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成于野
“文革”之后，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有人说，一场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倒退了几十年。而在这段黑暗时代中，受伤害最大的，莫过于教育。
“文革”既始，全国错乱。头一天还是老师，第二天就成了黑帮。课堂成了斗场，书包里装的是砖头。一夜之间，乾坤颠覆，建国之后苦心经营10多年建立起来的教育系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得面目全非。
然而全中国对于教育的渴望，在十年之中越发膨胀，这种被压抑已久的渴望，一旦冲出樊笼，便如大江澎湃，涛声隆隆，连绵不绝。
这时候的中国教育界如同一张白纸，太需要有人在上面涂上几笔颜色。中国太需要偶像了。
正当全中国举目四望之际，一个从辽宁省盘锦知青大军里走出来的的瘦小身影渐渐引起了注意。魏书生，面无过人之貌，口无惊人之语，却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迅速蹿红，其关于语文教学方法的讲座和专著在大江南北攻城拔寨，坚无不摧。
在当时的中国语文教师中，有“北魏南钱”（北有魏书生，南有钱梦龙）之称，甚至有人将魏书生喻为当代的孔子，加以顶礼膜拜，足见其影响之深。
辽宁省实验中学一名鲁姓老师曾对魏书生说：你是一个“神”。在这场全中国的“封神动动”中，魏书生是备受宠爱的弄潮儿。
魏书生何许人也？
在搜索引擎GOOGLE上键入关键词“魏书生”，许多网站的“名师介绍”中这样描述他：魏书生，辽宁省盘锦市实验中学语文教师。曾被授予全国特等劳模、“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班主任、语文特级教师等光荣称号，并多次被评为省先进人物，首创“课堂教学六步法”。
拨开魏书生头上锦簇的花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的奋斗、成名和没落。
1950年5月4日，魏书生出生于河北省交河县。交河地方不大，盛产鸭梨，出过戏曲名家筱翠云、祖传4代的气功世家袁氏家族等名人。
然而，沧州吹歌的锁呐声并没有滋润魏书生多久。在6岁那年，他便随父母迁居沈阳。鸭梨的香甜和《小放牛》欢快调子也渐渐随时间而蒙上了灰尘。
1966年，16岁的魏书生刚初中毕业。正是渴望读书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既然开始，学校便也终结。当全国的学生都怀着自己都搞不太清楚的激情拥向北京天安门的时候，对魏书生来说，这只不过意味着一切升学的美梦均告破灭。
两年后，魏书生跟同学们一起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下乡到辽宁的南大荒盘锦新建农场当知识青年。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十个月，魏书生便被派到农场小学教书。和阶级斗争相比，农场教员要单纯得多。不富斗争激情的魏书生也落得自在。
魏书生在自传中写道：“我读书的时候，并没想到过能去教书。教书之后，才发现学生们心灵天地的广阔。大人们为了适应当时形势而违心地斗争、批判、清队、整自己的同胞，我感觉深深得悲哀而又无可奈何。这个经历也使我觉得自己当老师挺合适、挺快乐。”
魏书生爱读书。15岁时便读了《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哲学讲义》两本书。今日回头看来，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话语体系，这两本书对魏书生都影响至深。下乡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忙着搞阶级斗争，把读毛主席的书当做生活的第一需要，忙着“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对于这些，魏书生是不赞同的。正因为如此，他更感觉到和孩子在一起时单纯的可贵。
批林批孔时，因赞扬孔夫子且又不满意“文革”运动，魏书生受到批判，下放车间做工人，最多时一天要挨三回批判，教师的资格当然也吹了。在这期间，他白天写检查，晚上打拳不误。别人还以为他精神有问题。他想的是，别人不善待自己，自己就更要爱惜自己，逆境是暂时的，人生不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吗？
从批斗台到封神榜
人们把魏书生捧上神坛，但造就魏书生的，是那个时代和他自身的坚韧。
1978年，恶梦结束，魏书生到盘山县第三中学教语文课当教导处副主任兼班主任教语文课。
此前一年，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在进入大学，一个班里，甚至一个宿舍里，彼此称为同学的人竟有着巨大的差异，年龄、经历、学历、身份，几乎是当时社会众生的缩影，但他们又是惊人的一致， 都把那一年参加高考当做人生的转折点。1977年北京邮电大学“文革” 后录取的第一批大学生，一个班年龄最大的31岁，最小的15岁。
中国对于文凭的渴求，从那时开始爆发，延续30余年至今仍未有衰减之势。
魏书生成名于80年代初期，但他对于语文教学的尝试早在1979年就已开始。
1979年3月，魏书生开始尝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画出了“语文知识树”。语文知识树有十个分枝：拼音、生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文学常识、文言文、阅读和写作。“学生按照语文知识树去学语文，就像司机按照交通路线图驾驶汽车一样，少走冤枉路。”
整个1979年，魏书生没有批改过一本作业，没批改过一本作文，除统考外，没搞过测验、考试。他让学生自己留作业，自己批改作业，自己出考试卷，一学期的教材只用30多节课就讲完了。学生的语文成绩在县内遥遥领先，升学考试成绩比重点中学平均高7.8分。这些在10多年后仍让魏书生骄傲无比。
29岁的魏书生怀着激情创造出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教学方法的时候，中国的基础教育正如大病初愈，急需吸收一切养分的病人。魏书生模式培养学生自学习惯和能力，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发展学生的人性与个性等教育思想，给当时的中学语文教坛带来了一股强劲的鼎新革旧之风。当然，他的体系、做法明显局限于应试，但在那个时代，在人人都为了应试而沉迷于题海之中时，他却把“应试”放在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与习惯上，应该说是很先进很值得借鉴的。
1979年末，魏书生在营口地区语文教研会上宣读自己作文教学改革的论文，在会上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支持者热情鼓励，反对者亦慷慨激昂。
1981年，魏书生写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一文，在省中语会宣读，年末送全国中语会二届年会交流，中国教育学会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广西《中学文科教学》杂志为他开辟了一个专栏。魏书生收到了8000多封全国各地的许多青年语文教师来信，对他不批作业、不考试，不批作文等省力气的教法感兴趣。那时，他的中学教龄还不到四年，学历只是初中。
“魏氏模式”的追捧与质疑
魏书生在中国语文教育里的权威地位，持续了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
准确地说，魏氏语文教学管理模式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年龄和教学经验的增长，魏书生教学方式越来越花样翻新。主要包括：
“六步法”将课堂教学活动分为六步：①定向；②自学；③讨论；④答疑；⑤自测；⑥自结。
“知识树”将初中语文知识分为4部分22项131个知识点，让学生按图索骥。
针对初中学生意志薄弱的特点，魏书生规定每天每人写日记一篇，学习笔记300字，左手小揩50字，健身长跑5000米，仰卧起坐或俯卧撑100个等，要求人人做到，天天如此，“磨炼学生意志”。
魏书生训练学生的注意力。如唱歌时，让学生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黑板的中缝的中心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写500字的“说明书”。由于严格训练，即使是自习课，任何人从外边走进教室，学生也不会看你一眼。
魏书生给学生做记忆力“体操”，让学生每天晨跑后拿出20分钟背诵各科知识，由学习委员将一个月中每天要背诵的知识列成一张表，叫做“记忆力体操计划”。
从1995年开始，魏老师要求全班同学，在语文课前三分钟，进行“集体充电”，全班同学起立，各自想着自己最崇拜的人，自己就是这位伟人，自己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为人处世都和自己崇拜的人一样。想象得越逼真、越形象、越生动、越细致，“充电”就越成功。
再如统计“三闲” (闲话、闲事、闲思)，要求学生每天在日记本上统计一下说了多少句闲话，做了多少件闲事，用了多少分钟闲思；学会利用“边角余料”，每天开展路上记一个字或一个词的活动。
这些都被魏书生收录入自己的书中，并被众多语文教师学习之，模仿之。而魏书生也在技术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陶醉其中。
魏老师常在各种场合讲，自己数百天不上课，学生的中考成绩照样优秀。这就是魏氏模式值得骄傲的最有力的证据，也是社会评价最看重魏氏模式的关键。
语文与魏书生的地位之困
细究起来，魏氏模式把语文学习看得过于简单，把学生的内心世界看得过于简单。这种教学模式越来越为新锐教师所诟病。
1991年10月，当时还是江西上饶一中的青年语文教师程红兵在《语文学习》发表《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与魏书生同志商榷》的文章，认为“人不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教育，教学活动形式，如果忽视了人，看不到教育对象的人格特质，就根本没有教育的科学性可言。”
在这篇文章中，程红兵站在人性的高度，矛头直指对魏书生 “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时时有事干，事事有时干”等一整套“语文教学的科学管理”。
程红兵写道：“……十分的严谨，十分的有序，十分的细致，十分的规范，用于生产可以出标准的器件，用于育人，则并不妥当，千篇一律，标准规范的器件是好器件，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章绝不是好文章，而用于一个模子塑造出统一的标准化的人，那只是对人性的扼杀，绝不是教育。”
文章在语文界引起了震动，然而，囿于种种原因，这样的讨论并没有继续下去。
进入21世纪，《北京文学》接连发表了《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和《清理与反思——著名学者教授谈中国语文教育》等几组文章，批评当前的语文教育形势，认为当前中学语文教育教材陈旧，教法僵硬，考试制度不合理，存在着许多问题。各大报纸纷纷转载，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也组织了相关的社会各界谈中学语文教育的节目，认为当前中学语文教育存在种种弊端。社会各界，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百姓，无不对当前中学语文教育形势表示深切的忧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坦言：“实际上，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实利性教育，就是急功近利，不注重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培养。”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晓明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有教改意识的老师靠自己摸索进行改革，但是得不到任何支持，结果在学校待不下去，反而是“劣币驱逐良币”。
被称为“教育改革的先锋”、“素质教育的旗帜”的魏书生，其语文教学模式越发受到强烈的质疑和批评，并引起争论。这些批评充满了理性的分析和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忧思，参与其中者，既有寂寂无名者，也在站在语文教育浪尖的特级教师。
其实，从本质上讲，这种批评和质疑并不针对魏书生一人，而是针对魏书生所代表的具有广泛性的20世纪末的某一典型教学模式而发，是对中国语文教育一片荒凉的呐喊。2001年，《教学月刊·中学文科版》展开了对魏书生语文教学模式的讨论。《教学月刊·中学文科版》刊发的同组八篇文章中有五篇对魏书生的教学模式持批评意见。其著名的“语文知识树”、“六步教学法”皆成为被批评的对像。
特级教师董承理《迈开语文教改的另一条腿——兼论魏书生老师语文教学改革的局限》一文，分析了魏书生语文教学改革的局限性：“在他（魏书生）的洋洋百数万字关于语文教育改革的著述中，竟然没有一个字涉及他所执行的教学大纲、他所使用的教材和他所传授的这个知识系统方面的改革！恰恰相反，他的全部努力，都是朝着如何使学生适应这个教学系统展开的。换句话说，他的教学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对现行语文教学系统的特点（包括其严重的局限性）的适应上的。”
他分析，与同时代多数教师一样，魏老师在进行语文教学时，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将现成的语文课本中的知识点加以概括（最有名的是其“语文知识树”）或进行类型化分析，然后反复识记、简单操练以适应现行的考试，而没有真正有效地发展学生的语文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
对应试的教学目的，魏书生自己似乎并不讳言，甚至经常强调自己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其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1996年第12期上的《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中说：“我觉得，搞教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的目的之一就是增强应试能力，提高升学率，这是搞教改同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共同点。不同点在于，搞改革，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变被动应试为主动研究应试。”
“我们不可妄言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观念和应试化价值取向成全了魏书生，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魏氏模式的成功与这些因素是分不开的，或者这样讲，仅停留在‘语言——思想’层次上的考试题成全了魏书生。”郭吉成说。
“那一代”偶像集体谢幕
2004年2月9 日，四川的《教师之友》刊发三篇批评文章，矛头直指语文教学大师级人物魏书生、余漪、钱梦龙。
青年教师蔡朝阳首先向魏书生发难：“尽管魏书生主观上很努力，可终究左支右绌，无法突破他自己狭窄的技术主义的茧壳。……他缺乏超越于功利之上的人文关怀，缺乏站高望远的知识视野，缺乏对教育作为必要的乌托邦的切身理解，而只能成为一个对应试教育服服帖帖，对教学大纲亦步亦趋，惟技术论的、匠气十足的语文教师。”
“他发明的‘六步教学法’、‘"学导式教学法’，基本上跟文学不相干。……而作为语文教学本体之一的、作为目的本身的审美教育，在他这里根本就变味了。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他从未有一篇文章谈到文学，谈到文学之美。”
魏书生一篇文章，叫做《培养学生批改作文的能力》，给学生定了这么几条批改标准：1.格式是否正确；2.卷面是否整洁；3.错别字几个；4.有几处病句；5.标点符号有几处明显错误；6.看文章的中心是否鲜明、集中；7.看文章的选材；8.看表达方式；9.看语言是否简练、通顺、准确。
蔡朝阳认为，“魏书生这一套写作教学技术，完全是为应试量身定做”。既然写作训练形成了一套规范，学生自然可以沿着这个套路照葫芦画瓢，进行“八股文”式的机械训练，正如初中课文《卖油翁》里的话：“无他，唯手熟尔！”这样的作文教学，“政治挂帅”在所难免，“主题先行”暗含其中，我们从中看不到情感的主体，看不到思想的闪光，感受不到心灵真实的脉动！
1991年，魏书生到拉萨，连作了三天半报告之后，终于有了看一看市容的机会，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