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曾国藩提出教育计划前，容闳曾经多次向丁日昌提出过他的教育计划。丁日昌时任江苏巡抚，也是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丁日昌本人思想也比较进步，对于一切革新措施，都跃跃欲试，给予支持。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以顺利通过，容闳还煞费苦心，在向曾国藩提出教育计划的同时，还提出了三项其他的计划作为“陪衬”，以减轻教育计划可能对某些官员带来的刺激。天津教案的发生，最终促成了容闳的教育计划的实施。
1870年，天津发生教案，曾国藩奉调直隶总督，与丁日昌等人负责处理教案。容闳借钦差大臣都在天津的机会，又向丁日昌重提其教育计划，敦促他向曾国藩提出这个问题。经过各方努力，以曾国藩为首联名签署的奏折，由邮传飞递入京了。是年冬，清廷朱批“着照所请”，同意了容闳的教育计划。
接下来，筹设出洋肄业局，选拔官员，选拔幼童，设立预备学校。1872年夏，第一批幼童横渡太平洋，踏上了留学美国的道路。1875年，最后一批留学生也到达了美国。
但是，随着这批幼童的到来，酝酿已久的矛盾和冲突也终于表面化了。这场冲突实际上也是中美文化的一次冲突。对此，容闳早就预料到了，他说：“因为我这个教育计划的基本原则和宗旨与中国原有的教育理论是相抵触的。同时，中国政府的保守思想极为牢固，一旦招致反对，我的教育计划轻而易举地就会被毁灭。”因为，在留学教育问题上，本来就矛盾重重，而负责人陈兰彬、吴子澄等人顽固保守而又不妥协。容闳说，“这些人对一切进步和改革或促使中国前进的任何措施都切齿反对”，“完全按他的中国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对这些学生。在新英格兰的影响下，这些学生的行为和态度随着学识和年龄的增长，逐渐有了缓慢但是明显的变化，文化和环境使他们的言谈举止大不同于刚刚踏上新英格兰土地时的样子。像陈兰彬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被压抑的青春，不能发挥的活力和独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诚坦率胸怀形之于外的举止”。但是，尽管容闳费尽周章，还是没有能够避免悲剧事件的发生。1881年，全体学生约一百名，被迫返回中国。
由于以往人们把视线过多地放在了容闳在派遣留学生方面的贡献，就常常忽略了容闳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其实，容闳也是一位思想敏锐而成熟的人物，他不仅与时俱进，而且在每一个时期，也都是时代的弄潮儿。
如上所述，容闳考察过太平天国，但是他也发现太平军所具有的致命的弱点而不为所动；他曾依附曾国藩，并帮助曾国藩办洋务，但是，他对于曾国藩以及清朝并没有寄予希望，而是一心一意地促成其留学计划。后来，容闳也做了很多事情，这并不意味着他支持清朝政府，只能说明他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改良主义者。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容闳的家里成了维新派人士聚集的地方，容闳因此受到牵连，只得离开北京逃往上海，并在那里继续开展宪政运动。1900年7月26日，中国国会（“张园国会”）在上海愚园的南新厅宣告成立，容闳当选为会长。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容闳又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1900年3月，香港兴中会首脑杨衢云、谢缵泰会见容闳，讨论政治局势，密商合作事宜。9月1日，容闳变装易服与孙中山、容星桥等乘“神户丸”赴日。容闳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彻夜长谈，纵论谋求强国富民之道。11月，清廷公开通缉容闳等“要匪”。1908年10月10日，布恩与容闳父子会见，制定关于在中国的行动计划。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容闳给孙中山写信，敦促发动武装起义，随后孙中山应容闳之邀赴美国商讨，促成他和美国友人制定推翻清朝政府的“中国红龙计划”。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容闳给未来的新中国领导者写信，声称“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呼吁革命党人顺从“民声”，建立自主、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同样，革命者也没有忘记这位曾经鼎力支持他们的革命事业并远在异乡的容闳，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即写信邀请容闳回国参加建设。
1912年4月12日，容闳在美国哈特福德市沙京街284号寓所中逝世，享年84岁，葬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城西郊的雪松山公墓园。次日的《哈城日报》刊登消息称容闳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弥留之际，容闳仍牵挂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他对身边的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国吧！”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均作了报道，美国人评价容闳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容闳精神
容闳生活的年代，中国正处于灾难深重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作为出洋留学第一人，以自己的渊博知识和智慧关注祖国的命运，谱写下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在当时那个年代出现的容闳解救中国的思想和实践，发人深思。认真研究解读容闳精神，对于建设“文化盛市”加快珠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内外交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不忍祖国被列强瓜分的志士仁人奋起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容闳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观照中国，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本质是通过非同寻常的爱国情怀和爱国行动表现出来的。
如果从1847年容闳18岁出洋算起，此后65年中的一大半日子容闳都不在中国。但是，距离遥远和当时落后的交通未能冲淡容闳的赤子之心，在身处大洋彼岸的容闳心里——故乡即中国。早在容闳考入耶鲁大学之前他的赤子之心就已显露。1850年容闳高中毕业后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接受基督教会的资助承诺毕业后当传教士；二是放弃资助自主考入耶鲁大学。容闳毅然选择了后者，为此失去了求学的资金来源。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不受基督教的驱使，以自由之身报效祖国。1850年秋，21岁的容闳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的五年时间里，他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认为自己要做的事就是：“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利益，以西方之学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在耶鲁大学毕业前夕，他为自己题的座右铭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不难看出，容闳的爱国情怀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断得到升华，知识的力量使他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了，中国情节已经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里。
容闳以非凡的行动，积极实践报国之志。一是实施“教育救国计划”。1854年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时已获得美国国籍，但他毅然选择了归国。归国后他先是鼓动太平天国设立新式学校，然后促成了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并且在家乡南屏捐资募资创立了新式学堂“甄贤社学”，即今天的“甄贤学校”。在他的极力倡导下，清政府从1872年起先后分四批派出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些行动表明，容闳已经认识到培养人才对振兴国家的重要性，把教育救国置于首位。二是积极推动政治变革。容闳较早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他先是把政治变革的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并提出七条改造中国的建议，后来又把精力投向洋务运动和维新派的活动，并最终走向主张共和的革命。在遭到当局通缉逃亡美国后，他于1909年提出制定了募集资金援助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的“红龙计划”。三是推行实业兴国。容闳极力主张开办国家银行，他翻译了美国《国家银行法》，并起草了《银行总纲四条》和《总行章程十二条》等国家银行方案。在1865到1868年间，他先后协助曾国藩从国外购进100余台先进机器设备开办江南机器厂；在上海发起筹建华商轮船公司并起草了《章程》，打破了洋商在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垄断；向清政府当局提出了包括开发矿业，兴建铁路和开展进出口贸易在内的具有进代化产业链条的“四条建议”。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容闳的这些计划、建议和设想虽然不可能取得预期的结果，有的很快便化为成泡影，但这并不能磨灭容闳执著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
容闳追求的目标是将西方文明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走向文明富强。在处于封闭保守状态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容闳的爱国举动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和开拓性。还在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下第一”泱泱大国自居而藐视天下的时候，爆发于18世纪70年代的世界第一次科技革命正席卷欧洲，以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迅速崛起。这一事态表明，世界已经形成文明开放和落后封闭的两种形态。处于农业自然经济包围中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人，对西方文明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采取的是蔑视和抵触态度，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我们正是从这样的社会历史时代背景出发解读容闳精神，才能更清晰地看出隐藏在其中的深邃的创新思想。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无论是推行留学计划还是实行政治变革及兴办新式产业，都代表着国家振兴的发展方向，具有超前和创新意义，但面对的却是重重逆境和艰险。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归国后就开始为留学计划游说奔波，直到18年后的1872年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才得以成行。其间容闳曾试过借助于洋人，太平军，也试过依靠经商赚钱资助学生留学，但这些路都未能走通，经过百折不挠的劝导和游说，最终是依靠洋务派的大人物曾国藩的推举，容闳的留学计划才得到清廷的旨准。后来中国留学生一批批派出，都是从这里起源的，容闳在中国留学教育方面起到了拓荒的作用，由此为闭塞的旧中国打开了一扇透气的天窗，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嬗变过程中迈出最初一步。
早在1847年容闳敢于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他是一个志存高远勇于向命运挑战的人。我们不可否认容闳成为中国出洋留学第一人与他的家乡珠海较开放的地缘人缘环境有着直接关系，但是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解释中国留学第一人恰恰是容闳，而不是当时当地的其他人。通过政治变革促进国家的振兴是当时许多志士仁人的共识，与其他改革者，革命者不同的是，容闳的政治主张是不断更新的，他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制度变革的，从操办洋务运动到参与戊戌变法，再到主张共和走向革命，容闳的政治目标是在不断前进，而不是停滞和倒退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容闳称得上是“新中国运动的先驱”。
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洋务派，是想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达到“以夷之长以制夷”的目的，他们关注的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是西方先进的制造工艺，而容闳主张的是借鉴和灌输西方思想文化，通过学习和培养人才来彻底改变封建落后的祖国。因此，容闳在参与和推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以敏锐的眼光提升了洋务运动的层次，为中国现代化植入了最初的因子，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进步人士中，他是“西学东渐”第一人。
容闳之所以能够提出那样的主张和建议，并在实践中有所作为，这与他长期留学美国，置身于西方文明的环境是分不开的。他是学贯中西，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的学识渊博的人，是中西合璧式人格的人。知识的力量使容闳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使他能够淡泊名利、志存高远，坚定地确立起报效祖国的崇高理想和信念，以自己的智慧和创见，百折不挠地为祖国走向文明富强而奋斗。
容闳的爱国精神和创新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他的爱国精神是以非凡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行动表现出来的，他的创新思想是以爱国报国为动力和出发点的。如果没有爱国精神就不会有爱国行动；如果没有爱国行动也就谈不上爱国精神。我们说容闳精神的本质是爱国主义，是以他赤诚的爱国情怀和杰出的爱国事迹为依据的；我们说容闳精神的精髓是创新，是因为他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高境界、开拓性地展示了同时代人未及的、顺应世界潮流但在中国又是开拓性的救国救民的思想和创举。
凡是优秀的民族传统都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得到延续。容闳离开这个世界已有90多年了，但是容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独到方式，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文化遗产。越是走近容闳，越能够感到他的崇高和伟大。在今天，容闳精神仍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劳动和斗争中形成的对祖国的深厚思想感情，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品德，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容也在变化和升华，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一祖国，推进民族的伟大复兴。容闳精神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化强国；我们必须重视科技、教育和人才在国家振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定不移地走“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之路，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推进各项改革，扫除影响发展的一切障碍，并且以“开放、多元、现代”的眼光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让中国融入世界，与各国人民共同创造世界美好未来。
继承和发扬容闳的创新品格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美国最初并不是去仿照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模式发展纺织业，而是从汽车工业起步的；日本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创新，迅速成为国际汽车制造业的后起之秀和电器王国：而正在日本认为自己的传真通讯技术一统天下的时候，美国悄悄地通过编织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成为当今世界电子信息及其他多项高新技术的领头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