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天龙从康永进的女友那里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他还听他老婆说，康永进最近总在半夜里做噩梦，在梦中喊着詹雨桐的名字。他决定中断康永进在詹雨桐那里继续学画的计划，他还决定找她见个面，当面质问她为什么勾引自己儿子。康天龙心里暗暗想：这个厚颜无耻的女人，她到底把他怎么了。他第一次约她，詹雨桐没有答应，她借口很忙。有一天下午，詹雨桐给康天龙打了个电话，他们约好在城北的一个咖啡馆见面，她早了十分钟等他，他晚了十分钟到，包间里就他们两人，他一进门就狠狠地瞪着她，服务员在桌子上放了两杯咖啡，出去了。康天龙本想质问她：“你这个婊子，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但他只是一脸阴云地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詹雨桐，听我夫人说，康永进不想去你那里学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两只眼睛默默地看着他，她轻轻地端起咖啡，用勺子搅了搅，慢慢地喝了一口，慢慢将手移向康天龙的手，她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揪着他手上的毛，她又顺着他的手腕摸向他的胳膊，她靠近他并将身体贴近他。康天龙的大衣从肩膀上滑了下来，康天龙闻到了她身上刺鼻的香水味，他突然思掉了她的胳膊，在她脸上扇了一记重重的耳光，捡起掉在地上的大衣，破门而去。她的嘴角开始流血，头晕得几乎要倒下，她用胳膊把咖啡杯猛地一下揽在地上，大笑了几声，她用衣服袖子擦了擦嘴角上的血，从包里拿出一根烟，点上，眼睛里闪烁着仇恨的光芒。
詹雨桐丈夫朱全良入狱前是康天龙局里的一个会计科长，那时局里正要调整科员，朱全良当了几年科员，一心想当科长，会计科长的位子有两个人竞争，朱全良对会计业务很精通，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财会，而且早就取得了会计师资格证，人事安排必须有局长康天龙点头。詹雨桐和朱全良在桃园酒店宴请康天龙夫妇吃饭时，康天龙第一次与詹雨桐见了面。四个人坐在一张十个人的大桌子上，除了几个精品小凉菜外，他们每个人点了几个海菜，詹雨桐点的菜中看不中吃，那盘菜就像一幅画，放在桌子中间作展览。康天龙对朱全良说：“这次调整科长，有两个人选，一个是你，一个是季晓燕。季晓燕的哥哥是上面厅里的人，这你也知道，她哥哥早给我打了招呼，但季晓燕的人缘不好，脾气又坏，几个科员都被她得罪完了，为了工作上面的需要，我还是想安排你来当会计科长，不过——”
詹雨桐一边听着，一边不停地给康天龙的老婆夹菜，康天龙的老婆田丽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她看起来比康天龙要大几岁。詹雨桐一面夹着菜一面听那两位男士交谈，康天龙对朱全良说话时，一只眼睛一直盯在詹雨桐的脸看，看她那飘逸的长发，她的明眸皓齿，她那只握筷子的手。詹雨桐握筷子时，无名指和小拇指伸展成V字形，像京戏《霸王别姬》里虞姬唱戏时兰花指的造型。
“听朱全良说，你是教美术的，”康天龙问詹雨桐，“我儿子也很喜欢绘画，他在全市青少年画展上还得了奖，他现在急需名师培养，我想让他到你那里学画去，不知你肯不肯收他做徒弟？”
“我当然愿意教他，”詹雨桐没等康天龙把话说完就笑着说道，“我就怕我教不好，耽误了孩子。”
“你的名气很大啊！”康天龙端着酒杯与他们夫妇碰了一杯说，“不光在艺校里有名气，在本市美术界也是众人皆知啊！”
“承蒙康局长的夸奖，我收了您的孩子，您可以随时叫他过来，我一定好好教他，时间定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可否？”他们干了最后一杯酒，结束了那天的酒宴。
第二天，詹雨桐夫妇又到康天龙家里拜访了一次，与康永进见了面，詹雨桐看过康永进以往画过的画，感觉他还是有一定的基础，便约定从本周六开始，康永进正式跟随詹雨桐学画。
康天龙约詹雨桐出外游玩，詹雨桐没有从康天龙身上发现任何男人应有的魅力，她陪他旅行只是逢场作戏罢了。他的消费很高，一次在餐厅里吃饭，十个人的桌子只坐了他和詹雨桐两个人。
“其他客人呢？”詹雨桐问他，“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都还没到吗？”
“没有人了，”他说，“就咱们俩，点一些你喜欢吃的菜，这桌饭是专门为你安排的。”
雅间里的那张桌子足足能坐十五个人，詹雨桐坐在他的身边，他们俩中间还隔着一把椅子。服务员收走了其余的十三套餐具，服务员还一再嘱咐本雅间有最低消费：“你们俩点的菜必须要达到最低消费标准。”他告诉服务员，请她放心。服务员拿来菜单，他点了六个菜一个汤，一个面点。又要了两瓶红酒，红酒的包装盒上全是英文，她一个也不认识。他要求服务员把杯子里的酒倒满，他敬了詹雨桐一杯，他干了，她剩了半杯，康天龙让詹雨桐必须喝完，詹雨桐端起杯子犹豫了一下，她的酒量实在有限，她必须慢慢地喝，才喝了半杯酒詹雨桐的脸就红了。在他的一再催促下詹雨桐勉勉强强喝完了那杯酒，服务员走过来把詹雨桐的杯子又添满。詹雨桐看了一下服务员的那张脸，她的脸色显得很平静。第二杯酒又干了，詹雨桐感觉头晕得厉害。这一次是康天龙倒的酒，倒了半杯，他让詹雨桐慢慢喝，碰完杯，他却一仰头干了。那两瓶酒詹雨桐喝了三杯，剩下的他全喝了。临走时，詹雨桐看见服务员拿来的账单：他点的菜是最低消费的两倍。他从鳄鱼皮皮包里拿出信用卡递给吧台上的服务员，输了密码付了款，服务员把发票递给他，他将发票和卡一块装进包里。
从餐厅里出来，康天龙又要请她唱歌，她上了他那辆帕萨特，自己驾驶着，他说司机病了，几天没上班了。
在那家量贩式歌厅里，他又要了一瓶清酒——种日本人喜欢喝的度数比较低的酒，喝起来口感很好。
第二天，詹雨桐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家酒店的豪华标间的双人床上，她身旁的人已经走了。
科长的任命很快就定下来了，是朱全良。朱全良的办公室比以前大了，他也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不负康天龙对他的栽培。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两年多，直到有一天审计部门发现他们单位账户上的资金少了，朱全良便成了康天龙的替罪羊。
艺术学校放假了，詹雨桐打算到乡下她儿子的鱼塘住一段时间，她已经厌倦了这个城市，前几天她还接到了那个女人打来的恐吓电话，没准哪天又被堵在小巷子里暴打一顿，她脊背上的伤痛还没有好利索。班里学画画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家长们也在走廊里议论纷纷，背后对她更是指指点点，她假装没有听到他们的话。班里的孩子从二十个减少到十个五个，最后只剩下三个孩子了，那些流言蜚语在她的耳边盘旋：说她是犯人的妻子，说她是某某老板的情妇，说她跟她的学生有一腿。是谁将这些谣言散布到学校里来的她不得而知。那天，她在艺校楼下的小饭馆里吃饭，有两个孩子的家长看见她进去了，她们却起身走了，桌子上刚要的饭也没吃，她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艺校的那些教画的老师们突然间也对她疏远了，说话有一句没一句的，有时她问个什么事，他们也不肯搭腔，只有校长对她的态度没有改变，校长是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她比他年长，他对她很尊重，不管学校里别的人对她怎么看，他对她始终还是很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