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波躺在床上，他一点也不能动，他吃饭时，詹雨桐要把饭端在床前喂给他吃。他们还住在原来那间房子里，只是鱼缸里的鱼全都死了，缸底的水生植物还活着，叶子还是绿色的，鱼的排泄物沉在缸底，厚厚的一层褐色的腐殖质仍旧泡在水里。
第二天一早，朱海波就开始发烧，烧到三十七度八了，詹雨桐给马建国打了电话说送朱海波去医院。过了一会儿，他来了，詹雨桐把朱海波连轮椅带人抬上了车。到了医院，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听朱海波的后背，又用小木条撬开了他的嘴，看了看他的舌头，什么也没说，又问了朱海波的年龄，然后拿起电话给一个呼吸内科大夫打电话。一会儿，那个接电话的内科大夫进来了，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大夫，她给朱海波检查了一遍，然后说，今天太晚了不能输液，先开些药回去吃，观察一晚，如果明天还不退烧的话再来输液。她的笔在方子上飞快地写着药方，她写完方子，让詹雨桐到大厅的药方去取药。大厅里冷得要命，买药的护士都站在柜台内打哆嗦。詹雨桐在收费处交了钱，把药方和收费凭证递给药剂师，那位大眼睛粗眉毛的药剂师将一瓶肺力克口服液和一瓶头孢递给詹雨桐。
詹雨桐，一个画家，这些年她也受了很多苦，她居无定所，她的朋友、亲人看见她都躲得远远的，他们根本不想答理这个丈夫是老改犯而且私生活不检点的女人，他们见了她绕着走，就像躲瘟疫一样躲她，詹雨桐却很自立，她教学生画画赚钱生活，却没有抱怨过生活。
一整夜，朱海波都在咳嗽，到天快亮时，烧才退了，大夫开的药起了作用。
又是一个清晨，朱全良用轮椅推着朱海波去外面晒太阳，汉斯菲尔德成了朱海波的新伙伴，它摇着尾巴在他周围转悠。朱全良推着朱海波到农田埂上呼吸新鲜空气并晒晒太阳。附近的农民们正在收割，他们都认识轮椅上的那个朱海波一圆脸、粗眉毛、大眼睛，他们都夸朱海波不仅人长得帅，心肠也好。附近的农民都吃过塘里的鱼，每年鱼塘清塘时，附近的农民都过来帮忙，忙完后，还能分到几条鱼，朱海波还把清塘的淤泥撒在农民稻田里，那可是很好的肥料。孙斌已经长得老高，被送到寄宿学校上学去了，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孙喜宝照例是每天喂鱼，给鱼准备饲料，把几种饲料掺在一块，制成复合饲料，塘里的鱼就是靠这种复合饲料长得肥肥壮壮。
父子俩没有一句话，朱全良只是默默地推着轮椅，在父亲的心目中，儿子永远是儿子，尽管这个孩子是他领养的（朱海波从来不知道），尽管他们之间有隔阂，却有一种无形的默契，那就是父子之情。朱海波靠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水产研究所，又承包了这么一大片鱼塘，有了产业，有了成绩，朱全良却扪心自问，在这六年里他亏欠儿子，他没有给孩子哪怕是一点点的爱，他还听詹雨桐说，米丽莎的父亲不想攀他这个劳改犯亲家，当初相当反对他俩恋爱。
风吹在朱全良的脸上，那是秋天的凉风，风里还夹杂着稻田里的灰尘，吹的他睁不开眼睛。朱全良脱下他的上衣，盖在朱海波的腿上，朱海波的目光仍旧注视着前方，眼里却泛着泪光。对于父亲，他有千言万语，有怨更有浓浓的爱，他想说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