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华侨领袖，是一位著名的大实业家。他将一生中积累的资财都用在兴办学校的事业上。他不但在国内创办了规模宏大的集美学村和远近闻名的厦门大学，创办和资助了近百所学校，而且在海外也创办并赞助了许多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因此，毛泽东赞誉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人们也将他视为“华侨爱国爱乡热心教育事业的楷模”。
首办新学
陈嘉庚十七岁时，去新加坡学做生意。生意相当兴隆，远在异乡的他却时时想念着生活在故里的母亲和乡亲。1893年他回国完婚时看到，那座他念过书的私塾已经关闭，小孩因无处读书成天在街上淘气惹事。怎么办？陈嘉庚决定用自己不多的积蓄创办一所学校。他对妻子说：“咱自己的日子有吃有穿就行，孩子出世，有钱多花，无钱少花，还是用这钱办学校吧。”妻子被说服后，他又一家一家地劝说族人联合起来办学。1895年，由陈嘉庚出资办起来的“惕斋学塾”开馆了，这是他出资兴学的开始。
1912年9月，满怀报国之志的陈嘉庚重返祖国。陈嘉庚这时已意识到，在20世纪办教育就必须创办新学。要教国语、数学、自然、地理、历史，还有音乐、美术、体育，要分班上课。这就要有一定的规模，需要解散私塾，办一所全社统一的学校。小学建在何处？陈嘉庚最初选定了一块空地，可乡亲们坚决反对。据说，在那里动土有碍“风水”。后来又选中一块荒地，可荒地里有几个坟墓，乡亲们说在那里动土会惊动祖先，使儿孙不得安宁。怎么办呢？幸好陈嘉庚住宅西边有一个由海滩围堤而成的大鱼池，占地数十亩。陈嘉庚花两千银元买下了这个鱼池开始建校。1913年集美小学校开学，全社的130多个男孩都背着书包进了校门。从此，陈嘉庚填池建校，首办新学的事迹就在当地传为美谈。
兄弟协力兴办教育
陈嘉庚在兴学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与他的同胞弟弟陈敬贤夫妇的大力协助是分不开的。陈敬贤和他的妻子王碧莲一直与陈嘉庚合力经营事业，兴办学校，是陈嘉庚倾资兴学的得力助手。
陈敬贤虽患有咯血症，但从不以病体为意，亲自购置扩建校舍的地皮，指挥建筑施工。为了发展农村教育，师范学校规定要招收从农村来的贫苦知识青年，不仅免收学宿费和膳费，而且还发给制服、被席和书籍。于是闽南地区的许多寒门子弟都投考集美师范，使集美师范成了闽南农村小学教师的摇蓝。
当陈敬贤集中力量创办师范和中学的时候，他的夫人王碧莲也在为筹办女子小学奔忙。集美地区的女孩是根本不进校门的，往往为了招收一个女生，要不厌其烦地说服一家人。就这样，她动员了六十多个女童入学，成立了女子小学。后来，她又在集美创办了幼稚园。
这个时期，陈嘉庚、陈敬贤兄弟还在集美大量创办各种实业学校，他们办起了航海学校、水产学校、商科学校、农林学校以及国学专门学校，使集美成了一个学校村。
陈嘉庚、陈敬贤兄弟同心协力，把集美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海边小村改造为远近闻名的文化教育中心。他们不但是在集美办学，而且还扶持闽南地区的一大批乡村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在新加坡，他们也带头创办或参与创办了大量的华文小学、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甚至南洋大学创办时，也得到过陈嘉庚的支持和赞助。这些学校的创办，客观上对祖国和侨居国人才的培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倡办厦门大学
1919年4月，陈嘉庚决定把在新加坡的价值数百万元的不动产全部捐作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把海外企业交给陈敬贤经营，企业的收入除分利和扩大生产的费用外，全部汇回国内办教育。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说：“发了财的人肯全拿出钱来办教育的，只有陈先生。”
当时，福建连一所大学也没有。他于1919年6月回国长住，把家中积存的四百万元全部拿出来，宣布要倡办厦门大学。
陈嘉庚发誓要把厦大办成中国的“南方一强”。陈嘉庚为了节省开支，就自己购料雇工，自己设计建筑，很快建成了五座气势恢宏的学校大楼。他不惜巨资购置教学设备，请留学美国的林文庆博士担任校长，高薪聘请著名学者出任教授，1921年4月，厦门大学正式开学。
厦门大学是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下诞生的。陈嘉庚主张，在厦门大学要贯彻科学、民主的精神，对各种新思想、新知识要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
因此，他允许师生进行各种主义的研究，允许各种流派的人物到学校进行演讲，如鲁迅、蔡元培、黄炎培、马寅初和杜威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都在厦门大学作过讲演。在图书馆里，可以借到各种政治流派的书刊，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向导》、《中国青年》杂志等。
这就使厦门大学成了当时福建的“民主堡垒”，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都是很早就在厦门大学开展活动了。
可贵的“嘉庚风”
陈嘉庚倾资兴学的事迹和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他的女婿李光前，从1934年起每年都要捐出大量款项作为兴学经费；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厦大和集美许多校友，陈嘉庚公司的数万名职工，还有许多社会贤达也都开始出钱、出力办教育。这就使社会兴学渐成气候，形成风气。这个社会兴学的风气，可称为“嘉庚风”。李嘉诚捐资办汕头大学，包玉刚捐资兴办宁波大学，都是在陈嘉庚兴学风气影响下出现的壮举。现在，这股可贵的“嘉庚风”来势更加猛烈，它大大地促进了国内侨乡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海外华侨教育的发展。
陈嘉庚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1949年6月3日，从他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第一天起，特别是在政府机构中任职后，就格外注重调查研究，留心视察周围事物，根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将自己所见所闻，运用各种参政议政场合和舆论工具，实事求是地提出许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提案和建议，陈词恳切，阐明利害，希望政府能扬善弃恶、兴利除弊，使国家早日兴旺发达、繁荣富强。
作为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如何吸引华侨投资，帮助祖国建设一事，异常关注。早在1949年9月，他在送交首届政协大会提案中就提出“引导华侨回国投资”一案，办法是：由国家经济部门指定投资方向，组织大众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华侨广泛招股。为坚定华侨信心，政府保证在投资初期若干年内，如经营不利，负责保本收回。此为权宜办法，在若干年后，如卓有成效，便可取消。
1950年元月，陈嘉庚回到久别的家乡厦门。当来访记者谈及关于鼓励华侨投资问题时，他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使得华侨心灰意冷，现在一定要先让华侨知道人民政府政治好，打消顾虑，才会回国投资建设。关于侨汇问题，他说，“我已拟好了一个办法给福建省政府，省政府认为很好，已转交华东局斟酌，华东局也同意这个建议，并转报中央人民政府斟酌，不久将公布实行”。
陈嘉庚办事，往往是号召别人与自己带头相结合，并且先从自己做起。1950年8月，陈嘉庚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之后，途经上海时，曾向其好友即上海集友银行经理邱方坤说：“我这次在北京开会，曾向周总理表示，我不懂政治，不会做政府的工作，不能有所贡献。总理说，今后我们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外汇资金。他希望我号召华侨多寄侨汇，帮助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最好的贡献。”陈嘉庚接着说，“我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做，号召华侨多寄侨汇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能够尽力做到的，但要别人多寄侨汇，先要从自己做起。我正好打算修复集美学校的校舍和扩建厦门大学的规模，需要很多资金，这主要靠向海外亲友筹集。争取侨汇，既有利于学校建设，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可谓一举两得”。他说着，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预先写好的电报稿，交给邱方坤即日拍发香港陈厥祥，告汇港币××万元到厦门。他还说，“我看人民币是最为稳定可靠的，外面的钱应该尽早汇回来”。
陈嘉庚在南洋长期经营橡胶，行情熟悉，经验丰富。1950年10月23日，他在《厦门日报》发表《南洋橡胶史话及生产市场状况》一文，对国内应采购什么胶品来做工业原料提出宝贵意见。他说：“南洋橡胶业，有数十年之历史。其品类有烟花片、白薄皱、厚C皱等二十余种。烟花片与厚C皱之效用相等，而价格相差颇多。依现价，烟花片较厚C皱每吨多约人民币五百元左右。”为此，他呼吁国内厂商对此必须多加警惕，以免国家外汇受损。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和政协会议上，他再次建议采用廉价绉胶生产橡胶制品，以节省外汇。并表示，如政府同意，愿自备外汇三万元，向新加坡购厚薄绉胶制造最通销用品。
1956年9月，国务院中侨委筹备成立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酝酿由陈嘉庚出任主席，他不肯，说：“我回国的主要目的不是来做官的！在新加坡的告别会上，我就再三声明，我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建设”。后经多方劝进，请“以国为重，以华侨的爱国热情为重”，他才答应下来。10月5日，他在全国侨联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说：“几年来，已有不少华侨回到祖国，当前，归国华侨联合会应该更广泛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和华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鼓励并帮助他们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爱国的侨胞对于推动祖国的统一事业，应该和祖国人民一道，担负起应负的责任。”“祖国政府很重视华侨，但是有一些地区，由于部分干部和有关部门不了解侨情，没有照顾到归侨、侨眷和华侨的特点，所以工作上曾发生一些缺点和偏差。”他希望侨联组织成立后经常向有关部门反映侨情，积极提出建议，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于1957年6月在北京召开。陈嘉庚在会上表示响应毛主席关于鸣放、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号召。他在这次大会上所提提案有两项被采纳：1．鹰厦铁路已通，其终点厦门站临海有三处码头（嵩屿、厦门、集美），请政府及早计划分别筹建案；2．为节约米粮、提高人民健康，请政府贯彻执行九二米方案及推行熟谷米案。大会将前者交铁道部研究，将后者交粮食部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