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在等候：
我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手里翻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周围静得出奇，甚至能听得见蚂蚁走路的喘息声。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不远处的碧波荡漾的河水，横跨在河面上的大桥，桥上行驶的车辆，望见两岸依依的垂柳，柳间散步的人。
书架上那么多书，我也不清楚怎么就拿了这本。当时买了好几本昆德拉的，唯独这本没看。它似乎就等着在这样一个节点与我亲密接触。其实，这个时候要是能看得进去书，那简直是奇迹。妻子在里面已待了半个小时，我看了还不到十页，而且，那文字只过眼，不入脑。
手术室外还有一个女人，矮、胖，短发有些散乱，胯前吊一个粗劣的包。长椅可以坐三四个人，但她没坐，焦急而不安地在我跟前走来走去，像是等着里面的人出来一同去赶将要到点的火车或飞机。但她的步子明显有些吃力，好像有些不堪重负的样子。妻子做的是胆结石手术，还做了预约。我表面淡定，但内心充满不安，特别是医生把两大张告知书递给我的时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才看了几排就不忍卒读，我似乎是看到一纸宣判书！那告知的每一项后果都足以让手术台上的那个人从此在痛苦、灰暗、生不如死的日子里度过残生。本来妻子胆儿就小，要是事先知道一个手术会潜伏着有那么多危险和可怕的后果，不用做手术她的胆就自个儿吓破了。叫我签字的医生笑容可掬，但我觉得他那躲在镜片后的小眼睛里像是藏着两把寒刀！我手里拿着的，哪是一支笔，分明捉的就是一把刀！我努力想把字签得漂亮一些，但事与愿违，纸上的那练了几十年的三个字却醉汉似的，东倒西歪，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
书是看不下去了，何况那个女人像一只大本钟，总在我跟前晃来晃去。这时候，最受煎熬的不是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个人，而是在外面等候的人。我把手机摸出来，看一下时间又揣在口袋里，过不了几分钟又掏出来，但总是记不住。我不知道把手机摸出来看了多少次。空气有些憋闷，手术室里没任何声音，安静得让人窒息。一个人的命运，或许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被裁决。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想象，把眼睛落在书上，但脑子里浮现的还是电影中手术室里的画面：无影灯。尖利的手术刀。带血的镊子。那些冷冰冰的工具在温热的身体上叮叮当当地肆意游走、舞蹈、蚕食、掠夺、狂欢……
终于，一个医生走了出来，依然是笑容可掬，手里端着个盘子。他走到我跟前，揭下口罩，露出真容。盘子里盛着一个圆乎乎鼓囊囊的东西。我见过猪的胆、鸡的胆、鸭的胆，见过鼠的小胆、包天的狗胆，却是平生第一次亲见人的胆，而且，它就来自妻子的体内，就是它，作为一个主要的零部件，陪伴了妻子近五十年，它与肝相照，相濡以沫，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取出而后已。它本来好好的，就因为一颗小小的石子儿而殃及鱼池，无辜牺牲。看着它，真是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医生从容而熟练地拿起剪刀。苦胆破了，暗绿的胆汁流在盘里。他用镊子翻着，然后夹起一枚像果核样的东西，高高扬起，说，这就是结石。
他那张带着职业特点的笑脸，就像个活菩萨。
我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地坐在长条椅上。
从此，我就是妻的胆了！
谁来陪护我？
术后的妻子推回病床不久，又匆匆抬进来一个人。被挪在床上的病人，脸色惨白，牙关紧闭，嘴唇发乌，眼睛半睁不睁，像刚从刑场上下来。我的心有些发紧。手术医生叮嘱家属：不停地唤他，给他说话，不能让他睡着了。医生说完就走。跟进来的女人抑制不住焦急，伏在他的耳边，大声武气地喊着他的名字，手在他的脸上不停地脆生生地拍打着，像拍打着一只怎么也赶不走的苍蝇。呼叫声和拍打声，在安静的病房里清晰而响亮。
好在过了几分钟，病人睁开了眼睛。
那女人终于松弛了下来，一屁股重重地坐在矮椅上，用手拢了一下遮了半张脸的发。而她，竟然就是和我一起在手术室外等候的那个女人。
整整一天，都只有她一个人陪护。她的手臂粗、大，手掌宽、厚，护理却力不从心。他的男人要解手，她把男人的脚搬到床前，扶他坐着，但一手不能两用。她体重超出她男人三层，但她的力气似乎都用于自身的重负去了。我过去，帮她提输液瓶，她直说“谢谢”。她吃力地扶着男人，慢慢地艰难地挪动着。一趟下来，就有些气喘吁吁。
晚上，他男人忍不住呻唤，喊痛。硬是焦人。她有些不耐烦，拱着厚嘴唇，话也粗声粗气，熬着点嘛，你还是男人呢！
病床上的两个病人都睡着了，我们闲了下来。
本来今天该我做手术的。她说。
从她急急的叙述中，我知道了个大概：她的腿患有骨髓炎。疼痛折磨了她多年。经县医院联系，预约了省医院的专家来给她做手术。时间定好了，就在今天。本来此刻，躺在病床上的人应该是她，照顾她的应该是现在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哪知昨天下午，她的男人突然肚子痛，来医院检查，是阑尾炎，当即就住进了医院。她的手术只好推后。
难怪她心焦。
家里又没有多的人手。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打工去了，我们还带着两个孙子。她有些无奈地说，这两天只好把孙子丢给亲家。说着说着，她像想起什么重大的事情，摸出手机。手机过时而老旧，摁键上的漆都有些脱落了。她走到窗前，但还是大嗓门，问摊子收没有，连说“烦累了，烦累了”，又再三感激不尽地请对方帮她摆几天。
打完电话，她解释说，地也没了，被征用了。在城里买了房子。在城里住着，喝杯冷水上趟茅厕撒泡尿都要钱。这个年纪的人了，又没文化没技术。总要找点事做吧，在菜市上打点菜来买，赚点米钱。她咕噜噜喝了大口水，抹抹嘴，说，但是，摊位必须占着，一个萝卜一个坑，不然，两天不摆，别人就占去了。
问她的年龄，我有些吃惊，她两口子的年龄竟然与我们相仿。但看上去，两人都比实际年龄大许多，苍老许多。可能太疲倦了吧，一会儿，便响起她沉重而憨实的鼾声。
妻子出院的那天，正好是她做手术。她的丈夫还要一天才出院，我听见她把头伸出窗口，整个身子伏在窗台上，在焦急的打电话，听意思是准备请她的侄女来陪护一天。不知她请到陪护的人没有？
恋上一张床。
老太太是由护士长搀扶着进来的，这样的情形委实罕见。一个女的跟在后面，年纪和护士长相仿，披着烫染成栗色的卷发，肩上背个精致的挎包，高跟鞋敲击着地面，“橐、橐、橐”的响。那后跟尖而细长，穿在脚上，居然还能走路，简直是奇迹。如果遇上坏人，那鞋握在手上，完全可以在情急中作为匕首一样自卫的武器。那女的放下口袋，牵了被子审视，送到鼻前，作深呼吸状。护士长连忙说，干净的。我马上叫她们重换新的。
病房的病人和陪护本来在小声说着话的，也都噤了声。
安顿好后，护士长向高跟女子介绍着将要进行的一系列检查。老太太一听，心疼地说，检查那么多干什么，我上次不是检查过吗？回回来都要检查，药没吃到一颗，钱就去了一大截！护士长给老太太考了血压，说，孃孃的气色不好，血压也偏低，最好输点血。老太太听说输血要千多块钱，又开始抱怨了：输血干什么？我是心里不舒服，一身脚耙手软，痛。说完，又“哎哟哎哟”的叫唤。那女子不耐烦，农村不是有医保吗？输，给她输！又不要你掏包包，我们晓得出！
显然，这是对母女。女儿是强势的，说话的语气决断而权威，没有商量的余地，而老太太倒像是个小孩，知道拗不过，叹声气，躺在床上，闭着眼，不说话了。
晚上，来了一屋子人。从谈话中很快就判别了出来，来的是老人的三个女和女婿，还有两个小外孙。这几姊妹似乎一年四季也难得一聚，见没什么大碍，便放了心。现在聚齐，病房就更热闹了，二姐说大姐的包漂亮，幺妹说二姐染的发好看，叽叽喳喳的像麻雀子的声音不间断，两个小外孙好动，一会儿在老太太膝前叫着外婆外婆，一会儿又在人堆里钻来钻去。老太太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沉醉般地听着她们说东道西。显然，她很享受这样的闹杂。
早上，幺女给她送来早点。一碗稀饭，两个包子，一个鸡蛋。她把老太太扶起来，小口小口地喂。吃了几口，老太太嫌麻烦，自己端着吃。吃了几口，她干脆捧着喝，喝得风生水起，吃完还有点意犹未尽，然后，靠着床，让她的女给她擦脸、擦嘴。
高跟女来了，护士长“书记”长“书记”短的跟在身后。她看了检查单子，又问了情况，有些生气，妈，你看你，又没什么大病，动不动就闹着要住院，这都第三次了！我们忙，要上班，天天一大堆的事要做，哪有时间天天到医院来陪你？
老太太的眼圈一下就红了，满是无辜与委屈，把头一扭，回道，你忙你忙，你走，你不要来！说着，泪流了出来。幺女要给她擦，她用手一抹，赌气地缩在了床上，尽力压住疼痛似的，低低地“哎哟哎哟”地叫着。
你看你看，说得重一点你就气了！大女不再说了，叮嘱幺妹几句，匆匆而去。
以后，除了吃饭时间，白天，基本上没人来陪护。但老太太与病人和陪护是见面熟，她总能找到聊的话题，她关心女陪护的腿，还给她介绍些小偏方，向我们感叹现在的娃娃些不好教，老师辛苦，夸二床的女对老人好，孝顺……
护士长也看出了我们对老太太有些敷衍，有天，乘她睡着了，护士长告诉我们：老太太脾气怪，儿女们接她去住，但总是和她们合不来，只好回乡下。真是越老越小，一有点小病小痛就闹着要住院，弄得儿女们都烦……
但我知道：老太太恋上的，不只是一张病床。
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打破了医院的沉寂。从窗外望下去，临时的停车位摆满了各色的车子，一个用白布单包裹着的人被抬上一辆面包车，后面跟着几个哭哭啼啼的女人；一个老人，从救护车里抬出来，匆匆送进医院；绿化带里，开着一大朵一大朵的月季花，血色的三角梅从花坛里垂掉下来，成了一条条明艳艳的花瀑。医院就是这么个地方：每天，都有人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也有人躺着进来，站着出去。
陪护者们的头从窗口缩了回来，神色就有些黯然。二床的患者是位老人，说是老人，年纪也就六十多点，圆脸，呈酱红色，两颊泛着红晕，胖胖的，头发稀疏、花白。来陪护他的是他的女儿和老伴。老伴胖胖的，头上也有了白发，慈眉善目，说话轻言细语。两人很有夫妻相。他们上午来输液，下午乘车回去，不过夜。他比我们早住院几天。
老人躺在床上，输着液，眼睛半闭不闭，似睡非睡。
短暂的沉默后，话题就转到生老病死。
这些年，我的好几个亲朋好友就是在绝症中死去的。我亲见他们在最后的时光里，终日躺在病床上，周身插着各种冷冰冰的管子，手背上布满密密的针眼，甚至浑身恶臭，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料，虽生犹死。其实，亲人都知道：即使做了手术，做了化疗，作了一切无望的努力，最多也只是让那个生命得到些许的延续，丝毫也不能改变预知的结果。这样的挽救，终是徒劳，只会让要走的那个人多挨一刀，多受几天病痛的折磨。一年半载下来，受折磨和煎熬的不光是病人，往往家人也负债累累，身心俱疲，心力交瘁。在生命终止的那一刻，或许，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我也想象过：假如有一天我得了绝症，知道活不了几天，干脆就拿着要治疗的钱周游世界去了，这样也值；或者，来个安乐死，免得拖累后人。反正都是个死，多活几个月少活几个月有什么两样？
我说了我的看法。几个陪护都没作声。病房里像断电般，突然死寂。
二床女陪护的嘴艰难地蠕动了两下，弱弱地说，可，可是，哪个人忍得下心，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呢？好死不如赖活，好歹是个人，是条命呐！她没看我，而是望着躺在病床上的老伴，眼睛里充满怜爱和不舍。
我手里，拿着那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文中的男女主人公，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在一场狂欢后的车祸中幸福地死去。我还想继续说，但她们的神情分明地告诉我：她们不想再听我的高谈阔论了。
有腿病的女人轻叹一声，死还不容易？活着才难！然后问二床得的什么病。二床女陪护依然望着病床，说：淋巴癌。晚期。
我愣住了，似乎从云端一下子跌落到地面。正絮絮地抱怨着自己老不死，活着是拖累，养儿养女没意思，早死少受罪，早死早超生的老太太，张着空洞而干瘪的嘴，脸上罩了层灰色。
我对死的美好构想，像一个炫目的泡泡，一瞬间破裂。刚才的那番慷慨陈词，突然变得那般之轻和虚弱，而且分明是一枚枚梅花针，专往别人的痛处里扎和刺。真的轮到我的那一天，我还能作如是想吗？我真的就参透生死了吗？
难怪，每次都是母女俩来陪护。我才恍然：他的胖，其实是虚胖、浮肿，他脸上的红晕，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回光返照。但病床上输液的那个人和他的陪护者，依然在作一切的努力：手术。定期化疗。药物维持。依然和我们说说笑笑。这之前，我一点也没察觉出他是个身患绝症之人。
再看他，依然似睡非睡，鬓发如霜，神情安详。我们刚才的议论，不知他听见没有。
第二天，二床就出了院。我再也没看到过他。
201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