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的上海文人生活记略
在上海现代编年史上，有一段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即抗战时的上海“孤岛”时期。
1938年8月13日，悲壮的淞沪抗战打响了，战争一直延续到11月12日，当最后一批中国军队撤出阵地后，上海沦陷了，“孤岛”时期由此开始。当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四周均被日本军队占领，租界形似漂浮于海上的“孤岛”。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侵入租界，“孤岛”时期随着侵略者铁蹄的踏入结束。
“孤岛”时期的租界内保持了暂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秩序，因而金融、商贸、工业、文化、艺术乃至娱乐、餐饮等颇为兴盛。这是在特殊年代出现的“畸形繁荣期”，亦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孤岛现象”。当时有一位颇有历史意识和人文精神的年轻文化人，用自己的一支笔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及友人们在“孤岛”时期的四载春秋，从而为我们原汁原味地留下了这一时期海上文化人的生活形态和生存景象。此人就是海上文化名人张葱玉，其《张葱玉日记·诗稿》（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7月）中的日记部分记载了1938年1月1日至1941年12月25日的大量史实。
一、不屈的文化堡垒之地
“孤岛”时期，一批文化精英、艺术名家汇集于上海，使“孤岛”文学、戏剧、电影、书画及新闻、出版等出现了空前勃兴的势态，被誉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堡垒”。置身在如此浓郁的文化氛围中，作为书画家、收藏家的张葱玉也捧读小说，观看话剧。如1939年4月20日载：“读巴金所撰小说《家》。”1940年7月6日载：“畏热不出，拥榻读巴金小说《秋》，盖《激流》第三部也。”1941年3月10日载：“夜于母、妹等（观）《家》于辣斐剧场。演出尚佳，惟《家》之一书洋洋十万言，欲于三小时中尽之，殊不易耳。”
“孤岛”时期的文学、戏剧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的大旗，一批作家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救亡活动中，面对异族入侵、山河破碎，更是同仇敌忾、激情迸发，以笔抗争。如于伶、巴金、阿英、柯灵、吴祖光、唐弢、巴人等创作了一大批文学作品，并编辑了《大时代文艺丛书》，出版了文艺刊物《世纪风》。而与文学创作相对应的话剧演出也十分活跃。当时主要是以上海剧艺社做领军团队，而剧艺社的领导人正是时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秘书长的于伶。1939年8月6日，上海剧艺社正式改为职业剧团后，演出更加频繁，新剧层出不穷。职业剧团汇集了黄佐临、朱端钧等导演，演员则有石挥、张戈、韩非、黄宗江、英子、沙莉等。上演的话剧大都富有时代精神、社会内涵和思想意义。如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花溅泪》及《大明英烈传》，阿英的《碧血花》（又名“明末遗恨”）、《南国英雄》，郭沫若的《虎符》，曹禺的《日出》、《雷雨》、《北京人》，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等，尤其是吴祖光的《文天祥》，以严谨的结构、感人的情节、鲜明的主题、倾情的演出创下连演六个月的盛况。而当时“孤岛”上演话剧最多的就是辣斐剧场（后改为长城电影院）与卡尔登戏院（后改为长江剧场），辣斐剧场更是在当时被誉为“孤岛上不多的净土之一”。
二、铿锵的国剧抗争之声
“孤岛”时期，京剧艺人们也走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他们演出了大量具有爱国精神和反抗意识的传统剧目及新编历史剧，进行铿锵的呐喊，表现得大义凛然。尽管不时有日本特务或浪人威胁，及汉奸恫吓和骚扰，但他们依然无所畏惧，坚持在红氍毹上擂鼓摇旗。张葱玉在1938年3月14日日记中记载：“夜至甲子社。与许姬传同往观梅畹华演《西施》并定坐。”“畹华”即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字。同年3月24日载：“夜偕湄（张夫人）观畹华演《霸王别姬》，此剧为畹华压坐之作。”同年4月3日载：“许源来约观《宇宙锋》，畹华极作也，每上演，予必观之。”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梅兰芳移居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梅公馆。在“孤岛”这一特殊时期，梅兰芳如此紧锣密鼓地上演这些剧目，是颇有寓意的：《西施》的亡国之恨与卧薪尝胆，《霸王别姬》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宇宙锋》的聚义抗暴、扫平叛逆等戏核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精神导向。另外，梅兰芳还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都具有借古喻今、鼓舞民志的作用。
海派京剧名家周信芳当时也参加了左翼戏剧家活动，并得到田汉、欧阳予倩的很多帮助，组成了移风剧社。在“孤岛”的京剧舞台上演出了相当数量的传统剧目和新编剧作，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如《史可法》、《文天祥》、《明末遗恨》、《四进士》、《亡蜀鉴》、《洪承畴》、《桃花扇》等，其他的一些京剧名角也纷纷献艺。在张葱玉日记中就有他观看张君秋、刘宝金、谭富英等演出京剧的记载。如1940年7月10日载：“晚观谭富英《李陵碑》于更新舞台。”这些剧目都倾注着艺术家们的爱国热情，表现了英雄情结，弘扬了不屈的民族精神。
三、火热的新闻救亡之战
面对日寇的入侵，不少文化界人士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抗日组织的领导下，以新闻宣传、舆论鼓动为主要武器，许多救亡报刊如雨后春笋在“孤岛”崛起，形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特有的“孤岛报刊热”。如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严宝礼创办、徐铸成任主笔的《文汇报》，金钟华、沈兹九等主办的《战时联合旬刊》，茅盾、巴金主持的《呐喊周刊》及《烽火》，艾思奇等主持的《文化战线》旬刊，章乃器、夏征农等主持的《前线》五日刊，华君武主编的《救亡漫画》，柯灵主编的《民族呼声》周刊，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周刊》等，而这其中以郑振铎等创办的《救亡日报》声势最强、影响最大，成为整个“孤岛”时期抗日新闻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该报系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以内容丰富、观点独到、言论精辟、视角敏锐、形式活泼而深受读者欢迎，创刊时的发行数为1000份，不久就激增至8000份，为动员全民参加抗战及鼓舞抗日斗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茅盾、巴金主编的《呐喊周刊》
张葱玉与郑振铎相交甚密，乃是挚友，他们时常聚集在一起，或谈及时事，或品茗论艺。这在张葱玉日记中多有记载。张葱玉对郑振铎所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很是支持，时常慷慨解囊，对郑振铎交往的一批进步人士和左翼作家，张葱玉亦给予经济上的无私资助。如1941年12月23日载：“（杨）金华来，代振铎借三千元，并带来《明朝宫史》一部。饭后开始抄写。”说是“借”，实际上是“送”。那时张葱玉为了保密及规避风险，对其夫人提到的也仅是“他（郑振铎）那边有人来要用郑振铎（左2）与他的文友们钱”。而三千元在当时也实在是笔巨款。据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回忆：“母亲记得听祖母说那时一担米是十元，家里上上下下包括众多佣人，一天的菜钱只需两元钱，吃的却是鸡鸭鱼肉。”而郑振铎亦为张葱玉精心编辑并用宣纸精印了《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一书。
四、可贵的保护国宝之举
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掠抢，玉石俱焚。而“孤岛”却能免于战火的荼毒，因此，当时的租界内汇集了相当数量的古籍珍品、名瓷紫砂、古董雅玩、金石彝器等，其中尤以历代名家字画为大宗。为了保护民族之珍及国之重器，“孤岛”上的老中青三代收藏家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或甄别收集，或鉴定收藏，或倾囊收购。从当时的海上收藏领袖庞莱臣到收藏大家吴湖帆、顾麟士、刘晦之、周湘云、蒋榖孙、费子贻、魏廷荣、赵万里、潘博山及刘海粟、沈尹默、王季迁、徐邦达等，均竭尽人力、物力、财力来保护这些古董珍宝，以免其流出国外或为日寇所掠，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收藏史上一个相当精锐而富有历史担当精神的收藏家群体，奠定了海派收藏的领军地位。
张葱玉出身于浙江南浔巨商之家，其族亲为张静江、庞莱臣、刘承干，其父亦喜好书画收藏及古籍版本，他18岁时就继承了200万家产及在上海的房产、实业等。19岁时就受聘为北平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因此，他是“孤岛”收藏家群体中的青年才俊及核心人物。从张葱玉所记日记来看，当时的“孤岛”收藏品物之高、品类之多、品相之精是独领风骚的，有不少是属国宝级。如1938年5月5日载：“尹默斋中观高阳李氏（李石曾）所藏颜鲁公草书《刘中使帖》，碧笺本，（八）行，墨气沉郁，的是上品……是日同观者褚松窗、吴湖帆、潘博山、沈迈士。”1939年9月14日载：“伯韬同叔重来，携张萱《唐后从行图》见示。人物凡二十七人，大设色，竹树用墨，其真古画也。”颜真卿的《刘中使帖》、张萱的《唐后从行图》，均为绝世名品，张后以巨资收下了《唐后从行图》。
“孤岛”时期的海派收藏家以收藏书画为最精到，当时北京的张伯驹也时常到上海与庞莱臣、吴湖帆、张葱玉、张大千、王季迁等联谊品鉴收藏，他的不少珍品也藏在“孤岛”的银行内。同时，“孤岛”也汇聚了各种古玩器皿及历代珍本。如1938年7月6日载：“谭敬新雇闽厨，邀过午酌，殊未见佳。出示新收梅道人《山水》轴，宋孝宗御敕，吴轴疑是文征明笔。又紫砂供春茗壶，真而精；又时大彬三壶，亦真。”供春、时大彬之壶，均乃大师之作，传世稀少。又如1941年4月7日载：“夜赴振铎约，同席徐森玉先生、吴湖帆先生、李玄伯先生暨博山兄弟，观宋刊本《新定续志》、《吴郡图经读记》，皆曾为余有者。又宋刊《欧阳行周文集》暨明刊《十六名姬诗》，皆孤本也。”宋刊本系古籍中的高古本，又是孤本，更是弥足珍贵。
“孤岛”时期虽然仅存了四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但海上的文化人却以赤诚的爱国情怀、坚贞的民族气节、无畏的抗争精神、自觉的文化责任，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城市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