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由举子而进士的人成百累千，荣登榜首为状元的也不止张謇一个。为什么只有张謇一人在兴学育师造才上取得如此卓尔不群的成就？分析他从科场魁元到学界泰斗的演变轨迹，发现他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顺应时势，迎难而上
张謇对晚清中国的国情与积贫积弱的原因有着深切的研究与了解。他曾指出：“中国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则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教育未广，力不聚由于实业未充。”怯弱是表象，散暗才是本因。救暗莫如教育，因此他大声疾呼：“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忧国者以为，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欲图自存，……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与此相联系而值得注意的是，比张謇晚生28年并且也曾旅日求学的鲁迅，也得出了与张謇相似的结论。鲁迅的初衷是要研讨医学，救治像他父亲似的有病而被庸医耽误的人们。后来他发现，对于那些精神麻木、当同胞被异族杀戮时竟还“酒醉似的喝彩”的人们来说，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因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他把医治中国国民精神的劣根性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张謇要创办教育开启国民的智商，鲁迅要发展文艺疗救国民的精神，二人真有殊途同归之妙。但是，发展国民教育在晚清时代还是一桩前无古人的难事：“至于教育之理、教人之法，虽谓直无一人能之，亦不为过。”需要有人为之前驱，而张謇正是这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勇士。他适应时代的呼唤迎难而上，首创了师范、女师、纺校、农校等，有的在当时是全国第一（如通州师范），有的甚至是全国唯一（如纺织学校），他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成功引起世人瞩目、群贤效法，起到了引领时代潮流、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示范作用。
实业先行，根深叶茂
张謇深知：“教育者，耗财之事也。资其耗者，必有所出。”财何所出？按当时“各国之通例”，应当是“官立之校用国家税，公立之校用地方税，私立之校而力不足者，政府以国家税、地方税补助之”。但清政府有限的财政收入正艰于应付战争赔款，地方财政收入又各有原定用途，都不可能用于举办新式教育的投资。显然，如果自己没有稳定的财源，单纯寄希望于社会集资，要么是学校根本办不起来，要么是办起来也不能经久，更谈不上发展。揆情度理，在先办实业还是先办教育的问题上，张謇选择了实业先行。他在后来追叙这一抉择过程时写道：“欲兴教育，赤手空拳，不先兴实业，则上阻旁挠，下复塞之，更无凭借。”“办学须经费。鄙人一寒士，安所得钱？此时虽已通仕，然自念居官安有致富之理？……其可以皇皇然谋财利者，唯有实业而已。此又鄙人兴办实业之念所由起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张謇在兴办实业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1898年始创通州纱厂，次年开车纺纱，不久依靠天时地利人和获得稳定盈利。然后才从盈利中支取他个人应得的份额，于1902年创办通州师范。通州纱厂后来逐渐发展成包含有几十个企业的大生企业集团，“蛋糕”越做越大。到1921年大生纱厂历年纯利已累增至1600多万两，可以为挹注教育提供大量资金。综观张謇25年兴学实践，他实际用于解决经费来源的渠道共有4条：一、张謇私人资金；二、亲友赞助；三、大生企业集团划给一定比例的股份，或直接拨给经费；四、购置一定量的土地作为学田，利用其田租收入。其中又以企业股份为最大最稳定的收入，即使是私人资金，也主要是来源于企业所得红利。故曰：“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所谓实业为教育之母是也。”张謇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说服绝大多数股东同意以公共盈利挹注教育事业，这与他以状元身份担任大生集团总理的崇高威望和巨大信用有关。强大的实业资本成为兴办教育的坚实后盾，使南通的教育事业成了有源之水——源远流长，有本之木——根深叶茂，避免了同时代许多志士仁人在兴办教育事业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在政治上，张謇对中国落后现状持渐进改良的主张，认为这样可以安上全下；而对“能破坏而不能建设之革命”，则明确表示其“疑虑”。清末民初，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已成为历史潮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唯新是务”的偏激思潮，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以西方列强文化取而代之；曲解民主自由，主张在学校里一味放任，学生可以“不尽上课，不限考试，不严记分”，从而导致学生荒怠学业。“人民以实业辛苦所得之资间接供教育之用，将以成其子弟也。今匪唯不成而又戕之：戕之以放纵，戕之以游惰”，他认为这是既可悲又可恨的事。他认为接受西方科学文明不必要以牺牲中国的传统道德为代价。在一封《论新教育》的信中，他写道：“自国势衰弱，人厌科举制艺之徒空言无用，乃决去之，而趋向于泰西之科学。决去之，是也；趋向泰西科学，亦是也。然科学者，艺之事。艺非德行，体薄而不立；德行非艺，用狭而不行。不立不行，则才不足，而人之恃以为生者不周。”因此，在他的教育实践中，对中国的旧文化实行了辩证扬弃：弃去的是“空言无用”的科举制度的内容与形式，保留和发扬的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中的“合理内核”，实行的是“有破有立”、“边破坏边建设”，并使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与西方传入的先进科学知识有机结合。这样做的结果，他称之为“有旧道德而又有新学识”。在他的教育生涯中，他能得心应手地发扬自己在30年科场拼搏中娴熟掌握的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典籍的长处，经常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帮助学生释疑解惑，鼓励和引导学生勤奋学习、立志成才，由此使他成为在全国莘莘学子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青年导师。他在重视对学生进行西方科学知识传授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优良道德的教育和国文技能的训练，使他的学生因德艺兼备而受到社会的欢迎。他没有试图一笔抹杀中国的旧文化，另起炉灶重新创建新文化，而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在传承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致力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正如有的学者正确指出的那样，他的教育思想具有“西学之形表，儒学之内核”的特点。可以说，张謇的教育思想体系是脱胎于旧文化而超越了旧文化的“老树新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砧木上嫁接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接穗而结出的硕果。
洋为中用，青胜于蓝
张謇是一个勇于并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采人之优成己之用的高手。他认为：“人之长处，虽千里万里之遥，尚宜取法。”所以，他不避劳苦，于1903年东渡日本取经学习。但是，在学什么、怎样学、学后达到怎样的效果上，张謇都有自己的考虑。关于学什么，他对东道主这样阐述自己的“调查宗旨”：“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关于怎样学，他认为首先必须识得主客体：“我所欲知，我所能行与不能行，我所宜否，皆主体也；取足以补我之知、扩我之知者，辨别能行与不能行及宜与否，皆客体也。”他在日本考察时曾详记并深思二位留日华生的议论：一个认为日本学的是欧美，“我学其似而仍须欧美之真是学，而又须摧眉抑颜以受之，不若尽中国学子分游欧美”；一个认为“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以我普及教育未兴之人，一蹴而几欧美，是责三尺童子以乌获之任，鲜不蹶者；不若就其犹近我者而借径焉以为曳也。”张謇在兴学过程中对欧美与日本的教育制度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的选择是以日为师而兼采欧美之长。关于学后达到怎样的成效，他力主对外来经验进行本地化的适应性改造，使外国经验中国化，日本做法南通化，从而达到消化、吸收、整合与创新的目的。他认为“学校也是配置尺寸的地方”，“试看各国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状”，“如果专门模仿人家的方法，是不对的”，“这好像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哪里可以呢？”“就是照西人的做法，心中也要有个斟酌。”张謇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避免了民族虚无主义和洋教条的误区，符合于人类从模仿学习到融会创造的认识论规律，因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位原先傲慢的日本侯爵到南通参观后转倨为恭，自言日本当轴亦将改变其向日方针，“且云他日日人之来华者，必劝其来观于通。岂非以通之教育为公理正义之所归耶？”从1918年起，来南通参观者，“不仅本国人士，外人亦翩然继至。诚以通校课程均有特异之点在，而师范校为其尤。”原因在于“课程之订定，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必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枘方。”1924年，张謇终于在南通接待了日本青年会组织的参观团，成为那个时代洋为中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典范。
胸有成竹，循序渐进
张謇认为，“凡事入手有次第，未有不奏成绩者”“天下事又不可求其速效，盖欲速则反不达”“教育实业，未易言也。立之有本焉，行之有方焉，次第之尤有序焉。”1918年有人评述南通与无锡两地的教育，认为南通的特点在于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系统性，正是来源于张謇对南通僻左下邑、风气闭塞、集财不易的地情的深刻把握，以及由此而来的办事时深思熟虑的计划性。关于兴学的纵向次序，张謇认为：“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小学唯在得师，则师范尚焉。鄙人立志办师范学堂，盖始于此。”在他看来，“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是兴学必须遵循的先后次序。早在1901年的《变法平议》中，张謇就对“普立学校”做了经历五年建成从全国县乡小学到京师大学堂教育体系的设计，但未被清廷采纳。后来他在回顾自己的办学经历时说：“当时清廷昌言兴学，筹设大学校，鄙人独持小学为基础之议。言于江督刘坤一，不纳，遂退而自营于南通。”于是从办师范、兴小学开始了他的兴学育才生涯。关于兴学的横向普及，他认为“须预先通盘计划，若……枝枝节节为之，则朝朝除夕，未有一事能成者矣。”张謇对建成覆盖全南通地区的小学教育网络曾有过周密的擘画与具体的计算。起先，他设想25方里设1所小学，这样距校最远的学童每日上学散学行走10里，“兼亦令学童练习勤劳也”。后他因事于雨日亲历乡间泥泞，“念如十岁以内之学童必不能胜此十里之行走。势有不便，则事必难通。”于是拟改为每16方里设1所，这样全州境1万方里共须设小学校600所。以其毕业生之1成入高等小学，又需设高小18所。层递而上则为中学与师范。同时，他对建校经费及其来源一并进行了设计。在张謇的时代，由于社会黑暗、政府腐败，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两方面进展都十分艰难，但张謇凭着顽强的努力，经过20多年的循序渐进，终于建成了以300多所小学为塔底、以南通大学为塔尖的南通教育体系的“金字塔”，培养出了一大批造福乡里、贡献国家的有用人才。
张謇在南通教育事业上的辉煌建树，在当时全国1700余县中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受到同时代人和海内外的高度赞扬。1912年江苏都督传语嘉奖：“张謇所设通州师范，实树各省之先声，规模宏远，成绩昭著。”江苏省公署饬令称：“该校开办在十年以前，造就宏多，于本省教育史上厥功甚伟。”1916年前后，“远近各省之来观者咸啧啧称南通师范。省视学至称南通教育可模范一国。”由于张謇在兴办教育上的丰功伟绩，开全国新式教育的风气之先，他被学界同仁先后推举为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和中央教育会会长，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教育界公认的领袖与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