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作为中华商业第一街，自实施步行制度以来，更是旧貌换新颜，迸发出了迷人的风采。光滑的街面，翠绿的常青植物，崭新的商业店面，五彩斑斓的广告牌——这一切都把南京路打扮得五光十色，千娇百媚。从早到晚，这条街上总是熙熙攘攘，游人如织。就在这条流光溢彩的南京路上，华联商厦像一颗晶莹剔透的珠玑，熠熠生辉于这鳞次栉比、目不暇接的商场链中。望着华联商厦富丽堂皇的装饰，望着柜台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游人和顾客不停地穿梭于商厦的各个柜台，人们也许不难想起它的前身——上海永安公司，由此也会想起当时叱咤上海百货业的永安公司创始人——百货大王郭乐。
独闯澳洲试办果栏郭乐（1874～1956年），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一户贫苦的农家，像中国所有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家庭一样，这是个多子女的大家庭。郭乐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四个弟弟。郭乐虽生于广东香山，但其先辈却曾在江苏省松江北桥（今属上海市）一带乞讨为生，后来由于战乱而流落到广东。这是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农民典型的生存景观。郭乐降生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商品借着坚船利炮潮水般涌进中国的时代，这些外来的廉价商品以排山倒海之势，使沿海一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纷纷破产。广东、福建等沿海一带的农民饱受经济破产之苦，纷纷远走他乡，要么远渡重洋去海外谋生，要么流散到中国的其他省份，郭乐的哥哥郭炳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于1882年去了澳洲。
生不逢时的郭乐，幼年时期是在帮助父亲务农来勉强维持家用的困窘中度过的。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阴雨，1890年广东香山县又因遭受严重的水灾而几近颗粒无收，这一下连那一亩三分地的薄田也无所指靠了。为了生存，年仅17岁的郭乐被迫远走他乡，奔赴澳洲谋生，也从此开始了他那不凡的人生之路。
初到澳洲，因为人生地不熟再加上语言不通，郭乐吃尽了苦头。为了生存他先在一家菜园做了两年的工人，后来又贩卖过瓜果蔬菜，就这样折腾了三年后，终于在1893年经堂兄的标帮忙，进了的标与旁人合开的一家水果店当伙计。郭乐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因此做事积极主动，非常勤快，且又很有条理，高效利落，的标十分满意。头脑灵活的郭乐并没有满足于只做个优秀的打工仔，而是睁大眼睛仔细观察的标与人做生意时的一些技巧与程序，细心体会。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掌握经商的诀窍，自己开业！
就这样，郭乐省吃俭用，以图积蓄资金。功夫不负有心人，过了大约三年后，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开水果店的商人因经营不善濒于破产，正在拍卖店面。郭乐闻讯后立即与要好的几位华侨马祖星、孙智兴等一起集资了1400澳镑（1966年前澳大利亚货币单位，1澳镑=2澳元=2.24美元），二话没说买下了这家店面，他们对这家店面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后于1897年在悉尼正式挂牌开业。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和对未来美好的希冀，郭乐把自己的店名定为“永安果栏”（果栏即水果批发商店），就这样郭乐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创业之路。
“永安果栏”成立后，大家商议以经营水果为主要业务，同时也兼做一些中国土特产的批发和零售，以增加收入。由于在堂兄的水果店里打工多年，再加上自己的用心体会，郭乐对水果店的经营已了然于胸，他很快就成为“永安果栏”的实际领导者。在经营中，郭乐敏锐地感觉到，要想使“永安果栏”在众多的水果店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壮大自己的规模。因此，他凭借自己的口才和智慧说服“永生”和“泰生”两家水果栏与自己合并，扩充了实力；继而又与水果贩运商订立了代销合同，保证了货源。凭此两项有力的措施，“永安果栏”果然占领了大片水果市场，赚取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利润。
然而郭乐并没有就此陶醉。当时“永安果栏”经销的水果源除了在当地收购一些外，大部分来自于艾瑟顿和斐济岛。斐济岛盛产香蕉，货源要比艾瑟顿充足得多，价格也低廉，但离悉尼路途遥远，乘帆船一个来回要两个多月，遇到风暴也极不安全。不甘心因经销旺盛而货源受制于人的郭乐，甘冒风险，除了亲自去斐济岛订购水果外，还以三家合作的方式直接在斐济开设了“生安泰”商店和二十多个分号，专门为悉尼的果栏收购水果然后直接运抵，从而大大减少了另找运输商的成本，节约了大量的资金。但即使这样，郭乐仍感不能赚取最大利润，单纯地靠在当地收购水果已不能使他满足。为了进一步扩大产业，郭乐索性以“生安泰”的名义直接在斐济买地自辟香蕉园，直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这样就使香蕉的收购成本再次大大降低，并从根本上解决了货源问题，使悉尼水果栏的产、供、销连成了一体，远远走在了其他水果商人的前面。在斐济发展最盛时，郭乐曾拥有工人五百多人，蕉园几万亩，真可谓业绩骄人。
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郭乐不仅在开拓市场上很有法，而且在内部的经营管理上也很有心计。按照协议，水果运抵悉尼后，由三家果栏按销售能力就地分配，这样，三家果栏虽然在采购上一致，但销售能力却是不一样的。郭乐看到了机会，就又开始和盟友们竞争。他先是在码头分配时暗中记下“永生”、“泰生”的销售地和主要客户姓名，然后又派自己的人抢先去向这些客户们低价兜售。这样，当“永生”、“泰生”还在莫名其妙时，客户们早已集结在了“永安”的旗下。手段虽有些令人不齿，但却奠定了“永安”在三家联盟中的主导地位。搞定了内部，郭乐又开始向外拓展业务。悉尼有众多的华侨，而这些华侨又大多从事木工、园工、矿工及小商品零售等低下工作，平时很少进城。郭乐针对这一特点，就在国内采购了大量的土特产，不仅送货上门甚至还允许赊账。这种灵活的经营方法，不仅极大地满足了同胞的需要，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由于这些华侨文化程度不高，且银行在节假日又关门休息，使他们往国内汇款非常不便。郭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又在“永安果栏”开办了免费为同胞到银行汇款的业务，并委托国内中山县的福和盛银行把汇款送至他们亲人的手中。这样，“永安果栏”就与当地的华侨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良好的信誉下，许多华侨还自愿把钱存到“永安果栏”而不要利息。受此启发，郭乐索性办了一个永安储蓄部，从而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为他扩大永安的经营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经营得当，资金充沛，经过十年的奋斗，郭乐的“永安果栏”终于在悉尼的同行业中独占鳌头，抢尽风华，而郭乐也从一个一文不名的打工仔变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侨商翘楚。
开创新业小试牛刀作为一个志向高远、经营有道的商人，郭乐并没有满足于在悉尼取得的初步成果，相反，随着悉尼水果栏的日渐兴旺，资金的大量积累，他越来越多地开始考虑如何利用好这些资金。他清醒地意识到，投资方向的稳妥有效就意味着企业的前途命脉，为此，他暗访了悉尼的许多行业，尤其是英国商人开的百货店。最终，他选择了他认为利润丰厚、货源丰富的百货业作为新的创业方向。
目标选定以后，郭乐就开始着手筹建工作。虽然在悉尼已经有了稳固的根基，而且对市场情况、社会关系也很了解，但心气颇高的郭乐却并不想背靠大树好乘凉，把店开在悉尼。一方面，作为英联邦的属地，英国不但对在澳洲经商的华侨征收高额的所得税、遗产税，而且还在澳洲推行种族歧视政策，限制华人进入澳洲，甚至还居心叵测地煽动当地的排华倾向，从而压制、削弱华侨在澳的势力，以达到它独霸澳洲市场的野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从底层靠自身力量辛苦打拼出来的实业家，郭乐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屈辱和悲惨，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为国家的兴旺、民族商业的振兴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几经权衡，他终于选定了亚洲新兴的国际贸易中心、也是华侨进出国境的必经之地——香港，作为自己经营百货业的第一个练兵场。
1907年8月，在一片爆竹声中，香港永安公司正式挂牌成立。由郭乐的弟弟郭泉出任司理（经理）。经营伊始，公司的规模比较小，人员不足十人，资金只有16万元，其中还有部分是华侨的集资款，店面也只是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为了尽快改变这一被动局面，郭乐因地制宜地在公司旁开了个小客栈，除了提供客人的食宿外，还免费开办了替侨胞办理护照、提取汇款等服务业务。这一下顿时吸引了八方来客，一时间公司生意兴隆，利润激增。看看初步的目标已经达到，而且大有发展的余地，郭乐索性把悉尼的产业交给自己的另外两个弟弟打理，而他则搬到香港统筹规划两地的经营业务。
到香港后，郭乐先仔细地了解了公司经营的各种状况，然后亲自带人又进行了一番市场调研，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在汇总了各方面的情况后，他果断地决定把店址迁到人流密集的闹市区，并还清了初建时的筹建款，使公司成为私家独有的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资金充裕，措施得力，公司迁址后立即获得了飞速发展，店面扩展到四间，资本由合伙时的16万元迅速增至60万元，员工也陡增至六十多人。面对一片大好形势，郭乐抓住机遇，再接再厉，迅即又在香山开设了专营储蓄和侨汇的永安公司营业部，在广东、香港等地开设了大东酒店，建造了永安货仓，并一举买下了维新织造厂，创立了永安水火保险公司。这一系列的大手笔，使永安公司的总体规模大大扩展，业务种类显著增多，到1916年，经营不到十年的永安公司总资本已达200万元，比原始资本翻了16倍，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永安资本集团。
由于郭乐过人的商业头脑和魄力，永安公司在香港的初次亮相可以说是精彩绝伦。它不仅为永安公司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打响了“永安”品牌，也使郭乐在香港的同业中崭露头角。
大鹏展翅辉煌铸就作为一个目光敏锐、思路开阔、经验丰富的实业家，郭乐深知在商场上谁先掌握了市场行情的变化就等于谁先抢占了市场的制高点。为此，他虽然一直坐镇香港统筹两地的各种业务，但目光却一直在搜寻着新的着陆点。此时的上海，由于租界和通商的需要，正日益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县城变成一个国际贸易的大商埠：国内工商金融中心，从而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的资本家和富商巨贾。早已在上海设立永安办事处专门收集市场行情的郭乐，敏锐地感觉到，这些有钱人的生活方式非常西化，他们的衣食住行将为发展百货业提供良好的市场空间。恰巧欧洲正在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借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上海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一片繁荣。
看准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郭乐不再犹豫。他先着手把香港永安私家股份公司改为公共股份公司，把公积金120万元转为资本，然后又发行股票20万元，积极吸纳股东，增加资本；接着又打出了“挽回利权”的旗号，在侨界公开招股。这一次，郭乐在悉尼经营水果栏时与华侨们建立的良好关系帮了他的大忙。由于在侨界拥有良好的声誉，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华侨们投资国内工商业的积极性高涨，因而郭乐的招股工作十分顺利，永安很快就积聚了庞大的资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有雄厚的资金作基础，接下来首要任务就是寻找恰当的店址，筑屋造楼，以备开业了。
1915年7月，郭泉、郭葵在郭乐的委派下，来到上海拣选店址。拣选店址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当时的南京路由于已有不少外商开办的洋行、银行以及一些百货公司，正日益繁盛起来，从抛球场（今河南中路南京东路）到外滩一带，已有不少高楼林立。二郭先是考察了抛球场以西因专卖妇女用品而人流密集的“女人街”，又考察了先施公司，最终慎重地选择了日升楼以西的地段。但对选择在路南还是路北仍拿不定主意。为此他们花钱雇了两个人，一个站在路北，一个站在路南，一旦有人从眼前走过，就数一粒豆子放在口袋里，然后在单位时间里统计结果。通过这个有趣的办法，二郭终于了解路南行人比路北的多，店址宜选在路南。后来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南京路南确实比路北居住了更多的富家大户。店址选定后，郭乐立即与地产主哈同签订了租期为30年的租借合同，每年租金约白银五万两，这令当时的许多人目瞪口呆。这意味着30年后，永安不仅要付出巨额租金，就连自己造的商场也要归还地产主。然而，郭乐凭着自己敏锐的商业头脑和惊人的气魄力排众议，签署了这份苛刻的合同，他断定，30年后，永安定能赚回20吨的黄金！
建造商厦伊始，郭乐亲自从香港赶到上海，在四川路成立临时办事处，监管各项筹备工作。为了确保大楼的建筑质量，他亲临现场监督打桩和施工。有一次，为了亲自试验三合土基础以及楼墙的坚固与否，他还差一点自高处跌落。大楼造好后，在对内部进行装修时，郭乐汲取先施公司因布局不合理而影响顾客购物的教训，在商厦的内装置上用足了心思。他在调研和观摩了上海滩各大百货公司后，提出了自己的创意：一楼摆放日常生活必需品，凡路经商店的顾客只要需要，看到后会立即购买；二楼放置布匹、绸缎等，因为考虑到妇女购买这些东西时常会仔细挑选，比较价格，故而占地面积也要比较大；三楼主要放置珠宝、首饰等比较贵重的商品，一来防窃，二来干净安宁，有利于此类消费者的购买；四楼则摆放家具、地毯、皮箱等大件商品，凡顾客要买此类商品大多经慎重考虑后才会登门，因此顾客和商品需求量相对较少，摆在四楼是比较适宜的。这些套路，于今天的商家也许并无出奇之处，但在百货业刚刚起步的20世纪初，这些做法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典范作用。装修完毕的商厦，在立柱及货架四周镶满的大大小小的镜子的反射下，宽敞明亮，金碧辉煌。
1918年9月5日，锣鼓阵阵，爆竹声声，上海永安公司正式开张营业。在此前，为了扩大影响，郭乐先在报纸上连做了14天的广告。对公司的开张日期、商场装置、经营特色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接着他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各方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参加揭幕仪式，以壮声威。这一天，公司特地为开张准备了大量的商品，又均以优惠的价格出售（如火腿只卖到一元一只），由此引来了大批的顾客。最后，商场虽采取了凭券入场的方式限制人流，但整个商场仍是人山人海，挤了个水泄不通，场面之火暴，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在接下来的几十天里，前来参观购买的顾客仍是川流不息，每天的营业额均达到一万多元，原为一个季度准备的销售货品只二十几天就卖得断档缺货了。生意的兴旺程度不但令当时阻挠购地的股东大跌眼镜，心花怒放，也远远超出了郭乐本人的预料。真是货真价实的开门红！
良好的开端并没有使郭乐冲昏了头脑，相反，他更加认真地思索起如何对公司实行有效的经营管理，使它的优势更加明显。他首先想到的是“永安”经营特色的定位。的确，在商场如林的南京路，又面对着财大气粗、资力更老的“先施”，“永安”若拿不出特色就等于先输给了对手。考虑到“永安”地处上层人士居住的中心，郭乐果断地将“永安”经销的产品定位为高档商品，以富商巨贾、达官贵人及来华从业经商的外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看准了这一条，郭乐不仅在当地的洋行订购洋货，而且还向世界各地派出了大批的采购人员。没多久，美国的丝袜、电器，英国的棉布、呢绒，捷克的玻璃用品，瑞士的钟表，日本的毛巾等林林总总，一一陈列在了上海永安公司的柜台里。公司职员也自豪地对顾客说：“无论什么名牌商品，只要你叫得出名称，本公司就可以替你买到！”这样，“永安”就逐渐成了新潮与时尚的代名词，从而吸引了大批有钱又有闲、专门追赶时髦的俊男靓女。
除了创新求异搜索各种时髦的新鲜玩意儿，以满足富人的需求之外，郭乐还很注意营销的方式。逢年过节，人们总是互致礼品以示问候，但郭乐却从这一般人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无限商机。公司开业不久适逢新年，他立刻适时地开出了代客送礼的服务。这样一来，一些有需求的客人只要开出所需礼品的名单，再写明受理人的姓名，永安公司就可直接提供服务。此举一出，可说是大部分的“礼品”生意都被“永安”垄断了。不久，勤于观察的郭乐又发现，节假日一过，又有很多收到礼品却嫌不适用的顾客前来调换其他的商品，颇为麻烦。他脑筋一转，计上心来，特地发行了一套面值大小不等的“永安礼券”，这样人们可以不再直接送物，而改送礼券方便他人购物，从而大大增加了一批顾客。也许这是中国近现代商业中最早的代购券吧！受礼券的启发，郭乐顺势又推出了一种“购物折”购物制度，凡持永安“购物折”购货的顾客不需当时付现金，可累计记账，一次付清。这简直就是现代信用卡的前身！这种购物方式不但使有钱人的金钱、地位、家世一目了然，极大地满足了有钱人的虚荣心，也为“永安”赢得了一大批稳定而又富有的顾客。
在集中精力赚富人钱的同时，郭乐也没有忘记广大的一般市民的需求。他抓住一般消费者平时很少来公司购物，而大减价时消费者很多的特点，特地在一年里举办春、夏、秋、冬换季时和公司周年庆等五次大减价，吸引广大的中下层市民踊跃来“永安”购物。届时，他还不忘派人到沪宁、沪杭两铁路沿线张贴“永安”的减价广告，以吸引广大来沪旅游经商的外地顾客。而在实际操作中把某些滞销产品的真降价和次劣产品的假降价融合在一起，使人难以分辨，从而通过这种虚虚实实的“真假大减价”手段做足了市场。
生意的红火离不开天时地利，更离不开科学有效的管理。从这个角度讲，郭乐不仅是个天才的商人，更是一个一流的管理者。为了管理好这个拥有上千名员工的企业，针对练习生、营业员、司理、高级员工等的不同职责，郭乐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制度，严密而周到。作为一个商人他深深地懂得，营业员的优质服务就等于是公司完美的形象，也就意味着大笔的利润，因此他除了在店员准则中明确规定营业员必须笑脸迎客、有问必答、百挑不厌外，还请人把“顾客永远是对的”用霓虹灯制作成英文标语悬挂在商场的醒目之处，警醒众人。对于公司的高级职员，郭乐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他不但给予他们高薪和相当的权力，甚至还授以“受职股东”身份，使他们能够获得许多薪金外的高额收入。这些措施不仅留住了公司高级人才的心，而且也激发出他们积极主动为公司牟利的热情，稳定了公司的管理层。郭乐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他很少整天呆在办公室里听报告，而是经常在商场各部巡视，在现场实地解决许多问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透明度，使下属们心服口服。
优良科学的管理，不仅使“永安”内部良性运转、高效作业，也使“永安”在外界与同行竞争时有着他人无可企及的优势。在与惠罗、福利等几家资本雄厚的洋商百货竞争时，郭乐采取了扬长避短的措施，不与他们在洋商品上争长短，而是打出了“中国牌”，从而吸引了众多的外国顾客。而与先施、新新百货公司的竞争，郭乐又充分发挥了与在澳洲经营果栏时相一致的聪明才智，先与先施联手击败新新，又最后战胜先施，成为唯一赢家，颇有三国演义的戏剧色彩。
总之，在郭乐的领导下，新颖的思路、正确的定位、灵活的经营、科学的管理，使永安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无论是资本还是员工人数都有了成倍的增长。自1918年公司成立至1931年日本战事发生，13年间，“永安”的销售额从417万元增加到了1428万元，赢利额从54万元上升到225万元，在全国百货业始终独占鳌头。水涨船高，永安股票也成为全国三大热门股票之一，被称为“天之骄子”。郭乐在中国现代商业的发展史上谱写了一曲自己的神话。
富国强民花落何处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侵华战争，公然占领东三省，中华民族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不久，“一·二八”事变又接着发生，战争的漫天烽火使民族工商业的处境一落千丈，危机四伏。祸不单行的是，受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国内的购买力急剧下降，市场混乱，商业萧条，加上战争使东北市场、华北市场遭到严重破坏，民族工商业真正是走到了内忧外患、厄运临头的绝境，大批的小工厂、商店、银行纷纷倒闭。在这巨大的灾难中，郭乐的上海永安公司也在劫难逃，大批的物资、商品、店面被炮火摧毁，损失资产达200万元之多。这还不算，由于战事爆发，政府急于敛财，又下令禁止商店兼营储蓄，致使永安公司正在筹备的永安银行被迫夭折。这无疑是釜底抽薪，使“永安”顿时陷入了困境。
随着战事的蔓延，“永安”的困境在加剧，特别是旗下的“永纺”不得不靠借款来维持了。这样又勉强支撑了几年，到1937年“八·一三”战争再起时，“永纺”的好几个厂房都被日军彻底占领了。郭乐虽在其间几经周旋，但毫无结果，后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远走香港，这样就等于把经营了数年的“永纺”白白留给了日本人。据不完全估算，损失总资产达两千多万元。虽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重振永安纱厂，郭乐曾于1946年利用美棉压价倾销为纱厂赚回了大量利润，但无奈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昏庸腐败，大发国难财，经济秩序恶化，致使第二年金圆券贬值，从而使永安公司损失了四万两黄金！至此郭乐已是回天乏术，到1949年整个永安企业已是奄奄待毙了。一朵民族工商业的奇葩就这样成了明日黄花，无可奈何地凋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