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复职后演说）
蒋介石到台湾后，首先面临的是在“法统”上要赶走李宗仁，实现自己的“复职”。蒋多次电台李宗仁回台，李置之不理，但又不交权，蒋介石只好强行夺职。
蒋介石为稳定在台湾的统治，以便蒋经国顺利接班，对国民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陈诚、严家淦受重用，成为蒋经国顺利接班的阶梯。
改造后的国民党元老派或养或放，昔日的党国大员赋了闲，一批新面孔开始协助茨蒋氏父子左右台湾政局。
一、“复职”视事
（蒋介石宋美龄“复职”后招待代表）
1949年底，蒋介石兵败大陆，企图在台湾继续经营蒋家小王朝，而李宗仁却在美国手握国家元首的名器不放，继续和蒋介石唱对台戏。为此，蒋介石为保住台湾这一立脚之地，为取得经营台湾的正统地位，就公开和李宗仁展开了夺权和护法的斗争。
1．蒋、李分道扬镳
其实，蒋介石从第三次下野的那一天起就开始酝酿复职，他手握实权在幕后处处牵制李宗仁，李宗仁代总统有名无实。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前夕与李宗仁合影）
1949年7月1日，解放军横扫华南，李宗仁面对国民党四分五裂的烂摊子一筹莫展。28日，他飞抵台湾要求蒋介石调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蒋以宋希濂、胡宗南不同意为借口，加以阻止，李宗仁空手而归。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李宗仁叹息道：“可惜一个党国元老，一个国军名将，被老蒋逼得走投无路，真是树未倒，猢狲就散了。”在此形势下，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刘斐悄悄回到广州，不失时机地劝李宗仁、白崇禧起义。事后，李宗仁试探白崇禧：“怎么样，你手中有枪杆子……”言外之意即你可以自由起义。但白崇禧却问：“将来如有必要，去台湾怎么样？”李宗仁一听这话勃然大怒，脱口而出：“乌龟王八蛋才去台湾！”由此可见，李、白已各有打算了。
8月5日，美国国务卿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公开宣布美国政府不再援助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在日记中写道：“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痛惜，不能不认为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他召集部下训话说：“美国竟至于不知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落井下石，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之污点。”蒋介石对美国的袖手静观政策痛心疾首。而李宗仁见此，更是公开表明和蒋抗争，支持顾孟余等“第三势力”组党。不久，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黄绍竑、龙云、刘斐等人签署的《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联合宣言。人心向背已经昭然若揭。
8月1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福州。蒋介石重新布置防御，准备固守西南，重走抗战老路；而李宗仁则主张固守两广以保存实力，并派甘介侯赴美陈情以争取美援，请美国人出面收拾蒋介石。蒋介石不理会李宗仁的所作所为，在台北、广州、重庆间飞来飞去，做垂死挣扎。
10月1日，困守广州的李宗仁从广播中听到了一则震颤人心的消息，毛泽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国民党前方面对解放军的大军压境而节节败退，后方蒋、李之间斗争也呈白热化趋势。蒋介石急欲走上前台，他派吴忠信自台北飞来谒李，劝李宗仁让位。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这时，张群、吴忠信、朱家骅等人不断唠叨劝李引退，以致有一次李宗仁勃然大怒：
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来劝我“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
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而蒋介石则声称：
个人的出处事小，国家的存亡事大，此时应研究应不应该再起，不能问再起后之利害得失，只要对人民军队与国家有再起之必要，即不研究或其他关系问题，一切只有自立、自强，始能获得外援。倘自己内部无药可救，即有外援，亦无能为力。
在蒋介石亲信的授意下，11月1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川康渝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的新闻，内称200位“国大代表”呼吁：“现国府已西迁，李代总统亦经莅渝，冠盖云集，精诚共矢。甚盼钧座早日命驾驻节陪都，主持大计，共谋国事。勘乱救民，实深利赖。”蒋介石抛出“民意”的杀手锏要向李宗仁夺权。
对于蒋的咄咄逼人之势，李宗仁表示：
我不愿劝进，并非个人对名位有所恋栈，只觉得蒋氏欺人太甚。他要引退，我就得上台，他要复出我就得劝进，置法统于何地步？未免欺人太甚！如今国之将亡，宪法赋予我的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反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
11月底，桂林、重庆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迁至成都。李宗仁见大势已去，遂于11月20日自南宁飞往香港就医，并以求援为名飞往美国。对此，蒋介石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德邻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纯为其个人利害打算，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此后，蒋介石派人三番五次请李引退，李宗仁却偏偏抓住“代总统”的名器不放。
12日，卢汉、刘文辉、邓锡侯起义，大西南几天内由白变红，蒋介石感到大陆“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决定将“中央机构”迁往台北。12月10日，蒋介石父子边唱“国歌”边走出成都中央军校大门，从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飞往台湾。“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蒋经国语）。从此，蒋、李彻底分道扬镳。
总之，20多年来，蒋桂之间经历了风风雨雨、分分合合，但他们两派系间的斗争却从未停止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的规模愈来愈大，焦点愈来愈集中，理由愈来愈动听，但性质却从未改变，他们所争、所斗、所抢、所夺的不过是那顶象征权力的王冠。
2.以白制李
桂系三将领中，李宗仁宽厚仁慈，稳健踏实，颇有长者风范；白崇禧足智多谋，号称“小诸葛”，用兵如神，有将帅之才；黄绍竑则深厚老成，深谋远虑。多年来三人患难与共，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使桂系始终在国民党各派系中独树一帜，从而敢与蒋介石对抗多年。但是，在最后关头，他们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李宗仁去了美国，白崇禧跟蒋介石去了台湾，黄绍竑到香港后通电起义，宣布脱离桂系，不久回到祖国参加了新政府。桂系三巨头的三位一体宣告解体，几十年的老搭档最终劳燕分飞。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蒋桂水火不容，白崇禧又多次参与反蒋、倒蒋，为何最后还是跟蒋介石上了台湾这条贼船？
其实，桂系将领虽不乏优点，缺陷亦不少。李宗仁多稳重而少果敢，白崇禧多聪明而少大度和忍让，黄绍竑多深沉而少坦陈。这就给蒋介石提供了机会。蒋介石对李、白的悖逆之行恨之入骨，为了彻底整垮桂系，并使桂系为之所驱使，他在白崇禧身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他见白崇禧反共较李宗仁坚决，又手握重兵，遂对李、白二人采取了一打一拉、各个击破、以白制李之术。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前与白崇禧合影于南京）
1948年4月底5月初，蒋介石忽然命令上海市长陈良给白崇禧送来3万两黄金，充作部队经费。白崇禧对蒋此举很是感激。蒋介石对桂系等非嫡系部队的供给向来斤斤计较，“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但这次却主动奉送这么多钱，这使白崇禧对蒋的看法大大改变。
4月27日，在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表文告：“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之时，李宗仁尚滞留桂林有和谈的意向。白崇禧将蒋、李两人一对比，遂觉蒋抗“敌”之坚决和李之妥协。于是他受蒋之命，从广州飞往桂林，“促驾”李宗仁赴穗主政。白崇禧见桂林“主和”气氛浓厚就四处散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主战言论，并放言：“以后谁敢言和，给我抓起来！”在白崇禧的劝说下，李宗仁赴穗。蒋介石以白制李的计策初获成功。
9月下旬，蒋介石抵达广州，他一反过去先召见李宗仁的常态，而是先单独召见白崇禧，并闭门密谈。蒋介石说：
民国16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于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党虽极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心一德，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
一席话使白崇禧受宠若惊，心中的天平慢慢倾向了蒋介石，后来他对李宗仁谈到此事时，不禁感慨地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
11月份，蒋介石想复职“总统”，见逼李“劝进”不行，他转过来又要逼他下野的头号人物白崇禧对李施加影响。吴忠信受蒋之托与白崇禧商洽，吴忠信说：“蒋先生说你不仅长于军事，政治也很内行，如今局势这么严重，非你出来不可。”白崇禧被捧得晕晕乎乎，假装推辞：“哪里，哪里，本人不才，只愿为总裁效犬马之劳。”这时，他正窥视着“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宝座，不过他知道要想谋得个一官半职，没有蒋介石的点头是不行的，所以他虽然仍与李宗仁维系着老关系，但同时对蒋又暗送秋波。经过这次恳谈，白崇禧转而声称：“蒋之复出已成定局，不管环境如何恶劣，亦必力促实现。”
同时，白崇禧对李宗仁的所为也日益不满。他曾对程思远说：“过去三个月，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他不听我的话，以致陷于今日无所作为的境地。”他还抱怨说：“总结李宗仁上台十个多月来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教训，那就是蒋既不肯放手，而我们也搞不通。如果长此僵持下去，断非善策……只有蒋、李妥协，才能有利于挽救西南危局。”于是，他决心劝李让步，放弃“代总统”的名义，让蒋介石复出主政，消除当前危机。
此时，重庆迎蒋复职已如箭在弦上，白崇禧乘机劝李：“我建议德公去昆明休息一个月，由我出来调处，看看是否能够达成妥协，然后，德公再定行止。”在蒋介石的逼迫之下，李宗仁嘱托白崇禧见机行事，遂飞往昆明。
李宗仁走后，11月3日，白崇禧与程思远等商量拟出了一个蒋、李妥协的方案：
蒋介石宣布“复职”；
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病，亟须赴美就医，并借此在美进行“外交”活动；
白崇禧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11月7日，吴忠信将此方案转达到台北，蒋介石认为李宗仁不是真心求退，而是形势所逼，知难而退。吴忠信也说：“不应以研究李之有否诚意为出处之基准。”蒋介石感到此言甚是切中要害，遂对此方案作如下答复：一、蒋介石同意复职；二、李宗仁出国之议此时不能提，一提就表明蒋、李不能合作；三、白崇禧出任行政院长一事，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
蒋介石不同意李宗仁出国，那么李氏凭什么答应蒋介石复职呢？至此，白崇禧的调停活动宣告失败。
11月10日，程思远从重庆飞往昆明，向李宗仁汇报白崇禧的调停及结果。李宗仁明确向程思远表示了对蒋的不信任，而准备去美国定居。
11月11日，李宗仁自昆明飞往桂林，而蒋介石则由台北飞抵重庆。行前，蒋亲自电告白崇禧：“昨闻贵阳垂危，川东吃紧，已于本日飞渝，甚望德邻即日飞渝，策划全局，请兄力促命驾。”蒋介石还说：“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能不顺从众议，决心飞渝，竭尽人事。明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乃决心飞渝，尚期李能彻悟回头也。”
李宗仁对蒋不予理会，决定先飞赴香港。白崇禧见李决心已定，知多说已无用，但他还是禁不住问：“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李宗仁回答：“不必，依法代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阎百川（锡山，此时为行政院长）。”白崇禧最终同意了李宗仁的这一做法。
11月20日，李宗仁包机自南宁飞往香港，当日白崇禧即往重庆拜谒蒋介石，报告李宗仁已飞抵香港。蒋介石听后不胜骇异，他实在料想不到李宗仁如此孤注一掷。当晚，白崇禧通过广播电台，宣布李宗仁去港是为了治疗十二指肠溃疡，以平息舆论的猜测。
11月21日，蒋介石再约白崇禧在重庆“林园”谈话，谓：“我已决定派居正、朱家骅等四人赴港挽留德邻，请你告诉他，我不在此时‘复行视事’，但必须德邻立即回到重庆来，待商定对内对外大计后未尝不可以出国”。白崇禧应承转达此意，但不能强迫李宗仁返渝。他知道，李宗仁已坚拒同蒋氏合作了，这时让李再回重庆那将意味着什么。作为患难兄弟，他还不忍心出卖朋友。
28日，居正、朱家骅等到香港，带去了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役之艰危，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仍望代总统宗仁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李宗仁接此决议后严肃声明：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常会决议所限制。朱、居等人无可奈何而归。
不久，解放军相继解放桂林、柳州、梧州等地，桂系精锐大部被歼，白崇禧退守海口，李宗仁赴美就医，蒋介石回到台北。
12月10日，蒋介石命前“军政部军需署长”陈良和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到海口白崇禧住处。他们二人各有使命：陈良带去金砖数万两，说是清发所欠华中部队的军费；罗奇则请白崇禧去台北与蒋共商大局，并暗示蒋有意让他出任“行政院长”一职。对于蒋介石的恩宠，白崇禧自然心知肚明：老蒋与他“共商大局”是假，到台北“劝进”是真。因为蒋氏的复职活动一直没有停止，现在李宗仁在美养病，蒋就更振振有词了。但是，不管怎样，做“行政院长”组阁是极具吸引力的一件事，他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12月15日，白崇禧联名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将领致电李宗仁：“蒋曾劝禧往晤，意在劝进。仙不日赴台谒蒋，劝蒋稍待公治病结果对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位问题。”
李宗仁复电云：“请总裁考虑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根据，理由是：子、总裁既已引退，即为平民，决不能恢复已放弃之职位；丑、仁之代理，非代理总裁个人，乃代理总统之职位；寅、依照宪法，缺位为死亡，总裁非死亡，亦非因故不能行使职权，第49条全不适用，故用代理字样；卯、代总统引退，则由行政院长代理，三个月后另选，不能由前任总统任职。”
白崇禧接电后左右为难，一个要夺回“总统”之职，一个死活不让，他既曾是李宗仁的患难兄弟，又是蒋介石的一个马卒。权衡利弊，蒋氏复职是早晚的事，不如投靠蒋罢，或许能弄个“行政院长”当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