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很好。警官想，叶凡的证词无疑是假的，但问题是如何去证明它是假的。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个是叶凡是骗子，另外一个是蒋天生设计欺骗了他。如果事实如前一个推断的话，那么警察们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证明这个证词是假的。如果事实是后面的那个推断，那么去向在关卡修车厂的老板求证一下，可能就会把事情搞清楚。
修车场老板和他的修理工非常乐意帮忙。他们非常清楚地记得叶凡——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过来租车，在关卡这种小地方是件稀罕的事。他们还记得叶凡的确拿出了他的表，和修理厂的钟比较了一下，并提到刚才他的表停了，不得不向一个路人问时间。然后他说，“哦，是的，好像现在时间对了。”还问了他们的钟是不是准的，去村庄需要多长时间。
“那你的钟是准的吗？”
“那一天钟是准的。”
“什么意思，那一天？”
“其实，那种有一些慢，但我们在星期四早晨才调整过，是不是？”
修理工说是的。每个星期四他总是会对准时间。因为集市的缘故，星期四十一个重要的日子，所有当地的生意都围着这一天转。
这似乎对那么证词没有任何撼动作用。老板和修理工都没有真的看到叶凡的表，这也是事实，但是他们两个都声明，他的确说过“好像现在时间对了。”所以，如果有任何差错的话，那叶凡一定是故意掩盖表盘的。而且，叶凡对他手表的准确性如此固执和注重，这有一些不寻常。警官又登上了他的警车，回到了村庄，这时他更加确信了，叶凡是一个没良心的骗子。
顾鹏飞警长也同意他的看法。“在我看来，这很不自然，”他说，“一个男人竟会纠缠着到达一个地方的准确时间不放。但麻烦的事，如果他说他看见了蒋天生，就没有办法去证明他没有看见，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个，警长，”警官用顺从的口吻建议说，“我在想的是，如果蒋天生或不管哪个人在关卡和平铁之间的沙滩上骑马的话，那一定会有人看到他。我们也没有问过所有在那个时间段经过海崖顶的人？”
“小家伙，你怎么会以为我没去办这件事。”警长严肃地回答说，“我询问了每个在一点和两点之间经过那一带的人，但没有人看到哪怕一丝兽皮或马毛。”
“住在海边那些屋子里的人呢？”
“他们？”警长哼了一声，“他们什么都没看见。如果像我所想的那样，老白涉及其中的话，他们也不会说看见的。我认为应该假设这里另有隐情。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自己再去查一遍，年轻人。如果你能查出什么东西来，我就把案子交给你。老白是有准备的，不管是他还是他的姐夫都不会向警察说实话的。不过你还是去吧，你是一个标准的年轻人，说不定可以从妇女那里问出什么东西。”
警官红着脸，遵命跑去了那里。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那里的男人们都不在，女人们正在洗衣盆那里洗衣服呢。最开始并没有人热情欢迎他，但后来他脱下了制服外衣，帮小白老婆从井里提了两大桶水，在这之后气氛就没有那么冷淡了，他终于可以提问了。
但询问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女人们在十八日星期四没有看到任何马匹或骑马的人，并且她们都有很充分的理由。跟往常一样，她们一家在十二点钟吃饭，然后女人们又去洗衣服。警官可以看出来，她们的确有许多衣服要洗。警官不用这么惊讶，所有那些男人的运动衫和臭袜子，还有这个和那个，每一桶水都要去提。那天下午，没有人出过屋子，都在后院，至少到三点钟后才有人出去，那是卢媛琳准备把晚上吃的土豆拿出去，在前面的花园削皮。当时卢媛琳看见了一个男人，穿着短裤，背着背包，从沙滩边顺着小路上来的，但应该不是警官想打听的那个人，因为有位侦探跟他一起来了，并告诉她们，他们发现了一具尸体。警官很想听她们讲讲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戴着一副角质架的眼镜，从小路走上来的时间“大概在三点半和四点之间，”径直地上了大路。当然，那肯定是叶凡了，简单地计算了一下，这个时间和他自己的故事以及知秋的故事都很吻合。但这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一点半到三点之间这个关键的时间段仍然不是很清楚。
带着令人十分不满的困惑，警官慢吞吞地回到关卡。他注意到，一路上只能看到一点点的海滩。事实上，只有在平铁两头的一公里范围内，公路才靠近礁石的边缘。在其他的地方，礁石的边缘和海崖的高处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这使得海滩并不能出现在视野里。如果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骑马去平铁杀人的话，其实并不那么冒险，如果说路上行人看见马奔跑而过，这一点也不奇怪。但马真的跑过这里了马？有马掌作为证明，又有礁石上的吊环来佐证。最让警官不解的就是那个吊环了，如果没有人在那里拴马的话，那吊环是干什么用的？而且，知秋到达平铁之前，那匹马就必须被放回去。
但从杀人凶手的角度来看，这个做法简直就是在碰运气。他怎么可以肯定，一匹马会跑回去，而不是在什么地方游荡，要知道这样反而会引来别人的注意？按理说，在被迫狂奔四公里半之后，马慢悠悠地游荡更符合事实一些。假设他跟那个吊环没有关系的话，有没有可能马被拴在别的什么地方，后来又去牵来？这个推断有很充足的理由来反驳。因为在海滩上并没有柱子或者堤坝可以把马拴在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