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11点，我正想关灯睡觉，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来。心想大概是骗话费的，响一两声自然会停。铃声不屈不挠地响着，我只得打开手机，看到归属地是四川广元，我果断地挂断电话，埋怨谁又拨错号码了。
今早上班途中，很自然地想起昨晚那个电话。在广元认识我的，大概只有臻哥，他不至于突然想起我来吧？过马路时，手机铃声欢唱起来。又是那个号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响着。我按下接听键，冷漠地问：哪位？电话那端犹豫、忐忑地说了我的名字，非常没有底气、准备随时接受训斥地问：你真是XX？尽管隔开漫长的23年，我对臻哥的声音已没有印象，凭着“广元”二字，我还是一口咬定地说——你是臻哥！
许是开头的冷漠种下了阴影，臻哥字斟句酌、十分谨慎地和我说话，问我琼的电话、工作单位和地址。不是他提起，我早已忘了那个来自广元，最终依仗哥或姐而去了重庆的圆脸胖女孩。我对臻哥说，我和琼毕业后就断了联系，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情况。臻哥听到我的口气不再冷淡，满怀喜悦地说，我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你也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有7、8年，还是10年了？我说有20余年了啊，自从学校毕业我们就没有联系过了呀！臻哥说确实有20余年了，问我生活过得怎么样？我说马马虎虎，还凑合吧！他问第二遍时，我听出了弦外音，似乎他已知晓我破碎的婚姻。我觉得他大概不在广元，打电话的目的也不是询问琼的情况，而是想知道我的近况。
我经常对一些人一个月没过就遗忘了，有人隔开漫长的23年还记得我、关注我的生活状况，我不由激动起来，问臻哥现在哪儿？臻哥说他在昆明，与奇哥、文哥、泉哥在一起。只要是在昆明，我就知道他和文哥在一起，这样才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问他们是出差还是旅游？臻哥说他们是专门来玩的，我热情高涨地邀请他来宣威，说宣威也有不少值得看的地方。臻哥说他们还没定好路线，看明天能不能来宣威，到时给我打电话。
我刚到办公室坐下，臻哥发信息来说，他们今天去石林，就不来宣威了，欢迎我去广元玩。问我目前在干啥？我说了工作单位，说今年准备出一本散文集。臻哥让我到时把书名发给他，他从网上下载，告诉我他在朝天区防震减灾局工作。
因为这个电话和这几条短信，我一整天沉浸在喜悦和回忆里，感觉时间的滚滚洪流中，我们的确用青春的脚步留住了一些美丽的珍珠。那些往事没有随风飘零，鲜活地扎根在脑海中，使我一瞬间就忆起：臻哥是学生会主席，曾介绍我加入学生会和做校刊《团苑》的编辑；臻哥毕业后曾回过学校看我们，我当时对他很冷淡，几乎是用冰凉的态度冻结了他如江河般欲滔滔不绝的言语。
沿着琼这条快要隐没的线索，我慢慢想起，臻哥应该是1992年的秋天回学校的，我当时正在热恋之中，害怕节外生枝，所以对他极其怠慢。那时重庆还归四川管辖，我因为初恋男友是重庆人，便和四川人热络起来，认了来自重庆的军做弟弟，和琼成了好友，让低一年级的才有了接触我的机会，并对我充满了幻想，企图毕业后到昆明工作……
郁郁葱葱的豆蔻年华，我是校园里的领军者和风向标，英俊男孩一波波涌来，为能进入我的视线奋力向前、费尽心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不可能把生命浪费在无谓的消耗上。所以，无论是现在在单位，还是当年在学校，我更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交往，而不愿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与周围人和稀泥似的闲扯、瞎谈、应酬上。现在对我较为了解的是不时见面的朋友，而不是天天进出同一栋大楼的同事；当年熟悉我的，除了朝夕相处的舍友，就是那些来自西南、西北甚至东北各省、各所大学的云南老乡及西南老乡。
有一个低一级财会专业的陕西男孩，毕业后来到昆明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期，陕西人还是家中宝，轻易是不出远门的，到省外工作，大概是从1993年我们毕业，才大量开始的。乡友说那人是受了当年我胡吹海侃的影响，把云南和昆明当成了人间天堂，不顾亲友阻拦、前途莫测，决绝地一意孤行。可我脑海里，压根儿没有半点这个人的信息，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年龄、面貌、来自哪里？也不知道我在哪儿见过他？他何时听过我的夸夸其谈？在我把云南神话成骑着大象散步、抱着孔雀起舞的奇妙仙境时，他到底在哪个场所、哪个角落看着我眉飞色舞的表演？见我一头雾水，乡友终于把涌到喉头的话硬咽下去——他是为了你才来到云南的。
晚上9点，臻哥再次打来电话，谨慎地问，说话方便吗？我愉快地回答，方便啊，你说！臻哥说他们从石林回来了，明天一早去大理。臻哥感慨地说，怎么一晃眼这么多年就过去了，现在都感到腿脚不灵便，再不是当年意气风发、蹦蹦跳跳的样子了。我逗趣地问，是不是感到老了啊？臻哥叹息地说，是啊，我们都老了，只有你还年轻，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十五六岁，天真烂漫、乖巧可爱的样子。
臻哥说他倒和我通过电话了，还有两个哥哥想听听我的声音。我问谁呀？臻哥万分隆重地推介：一匹是东北虎，一匹是来自北方的狼——你奇哥和泉哥，他们说已有25年没有你的音讯了，他们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这“好”的标准太难界定，我就含混地说，还可以吧！臻哥强调他们都喝了酒，言外之意是即使哪句话说错了，也是酒后失言，并非本意要冒犯我。臻哥热情地说，你要出书，你来自沈阳的奇哥也能帮忙，你和他聊聊吧！我说你把他们的电话和单位地址统统发来，等书出来我给你们每人邮寄几本！
电话里传来嘈杂的声音，接着一个浑厚、带着东北特色的普通话传来——这就是皮肤微黑、长相俊秀、东北小调和二人转唱得顶呱呱的奇哥！在他娓娓动听地唱着《走过咖啡屋》时，我曾迷失在他声情并茂的歌声里，决定将来找男朋友，就找一匹像他这样高大帅气、关心体贴、养眼怡心的黑马。
小妹妹，你好吗？生活过得怎么样？这次到昆明，我寻思着，即使不能见你一面，也一定要听听你的声音！奇哥有些激动地说。我问，你还记得我吗？奇哥责备地回答，怎么会记不得？你长得白白的，长长的头发，秀气的脸庞，纤细的身材，我一辈子都记得，都不会忘记。我邀请他来宣威，说宣威还是值得一游的。奇哥说云南山美、水美，自然风光秀丽，景色处处迷人，但冬天没有沈阳那种冰天雪地、粉妆玉砌的壮美；没有冰雕晶莹剔透、千姿百态、包罗万象的大美。邀请我冬天去沈阳，感受东北朔风呼啸、银装素裹的景致。奇哥说行程太紧，无法来看我了，但他会把宣威当成大后方、根据地，以后一定会来，而且要多来。奇哥似乎为不能来看我感到遗憾，说石林、大理、丽江他们早就来过了，这次是专门带家属、孩子来看看。似乎，带着家属，也是他们不能来看我的原因之一。
“小妹妹”这个甜美的称呼，曾在校园里像空气一样流动、像春夏之交的暖流一样到处传播。看着那些比我大4、5岁的男孩每次见到我时脸绽金菊、欢声笑语，我想，在他们叫我“小妹妹”时，心里一定有着蜜样的甜馨。就像现在有人呼喊我的名字，心里会“倏”地滑过一丝奇异的感觉。
奇哥那时好像是学习部长，一次学校英语竞赛，他没有参加，就抽来监考我们。我正对着几个选择题冥思苦想，奇哥站在我课桌旁干咳了一声，指指他手中卷起来的卷子背面。我看到那空白的纸面上写着一排字母，刚想问他首尾顺序，奇哥用食指在嘴上比画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同时我看到那个考场的同学都抬头看着我们，只得低头自力更生。由于考场中始终有人盯着他，奇哥再不敢走近我桌旁。其实，同学们不在意我们是否作弊，在意的是两个俊男靓女是否交往密切。那场竞赛我因为储备不丰富而名落孙山，奇哥让我作弊的举动，既让我感到好笑，同时也让我感到温馨。
在那物质匮乏的岁月，1990年的春夏，我是没有喝过咖啡的。奇哥磁性的歌声引发了我对咖啡的向往，我甚至希望，我就是咖啡屋中那个女主角，虽有淡淡的苦涩，却有咖啡的醇香滑腻，让人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缘定三生。也许由此，工作后我笃定地爱上了咖啡，不管是速溶的、自煮的、小磨的，我都爱得如痴如醉。别人喝一杯就睡不着觉，我往往要喝3、4杯才肯罢手。直到后来，喝下去就肠胃不舒服、嗜睡，我才不得已断了咖啡。我没有打过麻醉，但以咖啡为例，麻醉在我身上大概是不起作用的。
年轮转了20次，我像遗忘所有曾经一样，忘了奇哥来自东北哪个角落。那年侄儿考上沈阳工程学院，我曾向同学打听奇哥的单位、电话、所在城市，想请奇哥关照一下侄儿。同学说我记错了，奇哥是吉林长春的，说在一个很好的机关单位。现在侄儿已大学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原来是同学弄错了，导致侄儿失去了一个可以认识、学习一位优秀叔叔的机会。
奇哥似有千言万语准备娓娓道来，旁边的人却在不断催促：长话短说，还有人在排队呢！奇哥只得匆匆结束闲聊，说祝你生活愉快、笑口常开、永远年轻。
接着，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说小老妹，我这个当年在学校的小老弟想要和你聊聊，问问你的工作、生活情况，祝福你轻松如意、健康快乐！东北和云南一样，也是一片神奇美丽、让人着迷的地方，欢迎你到东北来旅游、来看我们！我说有机会，我一定来看看那个捏一把黑土都会流油的地方！我对泉哥毫无印象，他学什么专业？外表形象如何？是哪个班的班长？
泉哥好像还要说什么，手机已被臻哥抢过去，让我不要急于挂电话，文哥还要和我说几句。如压轴戏一般，最后出场的总是最重要、最精彩的角色。我想，他终于忍不住，还是要站出来说几句，就如棋局，车马完不成的任务，最终只能由将帅亲力亲为。
小妹妹，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发条短信和大哥哥聊聊？文哥笑吟吟地问，看似和蔼可亲，我还是听出了拿班拿俏。马马虎虎，我笑着和他打太极拳。马马虎虎就是过得好的意思，文哥循循善诱地说，在这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社会，能过好生活实属不易。我说我们小百姓想法简单，愿望低微，知足常乐！文哥说，我也是小百姓啊，我也知足常乐啊！我说你是富翁，我们怎么敢和你相比啊，简直是天上与地下！文哥有些不自在地问，怎么这样说你哥哥啊？你这个当妹妹的一点也不厚道！你不主动和我说说，我问了你也不回答！说什么？我故作惊讶地问，你问什么我没有回答？你的生活状况，家庭婚姻情况如何啊，怎么不主动和我们聊聊？文哥被逼上梁山似的说。原来你是问这个问题啊！我恍然大悟地说，那我坦率地告诉你——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过。
他们是想亲耳听到我离婚的事，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他们不开门见山地问，却绕了许多弯、换了几个人，最终只得由始作俑者、最想知道的文哥单刀直入地询问。
怎么你离婚了也不告诉我，不主动和我说说？文哥趁胜追击地问。是否在他们心里，离婚的女人都是怨妇，他们等待着祥林嫂似的诉说？2012年9月，我是给他发过短信的，却如石沉海、了无音讯。那时，我被离婚弄得焦头烂额、心情烦躁、情绪低落，很想找个人诉说，倾倒一下苦水，却没有人主动或愿意陪我聊聊。也许，他收到我的信息在心里狂呼：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你终于受到了报应！这就是你当年不把我当回事应该受到的惩罚！
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纠缠，就转移话题问，你现在是常驻昆明了？文哥有几分不情愿地回答，我在其他地方无法混，只能到昆明乱混混。我嘲讽地说，你们富翁都无法混，那我们小老百姓怎么办？文哥感慨地说，你还是过去的性格，还是那么伶牙俐齿！你不要打击我了好不好？我问，你在昆明主要做什么？文哥敷衍地说，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当闲人、混日子。我针锋相对地问，你们干大事的说在混日子，那我们混日子的怎么说？文哥爽朗地笑着说，我们老了，只能混日子了！干大事是你们小年轻人的事了！我讪笑道，你就老了？文哥忍俊不禁地说，当然老了！哪像你，还是个小娃娃！这么长时间了，也不打个电话或发条信息给我！我不服气地说，你这个当哥哥的，也没有联系过我啊！文哥开心地笑着说，我老了，你年轻，别和我计较啊！你就应该随时打个电话，或发条信息，主动向大哥汇报一下生活近况！你是小妹妹嘛！到昆明来也该主动找找我！
我硬着头皮说，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接，还以为你换号码了。文哥满意地说，电话打不通你就发信息嘛！有时我忙，当时无法接，年纪大了容易忘事，过后没有记忆，就忘了回电话。但你应该随时打，经常打！
我也不是省油的灯，自认为从来不省油。我笑呵呵地回答，既然打了没人接，我就认为那两个号码是无人用的空号，换手机时就没有输进去了。你把你的号码发到我手机上，我以后到昆明打电话联系你。怎么？打不通你就把我黑了？文哥伤痛地惊呼起来，你怎么就把我拉入了黑名单？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大哥啊！我微笑着解释，不是拉入黑名单，是没有再存入手机。文哥唠唠叨叨地说，你做得也太过分了，几次打不通电话就把我黑了，就不再打了。随后掩饰地转移话题，说他们明天飞丽江，就不来看你了，之后他们就回去了。我吃惊地问，你不陪他们去你的家乡？文哥漠然地说，我因为有其他原因，就不陪他们去了，他们自己去。记得给我打电话啊，到昆明就来找我。
我听到臻哥说，再说两句嘛！每个人都说两句祝福的话嘛！之后手机到了臻哥手里，他抱歉地说，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搅你！我说不晚啊，才9点多钟。臻哥恹恹地说，你休息吧！我们就不来看你了，以后到广元来找我啊，大哥一定好好招待你！祝你天天开心，永葆青春！
显然，我的回答令他们不满意，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那一段我用力埋葬的过往，并没有堙没在岁月的沧桑中，以臻哥为引子，一下子就奔来眼底，固执地把人生的盐晶呈现在我面前。
1989年秋天，古都咸阳的校园里，在18个云南乡友中，我首先进入了文哥所在的阵营，继而认识了奇哥、臻哥等人。我是真心实意把文哥当亲哥哥一样看待的，希望我成长的过程中，他起到引领、辅助、修正的作用。可年方20岁的文哥，已经春思涌动、激情勃发，固执地要把玫瑰种植在我眸子里。他教我弹吉他，为我解乡愁，带我看电影、逛公园、会朋友，陪我上街寄信、买东西。在有外校同学、乡友拜访时，他们到食堂打饭菜来聚餐，或者自己开小灶打牙祭。出于无微不至的关心，他向我介绍了所有乡友和他的同学、朋友。他们当时似乎有结拜的几弟兄，分别来自不同的省份，有着各自的特长或特技。好像一个来自河南还是什么地方、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的是老大，文哥是老二，臻哥是老三，奇哥是老四，以下是否还有，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在和乡友莲姐熟识后，她担当起了姐姐的责任，怕围着我转的那些男孩图谋不轨，当众或单独地警告他们：你们就别打我妹妹的主意了！有我这个当姐姐的看着，你们什么时候都不要痴心妄想！那时我接近16岁，对爱情有着无缘由、不能把握的恐惧，文哥眼中的深情常常让我脚慌手乱。莲姐比我大五岁，一副熟谙世道人情的样子，和她在一起，我感到安心和可以依赖。就这样，在文哥的阵营里享受了3个月的照顾后，我加入了云贵川结拜三兄妹的团体，成为他们共同的妹妹。
莲姐像个亲姐姐一样对我关心、照顾、教导，她规范我的言行举止，告诉我穿外衣必须扣上纽扣或拉上拉链，说冷着、凉着将来会留下病根；带我看通宵电影，使我学会了手脚麻利地翻围墙、爬大门；陪我补虫牙，为我买稀饭，在我痛得钻心时安慰说——忍不住就哭吧，女孩流泪不是罪！为我满街买解热镇痛药，满世界寻找能够根除牙痛的药方……最重要的，莲姐不允许文哥等人接触、靠近我，用姐姐无私无畏的胸怀，为我提供了一个保护的屏障。
文哥被阻隔、疏远着，有时整个星期都见不到我。因为他教我学吉他时总是盯着我走神，忘了教学内容，我对他有几分说不清的畏惧。他比我大4、5岁，那时候对我来说，这个年龄差距像个无法逾越的天堑，使我觉得和他之间有了代沟——他是全知全能的成年人，我是个初涉人世、懵懂无知的少女。1990年元旦前夕，文哥给我邮寄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表白似的言辞。这使我下定决心结束这种心有余悸的交往，结束他孜孜以求的单恋。
我把吉他还给他，不允许他再来找我。对我来说，这只是为了寻求一份心安理得，文哥却把它演绎为声势浩大的失恋，他病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在文哥不再来找我后，我感到日子苍白无聊，随时在洗衣服、和乡友欢聚、逛街、看电影时想起他来，情绪一阵波动，笑容就僵在脸上。我在以往学习吉他的时段，站在女生宿舍的六楼，看着对面三楼男生宿舍里的文哥，痴痴地看他弹吉他、和舍友闲聊、做作业、咳嗽或躺在床上看书。我知道，那时我的心里涌动着春潮，既希望、同时又害怕投入春天万紫千红的怀抱。
文哥病好后不再理我，偶尔路遇，他总是绕道而行，远远地避开我。1990年夏天，13个云南老乡毕业，留下我们同级、年幼的5个人。文哥在留言册上给我写了一些打哑谜似的言辞，留下联系地址，毅然决然地分到曲靖。由于人地生疏，他进了一个半死不活的煤矿，在那矿产行业不景气的年代，艰难地熬着青春。
1992年春节，文哥曾到家里来看我，遗憾的是18岁的我，对爱情仍然有着莫名的恐惧，连“等我长大再作决策”的愿望都不敢有。文哥于1993年10月、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结婚，成了矿长的女婿，之后一步步飙升，成了矿长、董事长，最终成为身家数千万的富翁。
2004年冬天，已经成为矿长、富裕起来的文哥到宣威看我，想让我见识一下身着锦衣的样子。我的沉着冷静、淡泊随缘让他很受伤，他逃也似的离开了。2011年夏天，我从华东五市旅游回来，在昆明短暂停留，约文哥见一面，他最终找了个借口爽约。
20余年过去了，文哥一直耿耿于怀那个众所周知的伤疤。因为太在意，他忘了让那个伤疤痊愈、消失，他刻意要把此作为青春的祭奠，倔强地不肯原谅当年幼小无心的我，也为自己的人生涂上一抹黯淡的灰色。哪怕我走入社会就无依无靠，现在捧着破碎的婚姻，在人心叵测的世俗中突围，他仍要打开记忆的窗口，让我窥探尘封岁月无法消逝的疼痛。
我挂了电话，若有所思地轻轻合上回忆的匣子。我们就这样说着祝福，相约聚首，暂时把这一段岁月收捡起来。待某一天偶然打开，依旧鲜活如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