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读了旅游专业，大学的时候就把中国走遍了。那时候我在爸爸面前特别抖擞，说我去这里，这你就没去过。我爸爸特别不服气，说我开车去的那些地方你也没去过。不过，他还是承认我去的地方比他多。
虽然很多亲戚朋友都夸我懂事，但是在我爸爸眼里我从来就很不懂事。我最怕也最讨厌他说我幼稚，每次听他这样说我就无比反感，我们的谈话就成了争论，最后不欢而散。
大一的时候，我开始去旅行社带团，慢慢赚些生活费。那时候爸爸特别反对，说我还小，会被人骗。我跑遍中国后不满足，决定去阳朔学英语，为将来看世界做准备。爸爸更加反对，说大过年的（平时上课，暑假是旅游旺季要带团，只有寒假的时候是淡季有时间）去英语学校，学费被人骗了都不知道，弄不好把人骗走了。他很不相信我有在外闯荡的能力。
后来我和托马斯结婚，他也反对。并指责我不懂生活的现实，没房没车就结婚，还是个老外，将来被骗了还什么都不知道。在他的眼中，我一直是个未谙世事的孩子。这符合大多数父母的心理，即便六十岁了在父母的眼里也还是孩子。我和父亲的脾气如出一辙，都特别要强，特别执拗。所以我们的沟通大多数以吵架不欢而散收场。
我大学时候打工他一直反对，但是我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还是满中国跑。后来他见我做得不错还能养活自己，才默认了。去阳朔学英语的时候我们大吵一架，我拎着箱子就出门了。直到后来我考过了英语导游证，他才认可了我。有次他边玩电脑边在草稿纸上练笔，写了句：“汤佳学习认真刻苦”，算是对我的表扬。如今他也认同了托马斯，饭桌上总要找他喝一口。
我不懂如何跟爸爸沟通，女儿这个角色我没做好。从传统观念上来说我觉得我不够孝顺，不够听话。虽然父母恩大，我也要过自己的人生。因为父母将我生下来，最终还是希望我过好自己的一生。即使他们一直不同意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即使我一直没有按照我父母希望的路线走，但是我用心珍惜他们给我的人生，并且尽力将它过得精彩。
如今我也做了母亲，生下了我的天使。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将来有一天她是要飞走的，我要做的只是让她将来如何飞得更好，而不是将她一直藏在我的翼下。
这次去拍片，我得到的最意外的收获便是爸爸的改变，他突然变得不再教训我。在去阿尼玛卿雪山的路上，我给车上的人讲旅行时走过的那些路是如何艰难，说我们在藏北迷路，大河挡道，我们如何艰难地蹚过冰冷刺骨的河水。爸爸一直默默不作声，最后突然说：“人如果见过那么多世面，经历了特别困难的事情，以后生活中遇到挫折就不怕了。”他的话犹如春风温暖了我的心。
有时候，我看着爸爸，心里有很多感恩。我遗传了他的好身体，延伸了他喜欢探索学习的精神。一路上条件虽然比我们旅行的时候好很多倍，但是相对来说还比较艰苦，他的精神比我们都好，还跑牦牛群里玩。我们拍骑马赛车的时候他还花钱找来一匹马骑上遛了一圈，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感觉。
第一次拍电影
回来前，我开始与电视台以及报纸杂志的媒体人接触，并了解到媒体人的辛苦。他们几乎每一个夜里都在加班。潇湘晨报的记者都是半夜给我做采访。领导半夜给了个电话，她就得爬起来找人，电视台的人都是加班到午夜。这样一份工作虽然光鲜，却是用青春和健康换来的。如果不是本身爱好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几乎是在折寿。以前觉得演员很风光，我参与了一次拍电影之后才觉得做演员真不容易。
我们拍的第一场戏在青海的贵德。在去贵德的路上，我们拍一段路上的骑行。生下伊娃以后，我再未想过摩托旅行。很久没有碰过摩托车，骑摩托旅行似乎成了一件很遥远的事情。等到她长大成人，我们或许会再有这样的旅行。再次坐上摩托车的那一刹那，我心里有很深的触动，坐在后座抱着他的感觉还是那么熟悉。这是生下孩子后第一次坐在摩托车上，也是第一次很想念那些摩旅的时光，想念过去的两人世界。如果没有伊娃，我们俩现在骑着摩托车不知道是在北美洲还是在大洋洲生活。
我们在海拔4000米的山上拍摄，很高兴能重温旧梦的同时，我也在担心伊娃的情况。我们随行一共有三辆车，一个拍摄的吉普，一个拉摩托车的皮卡，还有一个丰田的中巴，伊娃和我爸爸他们在中巴里。这是伊娃第一次来到这么高海拔的地方。虽然是白天，而且只是经过，我心里还是很担心。这时的伊娃十个多月，正是分离焦虑症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海拔问题还是因为过多的环境变换，一到西宁她就开始了分离焦虑，并且开始认生。当时浙江卫视的总编也在青海监制，伊娃见到他“哇”的一声哭了，这让他无比郁闷。从那时候开始，伊娃几乎总想黏着我，除了我和托马斯，几乎谁都不要。拍戏的时候，我一离开她就开始大哭。我内心十分心疼。每次开拍时我都要硬下心来把她交给爸爸，在她哇哇的哭声中离开。一结束马上飞奔到车里，将她搂在怀里，擦干她的眼泪，给她喂奶，希望她能稍微找回些安慰。第一场戏是在西宁到贵德途中的一段盘山公路上。在海拔过了4000米的地方开始拍，我一离开就听到伊娃哭得歇斯底里，心里十分难受。同时我又担心海拔太高，她哭得太用力会缺氧，从而高原反应。我爸爸很有挫败感。我第一次带伊娃回国的时候，伊娃很喜欢和他玩，这一次却完全不要他带着，只要我。伊娃平时是个特别乖的孩子，她一定是不舒服，觉得特别害怕才会哭。我们随身携带了很多药物，其中有一种冲剂能帮助身体保持水分。宝宝出生的时候医院会喂这个，在孩子拉肚子的时候也用这个防止脱水。小孩子在高原上最重要是补水，让她不断地喝水喝奶。如果尿不湿长期没尿，就会比较危险，所以我一有空就给伊娃喂奶。但是她似乎并不很想喝，水也不怎么喝。我心中极为焦虑，不知道伊娃会不会有事。
下午一场过河的戏拍得很久，拍我们与一个喇嘛一起推着摩托车蹚水过河。我们在河水里一遍又一遍地蹚过来蹚过去，一共拍了十几遍。这个地方海拔低，虽然不冷，但是河水还是有些冰。十几遍下来后，我们又在戈壁里顶着烈日推摩托车上山，晒得头昏眼花。其实我们真正的旅行比这更辛苦，或者说有比这更辛苦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人不是不能吃苦，要看为了什么吃苦，吃自己想吃的苦，是苦也甜。这毕竟不是旅行，不新鲜不刺激，一个镜头拍十几遍很枯燥，加上我心里记挂着伊娃，觉得很难熬。
时过境迁，我不再是个潇洒的女孩，而是一个奶娃娃的妈妈，那个娇小的生命时刻需要我。
托马斯这时也开始制造麻烦。因为拍摄的行程总是在改变，他很不高兴。德国人做事都是事先计划好的，但是在中国大多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于是我就夹在摄制组和托马斯之间，一边是摄制组使劲跟我解释，另一边托马斯不断地抱怨。
托马斯在伊娃的事情上特别坚持，我们从西宁往玉树走，每天海拔上升300米是上限。因为对孩子来说，缓慢上去会比较安全。第二天我们就住在海拔3900米的地方，第三天导演说想去玛多住，好拍一个黄河源头。
玛多有4300百多米，我第一次去那里时就有高原反应，头痛欲裂。托马斯不同意伊娃晚上住在那么高海拔的地方。我左右为难，一方面我担心伊娃，另一方面我也想像导演说的那样，快点拍完好下高原。最后大部队住玛多，导演、司机还有我们每天往回一百多公里，住在第二天我们住的地方。
因为我要给伊娃喂母乳，焦虑、操心、吃不好，晚上要照顾伊娃还睡不好。很不幸的是我在玛多高原反应了，头痛得不行，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吸氧后才好多了。伊娃头晚醒来哭，我几乎半宿没睡，总在想办法让她多喝点奶或者水。去玛多的路上伊娃一直睡着，怕海拔上升太快，我把氧气管放在她鼻子下。伊娃是特别壮实的孩子，第一个晚上哭了之后，其他时候只要我不离开她，她都很乖。几天下来，她竟然什么状况都没有，这让我很骄傲。
通往玛多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垭口，叫作鄂拉山。看到山口4499米的海拔牌，我感慨万分。这并不是特别高的海拔，我经历过的超过5000米的垭口多得记不清，但我曾经在这里高原反应过（高原反应并不是海拔越高就越反应得厉害，而且根据自己身体状态来的，我一般就只在4000多米的地方高反，5000米倒是从来没高原反应过）。我还依稀记得我们骑摩托车来这里时，在垭口我蹲下减缓头晕的经历。没想到我会有天带着十一个月大的孩子再来到这里。伊娃还开心地对着镜头挥手。她三个月大的时候去过死海，那里海拔负420米，现在上了4500米的青藏高原。有了这样的经历，也就更加坚定了我一直带着她旅行的心。
阿尼玛卿雪山下的小学
拍摄几天之后，我们需要去学校拍摄一段镜头，于是去了阿尼玛卿雪山下的一个小学。摄制组给学校买了些文具用品一起带了去。去小学的路极为偏僻，并且全是土路，一路上海拔都是4000米以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车上一半以上的人从那天开始都慢慢产生了高原反应。
那天托马斯高原反应很厉害，但是为了配合拍一段与孩子玩耍的镜头他还得奔跑踢足球。托马斯平时是一个不做运动的人，足球、羽毛球他都很少玩。他只喜欢宅在家里上网。他踢足球的时候从头到尾都在跟我抱怨，好在我那天心情很好没被他影响。我和那些小朋友穿着他们的衣服一起跳起舞来，那种疯狂和快乐，有种回到学生时代的感觉。可怜的伊娃只能跟着我爸爸，哭一会儿睡一会儿，我一到休息的时候就忍不住去看她，但是她每看到我一次，离开的时候就哭得更凶。爸爸总说我不该去惹她，但我总是忍不住心疼她，想多抱抱她。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我怀孕以前一直想着资助一两个山区孩子。我一向对金钱没太强的欲望，赚钱的时候都是为了个人成就感，赚来的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花出去，也从来没特别缺过钱。有一段时间我跟托马斯做生意赚了些钱，但感觉生活很空虚，也不想出去旅行，不知道自己想干些什么。和一个朋友倾诉时，她说我需要精神粮食，需要去做一些可以帮助别人，让自己灵魂快乐的事情。但我却觉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旅行的时候我在西部地区看到很多大胆向游人乞讨的孩子，这难道不是都市人把他们的精神垃圾扔到那里去的吗？我们以为自己做了一些好事，赠予了他们一些物质上需要的东西，然而没有良好的管理系统，这种赠予也就养成了他们被赠予的习惯，造就了很多乞讨的现象，这样的善心反而做了坏事。如果人们能去支教，教他们知识和本领，那才是成就他们一生的善举。当然这个理论不能一概而论，我希望我可以这么做，只是有了孩子以后这些就变得特别遥远。在阿尼玛卿雪山下的这个学校，我看到了好几个支教的年轻人。我很敬佩他们的这种行为。
偏远地方的人非常朴实和实诚。我们一到那里，他们大碗奶大碗肉地招待，端来了一盆盆的牦牛肉和各种食物、奶茶、酥油茶。为了拍摄，校长召集了全校学生，让我和托马斯教他们一些英语。托马斯从来没有做过老师，完全不知道怎么教，他连教我德语都是三句便不耐烦再未教过。那些孩子极聪明，因为藏语语系原因，学英语比汉人快得多，他们的发音非常好。我很想能多教他们一点，但是拍摄只是做做样子，这让我心里觉得很内疚。
看得出来那些孩子很高兴，他们把演出时穿的传统服装都搬出来穿上跳舞。藏族的孩子不似汉族的孩子那么腼腆，看起来十分大方，我被他们的快乐感染。我也找了一套来穿上，滥竽充数地混在他们中间跳舞。导演看我这么兴奋也挺高兴，拍得更加起劲。拍摄的间隙我与他们的校长聊天，他说：“这里的孩子大多不会汉语，上课主要以藏语为主，而且好多家庭宁愿让孩子在家放牧，不愿意送孩子来读书。”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读书，为什么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一个人一生过得好不好，与拥有什么并没有关系，我会觉得过得快乐更重要。在山里的孩子，他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放牧状态。他看不到流光溢彩、物欲横流的世界时，反而会过得更纯净和快乐。这是我旅行去了很多地方最深的感受。越是偏僻的穷壤，那里的人反而活得更加简单而纯粹。把物欲带给他以后，人才会变得不快乐，因为人有太多想要的却得不到。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比较片面的想法，我也并不总是认同自己的这种想法。如果这些人穷到食不饱、穿不暖、原始蒙昧的状态，我的这种想法就显得极为可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