确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共和关键录》第一编，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南北和谈”至此终于尘埃落定。两个不同阵营的领袖终于达成了政治盟约，英雄与枭雄的博弈角逐最终以不流血的一退一让解决，革命家与野心家的政争较量最后以协约化的一上一下终止。客观地讲，让袁氏当国，的确有妥协的成分，也实在是出于现实的无奈，双方军力的悬殊、各自财政的差异及西方列强的向背等。如孙中山不审时度势地做出这种退让，那么辛亥光复后的结果就会直接导致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内战，使灾难深重的中国再次生灵涂炭、血流成河。新生的共和政权也很有可能被袁世凯扼杀于摇篮之中，从而出现历史的大倒退。其后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历史地看，正是在上海举行的这场“南北和谈”，表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战略意图和政治智慧，不仅保存了新生的民国政府，更是奠定并确立了共和政体，使之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即使其后袁世凯复辟称帝，洪宪皇帝之梦也被历史潮流所荡涤。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其《袁氏当国》一书中曾极有见地地指出：“以孙文为首的民国政府的架构，基本上自1912年以后一直未变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页）上海正是为这个改朝换代的时代性转变，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平台。所以，对于辛亥革命中上海城市的历史地位应作重新审视，在整个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不应忽略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及相关影响。
沧桑变迁如烟云，世事浮沉似流水。要了解、叙述或是探寻、研究那个时代上海的历史真相或社会面貌，是需要花力气、下功力的。为了撰写《上海·1912》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我花了数年的时间作了较多的历史查考、资料积累、档案收集和文案笔记，在完成这部小说后，我自己觉得对那些有所发现的新史料、有所拓展的新观点、有所思考的新问题，应有一篇文字的陈述，故不揣浅陋写成此文，恳请前辈及同道赐教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