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领着哥哥他们往家走时,哥哥不停地问我: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我告诉他母亲并没疯时,不禁泪如泉涌。那时我最大的悲伤是——母亲将如何面对她已经疯了的“理想之子”?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几乎终日喃喃自语。仅仅15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结果情况变得更糟,因为那会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更无法入睡。但母亲宁肯那样。那样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门了,而这不至于使邻居们特别是邻家的孩子们因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惊。如此考虑当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从此过得黑白颠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药的作用下酣睡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尽量补觉。夜晚哥哥喃喃自语开始折磨我们的神经时,我们都凭意志力忍着不烦躁。六口人挤着躺在同一铺炕上,希望听不到是不可能的。当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区,到了夜晚寂静极了。哥哥那种喃喃自语对于家人不啻是一种刑罚。一旦超过两个小时,人的脑仁儿都会剧痛如灼的。而哥哥却似乎一点儿不累,能够整夜自语。他的生物钟也黑白颠倒了。母亲夜里再让他服安眠药,他倒是极听话的,乖乖地接过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疯了,也还是最听母亲话的儿子。除了喃喃自语是他无法自我控制的,在别的方面,母亲要求他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他都表现得很顺从。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互相教着用棉团堵耳朵了。母亲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不久我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于是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当时他害怕极了,不知要将他送到哪里去,对他怎么样。母亲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车。
家人的精神终于得以松弛。而我的学习成绩一败涂地。
我又旷了两天课。也不用服安眠药,在家里睡起了连环觉。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在家中休养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每月能开回35元的代课工资了。据说,那所中学的老师们对他上课的水平评价挺高,学生们也挺喜欢上他的课。
那时母亲已没工作可干了,家里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40元勉强维持。忽一日一下子每月多了35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简直接近着幸福了。那是我家生活的黄金时期。家里还买了鱼缸,养了金鱼。也买了网球拍、象棋、军棋、扑克。在母亲,是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知道这一点的至关重要,都愿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来,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他指导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学习十分得法,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快速地进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特别尊敬他了,他也经常表现出对我们每个弟弟妹妹的关心了。母亲脸上又开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里来,希望能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后,哥哥的代课经历结束了。他想他的大学了。
精神病院开出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于是他又接着去圆他的大学梦了。那一年哥哥读的桥梁设计专业迁到四川去了,而父亲也仍在四川。父亲的工资涨了几元,他也转变态度,开始支持哥哥上大学了。父亲请假到哥哥的大学里去看望了哥哥一次,还与专业领导们合影了。哥哥居然又当上了学生会干部,他的老师称赞他跟上学习并不成问题,同意他从大三第一学期开始续读。因为他在家里自学得不错,大二补考的成绩还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进展。那一年已经是1965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却没读完——转年“文革”开始,各大学尤其乱得迅猛,乱得彻底。有人“大串联”去了,有人赴京请愿告状了,有人留在学校打“派仗”。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疯子。
他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妈,我不是‘反革命’!”哈尔滨也成了一座骚乱之城,几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动的事发生,也时有悲惨恐怖之事发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经常是,一没留意,哥哥又失踪了。也经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后,每见他是挨过打了。谁打的他,在什么情况下挨的打,我和母亲都不得而知。母亲东借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钱终于凑够了,却住不进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传染病患者一样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极度紧张。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书,准备下的住院费又快花光了。半年后才住上院。那半年里,我和母亲经常在深夜冒着凛冽严寒跟随哥哥满城市四处去“侦察”他幻觉中的“美蒋特务”的活动地点。他说只有他亲自发现了,才能证明自己并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语了。他很可怜地对母亲解释,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样折磨亲人,而是被特务们用仪器操控的结果,还说他的头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亲则只有泪流不止。
在那样的一些日子里,我曾暗自祈祷:上帝啊,让我尽快没了这样的一个哥哥吧!
即使那时我也并没恨过哥哥,只不过太可怜母亲。我怕哪一天母亲也精神崩溃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于我和弟弟妹妹们,母亲才是无比重要的。我们都怕因为哥哥这样了,哪一天再失去母亲。怕极了。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钱,都是母亲借的钱。报销单据寄往大学,杳无回音。大学已经彻底瘫痪了。而续不上住院费,哥哥被母亲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点儿也没减轻。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全家人的精神又倍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胆。哥哥接连失踪过几次,有次被关在某中学的地下室,好心人来报信,我和母亲才找到了他,他的眼眶被打青了。还有一次他几乎被当街打死,据说是因为他当众呼喊了句什么反动口号。也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关押了起来,因为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了笔和纸,写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贴到了公安局门口……“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
每月能挣四十多元钱啊!我要无怨无悔地去挣!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拯救了。
我下乡的第二年,三弟也下乡了。我和三弟省吃俭用寄回家的钱,几乎全都用以支付哥哥的住院费了。后来四弟工作了,再后来小妹也工作了。他俩的学徒工资头三年每月十八元。尽管如此,还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费,因为那每月要八十几元。但毕竟的,我们四个弟弟妹妹都能挣钱了。幸而街道挺体恤我家的,经常给开半费住院的证明。而半费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较排斥的。故每年还有半年的时间,哥哥是住在家里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钉了木板,玻璃所剩无几;镜子、相框,甚至暖壶,一概易碎的东西一件没有了;菜刀、碗和盘子都锁在箱子里。
我发现,母亲额上有了一处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开肉绽所造成的。我还在家里发现了自制的手铐、脚镣、铁链。四弟的工友帮着做的。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都谈虎变色了。四弟说哥哥的病不是从前那种“文疯”的情况了。而母亲含着泪说,她额上的伤疤是被门框撞的。那时刻,我内心里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那时刻,我暗自祈祷:上帝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两次的。第二天一次,临行一次。
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
临行我对四弟留下了斩钉截铁的嘱咐:能不让他回家就不让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亲是民政部的领导,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我托了那种关系。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而我回到兵团的次年,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这件事,我是颇犯过犹豫的。因为我一旦离开兵团,意味着每月不能再往家里寄钱了,并且,还需家里定期接济我一笔生活费。我将这顾虑写信告诉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读书,保证每月可由他给我寄钱。这样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况当时,我自觉身体情况不佳,有些撑不住抬大木那么沉重的劳动了,于是下了离开兵团的决心。
在复旦的三年,我只探过一次家,为了省钱。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为了可持续地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实行到底。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着自己也有了儿子,将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又将母亲接来北京,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问题……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费一事,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1997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在精神病院里……”当天午夜,母亲也“走了”……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
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像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20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哥哥,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一返回北京,我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无稳定工作、稳定住处。我给他开一份工资,由他来照顾哥哥,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由他来替我照顾哥哥,我放心。
于是哥哥的人生,终于接近是一种人生了。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渐胖了。
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却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时,某日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哥哥怔愣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岁了。他除了头脑、话语和行动都变得迟钝了,其实没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哥哥说:我听你的。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了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每月费用4000元左右。
幸而我还有稿费收入,否则,即或身为教授,只怕也还是难以承担。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在我们眼前,几只野猫慵懒大方地横倒竖卧。而在我们对面,另一张长椅上坐着一对老伴儿,他们中间是一名五十来岁的健壮患者,专心致志、大快朵颐地吃烧鸡。那一对老伴儿,看去是从农村赶来的,都七十五六岁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着树杈削成的拐棍。他们身上落了一些尘土,一脸疲惫。
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一种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他看着我苦笑。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
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的化身。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筒,复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想来,那一种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终记着。他显然也一直在盼着。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了,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一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老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几分慌恐、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你忘了吗?”哥哥又问,目光迟滞地望着我。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眼望向了远处。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
对面的大娘问:“是你什么人呀?”我回答:“兄长。”话一出口,自窘起来。现实生活中,谁还说“兄长”
二字啊!
大娘耳背,转脸问大爷:“是他什么人?”大爷大声冲她耳说:“是他老哥!”我问大娘:“你们看望的是什么人啊?”她说:“我儿子。”看儿子一眼,她又说,“儿子,慢点儿吃,别噎着。”大爷说:“为了给他续上住院费,我们把房子卖了。没家了,住女婿家去了……”他们的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似乎老父亲老母亲的话,他一句也没听到。我心接着一疼。这一次,疼得格外锐利。我联想到了电视新闻报道的那件事——一位崩溃了毅忍力的母亲,绝望之下毒死了两个一出生便严重智障的女儿;也联想到了电影前辈秦怡在接受采访时讲述的实情——她的患精神病的儿子一犯病往往劈头盖脸地打她……中国境内,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家里,都有一个有稿费收入的小说家,或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啊!
我又暗自祈祷了:上帝啊,人间有些责任,哪怕是最理所当然之亲情责任,亦绝非每一个家庭只靠伦理情怀便承担得了的!您眷顾他们吧,您拯救他们吧……这一次,在我意识中,上帝不是任何神明,而是——我们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