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六个小时的飞行、经停两站后我抵达了坐落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商业中心重庆。同刚刚摆脱战争阴影的汉口比起来，重庆似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鸟语花香，让人心生安慰。穿过了总是盘踞在重庆上空的云彩，我们猛然间从最低的云层钻了出来，长江和城北商业区参差不齐的建筑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我们脚底下。长江和北面的嘉陵江由一条细长的岩石隔开，商业区就坐落在那里。在马达的轰鸣声中，我们的重型海上飞机紧贴着湍急的水面向前滑行，停在了一片停机坪上。
这里将会是中国的新首都——自开战以来的第三个首都。中国的政府机关将迁移到此地，相当于把美国首都从华盛顿迁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土尔沙。
身处四川盆地南部的重庆同中国的其他地区完全不同。根据地质学家的结论来看，在第三纪时，这里曾是一个包括了一座红砂石沉积湖泊在内的面积达七万五千平方英里的盆地。长江的四条支流（该地因此得名四川）都流经这里，使得四川成为了中国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整个地区都被青藏高原的山脉包围着，唯独长江如一把利刀在盆地切出了一条峡谷。这里的气候温润，晴天少，冬天几乎没有霜冻，盛产水稻、小麦、小米、玉米、豆子、糖和烟草，这些作物供养了战前在这里生活的四千四百万居民。新修的公路将重庆同南边的云贵以及北面的陕甘连接了起来。
重庆已经开始行使它的政治职能，包括外交部在内的许多政府机构已经搬到了这里。虽然在几周之后，日军的战机从他们在汉口的新基地出发，将这里活生生地变成了人间炼狱。可是至少此时，这里还是平静的。
长江南岸集中了绝大多数的外国办事处。在标准石油公司院子中新启用的大使馆办公室里我找到了大使。他一如既往地亲切邀请我，同他一道和大使馆参赞威利·佩克及他的秘书西德尼·拉丰住在一起。
我在这里度过了悠闲的一周。在安静祥和的氛围中，我不愿再打扑克牌，而是取代以研究中国棋。同时，根据我过去十年的观察结果，我还要不断完善我对远东局势的看法。
日本领导人长久以来试图以经济合作，以及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为借口为侵略中国的犯下的罪行开脱。可是事实却如一记重拳打在了日本的脸上。
如果日本只是单纯寻求经济合作的话，他们满可以在1931年9月强占满洲里前的任何时间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但是实际上，在此次冲突开始前，中国是日本出口贸易的最大主顾，同时还拥有着丰富的资源。战前的中国拒绝同日本合作，正是因为此前日军曾多次地侵犯中国的主权，而不是出于对日本人天生的反感，
至于共产主义，根据我的长期观察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奉行以下几个原则：在政治方面坚持代议制民主政府，在经济方面坚持合作，而在社会方面，由于强调了社会的平等，所以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称其为共产主义的方面。日本妄想通过武力方式征服中国的企图没有减缓这些理念的传播，反而起到了催化作用。
为了深刻了解日本的真实目的，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在过去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次短暂的间歇外，这个国家一直受制于军阀的统治。日本首次表露出征服野心是在1592年，野心勃勃的秀吉将军宣布了征服远东的狂妄计划。首先要攻占的是朝鲜，随后就是满洲里和中国。不久清军入关，秀吉在上海南部的宁波建立起军事总部，并且企图以此为根基向南亚、菲律宾群岛和现在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扩大势力范围。秀吉在侵略朝鲜时去世，他的计划也随之搁浅——直到20世纪的军阀稍加修改后将它复活了。
秀吉死后没多久，日本建立了以天皇名义进行统治的德顺幕府，随后日本进入了闭关统治，直到二百五十年后被康芒多尔·佩里的谈判打破。自从明治军阀集团复辟以来始终占据着政治的头把交椅。1894年，日本借助武装入侵以达到非法扩张的计划被正式提上了日程。从那日起到此次中日战争的这一段时期内，日本的领土在原有的十四万八千平方英里的基础上增加了七十一万平方英里。
1931年，欧洲诸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已近白热化，满洲里的九一八事变无疑再一次挑逗了他们高度紧张的神经。对日本来说，侵略满洲里只是试验西方列强反应的手段。日本一直默默观察着世界政坛的风云变幻。1933年，热河也紧随满洲里之后掉入了日本这个无底深渊里。意大利也效仿日本入侵了埃塞俄比亚，德国紧随其后。
令人瞠目结舌的不仅仅是日军在亚洲的侵略行动。日本海陆军官对征服计划的态度让美国举国震惊。日本人满脑子都是他们的使命感，誓将日本的文化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而中国只不过是这个“宏图伟业”的一块垫脚石而已。因此，他们征服中国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合作。日本一旦得逞，定将利用中国取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组建一支更加强大的军队实行疯狂的全球扩张战略。
美国人对于中日战争的兴趣可能不仅只停留在学术层面：东亚政局在这场战争结束后将面临大洗牌，或实行独裁统治，或将迎来民主统治的春天。如果日本取胜，美国就要小心自己的安全了。长久以来，日本攻占美国本土欲望的强烈程度与德国想要摧毁英国相比起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现在仍给日本提供建立这种霸权的战略物资简直是自掘坟墓！
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在上海时，我以西方列强的军队为参照，经过了三个月的观察后将日军归类到了三流军队的阵营里。而此后多年的观察结论又无数次的证实了这一点：战斗力濒临枯竭，运输协作能力差强人意，地空部队协作失调，武器粗制滥造，士兵作战能力不值一提，以及领导人匮乏的想象力和主动性。日军已经铸下大错，其一是没有正确估计中国人的脾性和抵抗的决心；其二是随着战争的发展，日军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铺设的过长战线大大损耗了日军的战斗力。
日军日趋残忍的暴行在无形中给他们的征服计划加深了难度，中国人民承受的苦难越多，抵抗的决心就越坚决。日军企图通过在广大农村和城市地区疯狂投放空袭炸弹的做法没有起到预想中的威胁恐吓作用，结果适得其反；毫无节制的烧杀****更是令人发指，甚至有证据表明日军的某些暴行是受到军队指使的。不过，被炸毁的数所高级学府本不在日本的计划之内。而在日军占领区内大力推行食用鸦片，也只不过是企图削弱中国人民精神力量的骇人听闻的计划之一罢了。
尽管如此，日军的力量仍不可小觑，绝不是什么容易对付的货色。上至将军，下至士兵，日本人对于天皇有着近乎狂热的忠诚。他们百折不挠，坚持不懈，在这场战争中所犯的错误绝不会重复第二次。日本的帝国总参谋部训练有素，善于利用对手的不利处境扩大自己的优势。
由于战争的范围的不断扩大，日军部队承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绥远到印度支那边界将近两千英里沿线以及西伯利亚边界都需要大量士兵驻守。由于日本在紧急时能够动员参军的人数上限为七百万人，人手问题十分棘手。在将近三年的对外战争中，日军的死伤人数累计将近一百万人，另一百万人派往东亚大陆执行任务，日本本土还有大量士兵蓄势待发。
日军因没有完成对中国的侵略计划而耿耿于怀。不过退一万步讲，就算日军能够击败有组织的军事力量，零散的民间抗日力量也能轻易化解日军在那些占领后却没有足够兵力镇守的地区的控制。可是，如果他们不惧代价放手一搏，并且继续接受美国提供的铜、钢、铁、石油和棉花等战时物资，日本极有可能会实现部分目标。但是前提是：它的兵力需要达到现在中国兵力的两倍甚至是三倍。
然而现实是，如果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日本连维持现有的局面都非常吃力。
中国为重新获得独立而战，全国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为了这一目标而奋斗。中国虽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不过好在他们主要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战争初期，中国的军队在组织、装备和训练方面的准备不足，最多只能算得上是支中规中矩的部队。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只在战争初期造成了小麻烦。主力部队的指挥官多由满足主流政治倾向的人任职。低效的行政流程必须简化，而且须在不损害政要感情的前提下进行。中国各方力量的团结从1937年才逐渐形成气候，随着战争的进程向前推进，各方敌对的政治集团也要学会合作。中国现在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尽快填补熟知现代战争技术的指战员和参谋人员的巨大缺口。
不过，随机应变是中国人的首要特点。抗日的决心在人民当中有着普遍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正着手将人民的决心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即便是血肉之躯，在与长枪短炮的抗衡中也使日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侵略者也因此放慢了进攻的步伐。中国用这种代价赢得了时间，足够他们成立训练指战员、参谋官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学校；军队重新改编；后勤部门重组以满足部队需求；新修道路；改革人民福利和丰富精神生活；逐步制定国家经济政策。在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向西迁移，在受威胁地区的学校和大学也都迁往了西边。
长久以来中国内部斗争混乱，共产党领导人苦苦探究其储存的人力资源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其成果对国内的生活模式和抵抗侵略的作战模式有很大帮助，价值不可估量。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互不相让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携手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虽然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目的终归是相同的。
虽然国共两党的方法不同，但是各自对于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主、民生还是表示认同的。
在国父孙中山在进行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发现了中国最大的弱点是将党派忠诚置于国家忠诚之上。孙先生虽不鼓励压制党派忠诚的发展，但是要求党派必须忠于国家，并且以建立基于中华民族的强大国家为目标。国民党接过了孙先生的衣钵大力发展党派对于国家忠诚，而共产党则主张普及爱国主义。
国父的民生主义的设想中，政治权力握于人民手中，由人民选举的政府代为行使；人民享有选举权、复议权、提案权和罢免权；政府机构的权利分属五个方面，除了西方沿用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之外，还增设了曾为旧中国封建皇朝带来大量人才的考试权和检察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