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武不仅是中国第一位留德博士，著译出身的学者，也是一位坚强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他曾任同盟会秘书长、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广州大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长。当他在政治生涯中遭到了种种挫折后，便执著地投身到教育事业中，先后担任过上海大厦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校长。
研究马君武在教育事业中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轨迹：当他希冀通过传播西方民主文化，直接参加民主革命挽救中国失败以后，便将他的民主思想、科技知识、行政管理经验，全部融汇到教育事业中去。在这里，他找到了落脚点，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形成了极为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
正是循着这样的思想和方式，使他主持的几所大学，特别是广西大学，竟能在创办伊始基础薄弱的起点上，迅速接近或跟上国内先进大学，引起了全国的瞩目。1940年8月1日，马君武在广西大学任内逝世时，远在延安的周恩来同志送来了“一代宗师”的挽词。朱德、彭德怀送来了“教泽在人”的挽词，全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任鸿隽、竺可祯、陈衡哲、萨本楝等均来电悼唁。就是曾以马君武“包庇反动分子”、“不设党义课”而攻击、罢免他的校长职务的国民党政府要人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朱家骅、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或献挽联，或发唁电，或明令褒奖，或举行追悼会。
教育思想的形成基础
在中国近代史中，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如何振兴中华，开展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论争。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对垒，赞成的无外是想既保存封建势力而又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反对的虽然各有盘算，但主要的是主张全盘西化。以后，又有“德”、“赛”二先生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交锋。一位“唯赛先生论”者问鲁迅：“请问文科究竟有什么用处？”鲁迅回答得很简单、极幽默：“文科的用处就在于它使人懂得理工科很有用处。”正因为如此，许多学文科的有识之士，才甘愿洒热血、抛头颅充当理工科的“马前卒”。
“唯赛先生论”者的悲衰，就在于他们太书生气了，他们忘了在实现“赛先生救国”的道路上横亘着许多不肯退出“权利场”的顽固力量。
作为文化先驱，马君武深深懂得，如果不铲除旧的恶势力，绝对无法创建新的物质文明；如果不认真接受新的科学技术，即使铲除了旧势力，国家仍然只会是一片空白。所以，还早在他21岁求学于上海震旦学院时，就开始翻译《法兰西革命史》、《代数学》，在横滨时，又开始翻译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并代理梁启超担任《新民丛报》主编。显然，这时他已经是一位比较成熟的“德赛二先生救国论”者了。以后，不论是他到德国继续留学，抑或参加辛亥革命，抑或担任大学校长，始终笔耕不辍。他宣传欧美民主学说的重要著译有：《弥勒约翰之学说》、《唯心派巨子黑知儿之学说》、《帝民说》、《一元哲学》、《社会学原理》、《德意志革命家小传》（马克思传略）。在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方面的重要著译有：《国计民生政策》、《赋税论》、《失业人及贫民救济政策》。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著译有：《物种原始》、《人类原始及类择》、《矿物学》、《实用动物学》、《实用植物学》、《机械学》、《微积方程式》、《化学原理及有机化学》、《德华字典》等。可以说，在“德”、“赛”两先生领域里，马君武都堪称第一流的“传播西方文化”的启蒙大师。
可惜。因为历史的局限，马君武未能更早地认识到，在当时那个国际环境里，西方资本主义“先生”们，比封建社会里的师傅更厉害，更可恶，他们除了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看家本领”传授给“学生”外，还要更贪婪地从“学生”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作为一位民主主义革命者，马君武失败得也很惨。虽然他在国民党政府里也获得了一些显赫的官衔，但只是昙花一现。1912年，袁世凯篡权后，他心灰意冷，又到德国柏林农科大学求学。回国后在护法军政府里担任交通部长，以后又担任广西省长。可是军阀篡权割地混战，行政长官有职无权。作为一省之长，马君武在军阀混乱中被迫走出，四处寻找省长行署，途中竟遭到本应听命于自己指挥的所属部队的袭击，抢走了保卫人员的几百条枪支和他所携的公款，他下定决心，结束政冶生涯，从事教育事业。从此。他的宿愿也才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契合点。
民主思潮的流变
显然，马君武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他的大半辈子献给了传播西方文化和参加民主革命。然而，在他求学时代，也曾涉猎并翻译过社会主义学说。如他在大学读书时就有这样一些翻译：《德意志革命家小传》（马克思传略）、《共产党宣言》纲领部分、《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述》等，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辛亥革命阶段性成功以后的失败，使马君武开始意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使顽固的封建势力轻易地让位于西方民主的不现实，然而，前途茫茫，中国何处是归宿？马君武也感到迷惘和彷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整个思想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却十分矛盾。他高度地赞扬苏联的社会主义，却反对中国共产党。
1923年，孙中山下令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二大政策。而追随孙中山多年的马君武竟签名反对“三大政策”，被开除出国民党。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将中国、苏联作了认真地横向对比，才发现，社会主义苏联，经过短短的五年计划以后，实现工业化，并且迅速地把工业化的成果应用到农业上将小农业集合成大农业。正在这时，日本突然占领了中国的东北，苏联的远东边防也受到了极大威协，但是由于苏联有工业化基础，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完成了本来十分空虚的远东国防部署。而国民党政府领导的中国竟然不敢抵抗，乞求国际联盟出面调解，马君武除愤然作《哀沈阳》诗四首外，连续在《广西大学周刊》上发表了《苏联远东国际计划的完成》、《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前车》、《猛醒、奋斗、复兴中国》，并且多次提出“以俄为师”的主张。爱国热忱，满腔愤懑，溢于言表。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客观事物的突变，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无意注意，并且迅速转化为有意注意。马君武的思想转变，首先引起了校园里学子们的极大震动。中国的何去何从，何尝不在学子们十分游移的心灵里作过多次探索。事实上大多数同学和马君武一样迷惘、彷徨。现在，马君武思想的突然急转变产生的影响，比频繁地、长期地对他们正面灌输还要具有“宣传效应”。
教育方法的独特
马君武深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业救国”是救不了国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在这条救国的道路上横亘着“《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不扫除这些障碍，是无法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
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也是如此，仅仅掌握书本上的知识、科学、技术，难免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缺少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只适应局部工作，无法担当更大的职责，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施展才能。
马君武在求学时代就认识了这一点。1902年，他在日本横滨时，就担任了《新民丛报》撰稿员，以后又代理梁启超担任这个杂志主编。1914年，他再度赴柏林农科大学学习时，就兼任波鸿化学工场工程师。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马君武任交通部长，还兼广州石井兵工厂无烟火药工场总工程师。1928年任广西大学校长时，又兼梧州的两广硫酸厂厂长。
硫酸是制造军用炸药的主要原料。当时，中国只有三个较大的硫酸厂。一个在东北，已经沦入日军之手，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梧州，都没能造出硫酸。梧州的两广硫酸厂原为德国人薛培所建，建成后多次试机，都宣告失败。而这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前夜，如果军队没有炸药供应，整个中国的命运将不堪设想。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要求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兼任厂长。受命于危难之间，马君武不仅理论基础坚实，而且理论能紧密地联系实际；不仅精通科学技术，而且还长于企业管理。
马君武在行政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管理方面，也有不少著译。计有《国计民生政策》五册：《工业政策》、《农业政策》、《外国通商交通政策》、《内地商业政策》、《收入及恤贫政策》。此外，还有《赋税论》、《失业人及贫民救济政策》、《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马君武从事教育事业后，就非常注意培养学生在这些方面的技能。他在大厦大学担任校长、教授时就亲自给学生讲《经济政策的重要问题》。在广西大学担任校长时，就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包括他所领导的两广硫酸厂实习。不但学习工艺操作、工艺制造，还学习车间管理、企业管理、工厂技术管理。组织生物系、农学系、林学系学生到都庞岭、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地研究森林群落，采集植物标本。组织植物研究所职工培植奇花异卉、参与香港、广州市场竞争，组织学生用稻草试制无烟火药……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可以说找不出任何一位教育家能像马君武这样，既是一位著译出身的学者，具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曾经在政府部门担任过高级官员，有着管理一个部一个省的经验；还在国内外工厂担任过工程师、总工程师、厂长，掌握了整套技术管理、企业管理的本领。当他把这些知识经验、本领用于教育事业，就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教育风格，并使一些基础薄弱的大学、特别是刚刚创办伊始的广西大学，在很低的起点上，迅速地获得了超常的发展。
马君武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育风格特别是他将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教育与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的经验，是我们一笔宝贵的遗产。
反思当前教育现状，不少大专院校严重地存在着重文化、重科技；轻管理、轻营运的现象，以致不少的毕业学生踏上工作岗位后，不能较快地适应微观的具体业务、技术工作，同时缺少宏观地管理一个车间、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本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业务、技术人员同时具备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经济管理的技能，也就日益显得重要。这或许也是马君武教育思想和方法给予我们的启迪。
镀金归来返母校
1927年广西大学创办之时，马君武竟选址梧州。梧州并非广西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而且偏处一隅，市区狭窄，要想寻找一片开阔的校园也不容易。因此，曾经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甚至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马君武所以选址梧州，出于一个相当奇怪的思考：他认为，大学教学有如金字塔，底座愈坚实愈高大，就能树起愈高的塔尖；大学师资水平愈高，就能培养出愈拔尖的学生。因此，他担任每一所大学校长时，就特别重视礼聘具有高水平、甚至全国一流水平的教授来校任教。
可是，广西地处祖国边陲，地瘠民贫，经济落后，交通不发达，要想聘请高水平的教授远道而来，显然困难。可是梧州与广州接近，顺水江轮，朝发夕至，又有航机往返，有利于聘请中山大学著名教授、广州市著名学者来校担任教授或兼职教授。
马君武于1928年10月10日创办了广西大学，在1940年8月1日逝世于校长任内，共12年，其间，学校曾由梧州迁至桂林，他也曾两度被迫离开学校。然而，他的尊师重道，求贤若渴的传统却留了下来。在这个期间受聘于广西大学的著名教授或兼职教授计有竺可祯、李四光、陈焕镛、王力、陈望道、费孝通、李达、薛暮桥、千家驹等等。
马君武寻求高水平师资的另一个战略措施是，选拔优秀年轻助教出国留学，签订合同，回校任教。
当时，政府拨给大学的教育经费极为有限，根本没有专款资助留学人员，马君武不得不采取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由出国留学生向学校预借求学费用，学成回校任教后，逐步归还。归还款项，又转借给下批留学生使用，周而复始用这种办法培养了好几批欧美留学生，只是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这项措施，才被迫中辍。学校用这种办法培养的留学生计有郑建宣、杭维翰、汪振儒、徐震池、熊襄龙、叶培、余克缙、秦道坚等人。
用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选送年轻助教出国留学，不仅说明了马君武精于运筹，精于行政管理，也昭示了这位全国著名的教育家盼望桃李成才和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一片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