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尽量避免冲突，”他回答说，“阎锡山是这省的省政府主席，我们都要听从他的领导。不过，他允许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管理处于部队保护下的县。我们努力在县里建立政府代表，并力邀山西的军官跟我们一起。一些地区还会有由各方政治小股势力代表组成的动员委员会。”
刘同志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向南转移了，我再没能看到他。
“有位传教士要见你。”第二天早上小罗通知我说。
我还不知道这里还有另一个外国人。原来是弗吉尼亚州的爱德华·万普勒牧师，代表教友会教堂。那一天稍晚些时候我留在他家进餐，见到了万普勒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三岁还有一个五岁。万普勒牧师一家都是虔诚热心的基督徒，因为始终如一的生活方式而受到本地居民的尊重。他实际上还是个农场主，通过援助当地农夫一些土壤以改进他们的生产方式来给他的教会增加补给。他给我看了一群品种上乘的羊，这是由一只当地公社引以为傲的种羊繁殖而来的。
薄将军快到中午时来找我，带我去了一片靠近河边的开阔的高原地带，军队已经在那里集合好了。这个临时搭的平台前集合了八千名来自当地团体各个等级的代表。队伍的前面站着的是三四百个儿童，在他们之后是妇女，然后是农民、商贩，以及城镇上各种组织和村里一些自卫小组。男人们都随身携带着各种武器——红缨枪、大镰刀、前装式的毛瑟枪，山西的两个团和一个八路军的中队殿后。这就是中国，充足的人手、热切的相互关爱。只需一位杰出的领导将他们紧密结合起来，就能创造出一支生机勃勃、强大到不可估量的力量。
会议以朗读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为开场，随后是全体向挂在平台上的三张孙中山的照片三鞠躬。专门的宣传队带领全体大声地喊出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为世界和平而战——联合起来打倒日本法西斯。爱国歌曲集体大合唱后，薄将军进行了一次非常动情的演讲，演讲中提到了一件日军的残暴行为，血淋淋的细节激起了在场所有人誓为保卫国家而不惜牺牲的决心。
大会结束时，人群也解散了。很多人留下来继续交流打探消息，周围还有很多小商贩四处流动，这片高原瞬间成了乡村游乐场，承载了节日才有的喜庆氛围。
锦州之行临近结束时，我们的纵队增加了两百五十个即将要调回第一二九师的小分队。第一二九师，是一支新的队伍。士兵们携带着自己的后勤装备，厨子身后背着一口能放入支架里的金属大平底锅。这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这锅直径四英尺，深两英尺，它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超过了厨子的头部，从后面看起来就好像是锅自己在走一样。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因为礼数问题烦扰途径村落的村民，但是显然这是因为薄将军事先就通知了沿途各村我们即将到来的消息，村庄里的人才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来迎接我们。高潮部分在我们到达武乡县时到来。武乡县的县长是个难以令人忘怀的高个儿家伙，他当时带着大队人马在城门迎接我们。我和立波穿过了夹道欢迎的拥挤人群到了衙门（县长的办公地点）。我们在这坐着喝了二十分钟茶，然后熬过了一场跟旧中国的习俗相似的只有陈词滥调的欢迎仪式。最后县长带我去了一座精心准备的宅邸并且邀请我在那儿过夜。小张和小罗看到这舒适的房间后，惊讶的情绪中还夹杂些许的兴奋。
我尽量尝试在不伤害县长感情的前提下向他解释我还是更倾向于跟巡逻队一起过夜。当我的警卫员小张突然冲进来时，我的计划全部毁于一旦了。他进屋后连顿都没顿一下就唐突地告诉了这位县长我不能在这儿过夜，因为这儿离巡逻队太远了，而巡逻队又要为我的安全负责。县长还没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带来的震惊中缓过神儿，小张就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了街上。我们走着走着他顽皮地冲我眨了眨眼然后自信地对我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就知道你不想待在那种拘谨的地方。”
后来，小田和那匹胸口有伤的战马被分到了面包店老板家里。从失望中恢复了的县长泰然自若地跟着我们到了那儿。他事先的准备没有派上用场，但他仍旧还是一个很民主的人，还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这一慷慨的行为使他成为了一个体面的县长。
太阳再次升起时我们又上了路，寒风刮过结了冰的河床和阴冷荒芜的山脉。第二天我们到达了达辽县译者注：今左权县。，第一二九师司令部的所在地。
司令部实际上设在了城外的一个村子里。我注意到，军队从来不在重要的中心城市设置据点。这些大城市都是日军空袭时最喜欢的目标。
日军的大衣在这儿更加显眼了。一二九师在与敌军的周旋中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是东西方向的正太铁路沿线还是向东方向的京口铁路。他们的日常补给几乎全靠虏获的物资。
因为刘伯承的缺席，军队现在由因在内战时领导新四军而世人皆知的徐向前指挥，由政治委员张浩协助他的工作。
徐向前和张浩的这对组合很妙。徐向前有些矮且瘦，非常安静。他那张严肃的脸上偶尔会突然露出一个吸引人的微笑，因此很容易就被人叫作“狐狸”。张浩的个子很高，身体强健。总是活蹦乱跳的他让我有点怀念“老山胡桃”。他十分擅长举行大会，极具说服力的嗓音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位谦逊谦逊的人，都会把他们领导的人放在第一位。
我们见面不久，他们仔细地观察着我的衣着打扮。
“这是你最暖和的衣服吗？”徐向前问我。
“是的，”我回答，“不过我还有毛衣和毛裤。”
“不够！”他惊呼道，“五台山的冬天很难熬。我们这儿有从日军那缴获的羔羊羊毛。我得在你的大衣外再上加一层。”
“我也有毛袜子和鞋给你。”张浩加了一句。
我对他们的善良的描写没有一丝夸张的成分。
立波和我在房间安顿好之后，他们就过来聊天了。
徐同志展开了一张涉及范围很广的铁路地图。“我们计划送你穿过这条线，”他指着寿阳附近说，“日军在这一带非常活跃，但是你的巡逻队将会在本地自卫民兵成员的带领下走一条山里的秘道。”
他夸奖了这些民兵的工作，军队在很多方面都多亏了他们的帮助。
“每个村子都有民兵组织，”他解释说，“通常由那些不能进行体力劳动的村民组成，有时候也会有年轻男孩。他们会将敌军的信息收集起来，还会多方阻挠日军获得关于我们的一切消息，帮助我们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最近的医院。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就好像没了左右手一样。”
“我们的任务，”他继续说，“有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对人民进行抗敌的思想宣传，哪怕他们的村镇被敌军占领也不会迷失了内心；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不停地骚扰日军的交通运输线，不停地伏击他们的警卫队。”
那天晚上曾任教于北平一所大学的教授杨秀峰来看望我。直到不久前他还是北平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他五十岁出头，多年以来都致力于激发学生的民族主义精神，让他们铭记为本民族的国家主权而斗争的重要性。当战争来临，他放下手中的工作带领一队学生到了冀南被前任官员毁了的八个县城。在那里他重新建立起秩序，使一切都正常运转，还组织了一支游击队，这成了日军的一块心病。他也曾翻山越岭到辽县去学习八路军的理论。一个过着艰苦的游击生活的强壮的男人，他的爱国心中必定需要不止一点的自制力。
第一二九师的一支警卫队护送我们出了辽县。从今以后，我们队伍中那些奉命到五台山的成员将会由另一个司令部的警卫队接替。前往陈赓旅部的路程约有二十四英里，我们以刷新纪录的速度走完了剩下的路程。
陈赓与我见过的其他领导者都不一样。他三十二岁，那张不留胡子、戴着眼镜的脸看着更像学生而不是战士。他的演讲因为太过紧张而多了些身体上的小动作，声音里也有控制不住的颤抖。十年前在黄埔军校时他曾是蒋委员长的学生，据说他那会儿还曾救过******的命。******在1933年时还了这个人情，当时陈赓被捕，他争取了将死刑降为监禁。
陈赓给我们带来的是坏消息。驻扎在寿阳的日军已经宣战了，很快战争就会蔓延到周围地区。徐向前从辽县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向东约五十英里处有条可以穿过战线的路。
向东的长途跋涉把我们引到了和顺县，在那我们经历了有趣的一幕。这个县曾被入侵了两次，县长在转移县里居民的行动中表现得很英勇。他非常热切地盼望能有外国旅客前来，当我们中午到达时，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等着我们。通常在行军中我们不会进食，但是出于礼节我们不能拒绝这顿饭。
一定有人跟县长说起过外国人喜欢吃甜食，因为桌上的米饭、煎鸡蛋、豆腐和炸鸡都淋着一层厚厚的将近半英寸的糖浆。立波和我艰难地压抑着想笑的冲动。我们坐在桌子前决定要夸张地表达出对这餐饭的喜爱之情，以免辜负了县长的一片好意。县长为了照顾我们的饮食习惯做出了不小的牺牲，为了吃掉眼前这些对他来说不寻常的食物一定下了不小的决心。只有几个小鬼吃得很开心，在他们以单调乏味的小米为主要口粮的生活中，如此精心制作的食物不会经常出现。
下午我们继续前进，第二天就抵达了皋落，步兵团司令陈锡联的司令部就在这里。皋落临时顶替了被日军占领的昔阳县的作用。这更加证明了日本人的战略是占领城市，而中国人则决心控制不在日军掌控下的农村地区。
陈赓的一个同伴刚刚从空袭日军一条与铁路线类似的高速路的行动中归来，正给大家展示着他的战利品。我倾心其中一件皮大衣（高领的工作服的款式，正好有大衣可以相配），陈赓坚持让我拿一件当作纪念品，于是我把它收进了我的背包里。
敌军的攻占日志和军事行动也颇具启发意义，因为这提供了关于日军在战役中是如何克服瓶颈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的一篇日志记载了以下内容：
“今天的任务开始前，我们被告知部队中的一小组人马在青龙镇被袭击了。部队得到消息后移动得很小心。我们团在这里与敌人第一次相遇。这儿的人非常危险，于是我们射杀了三十个年轻人后就离开了。不过没走多远就停下了。”
在第二页出现了最后一行字：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可能今天就是我的死期了。我希望我们的军队能赶来援助我们。天皇保佑。”
显而易见，这名日军士兵对于战争十分厌恶。
我听说陈赓的部队曾经一次性击落了二十来架敌军飞机，于是我向他求证了这个传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