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过了20年的改革开放，老百姓普遍从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利益，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使人们贫富差距拉大和资本外逃。究竟哪些人暴富了，他们暴富的手段合法吗？哪些人还在受穷，他们为什么受穷？贫富差距拉大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何在21世纪初期让老百姓都富起来？
中国入世
历经15年漫漫征途，中国终于在2001年11月10日晚实现了加入WTO的梦想，这是一个已经摆在各级政府、企业，甚至每一个公民面前的新课题。需要我们去了解熟悉应对，并从中获得利益。在分析入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说：“入世的利弊，就像一个铜板的两个面，有利就有弊，利弊是可互相转换的。在分析入世的利弊时如果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利弊分析就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政府官员、个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观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教授认为：“我国加入WTO，不仅使某些行业和产品面临严峻挑战，更为深刻的是对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挑战。因为从更大意义上看，中国加入WTO带来最大的、最深刻的变化将体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上，它将带来中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地时间2001年11月10日18时30分，在喜来登酒店萨尔瓦会议大厅，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勒宣布：大会开始讨论下一个重要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向大会报告工作，并向大会提交了部长级会议《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草案，请大会审议和通过。
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会议主席卡迈勒手中击槌轻落，标志着中国长达15年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结束，宣告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的诞生。坐在主席台上的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等首先起立表示祝贺，接着，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起立鼓掌，全场700多名与会代表都纷纷站起来，热烈鼓掌。中国入世决定通过后，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登上主席台用中、英、法三种语言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10多分钟的讲话。
终于，世贸组织向中国敞开了大门。中国赢得了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
龙永图说，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国际社会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一些歧视。可以说，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经济社会中没有享受到一个平等的环境。美国每年一度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审理就是不公平、不公正待遇的最典型的、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更不要说欧盟对中国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数量限制等歧视了。中国加入世界贸组织以后，这些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我们。1999年中美达成双边协议后的第二年，美国国会就修改通过了他们已经实施了长达多年的Jacksvalic法案，给予中国永久性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这并不是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恩赐，这是谈判的结果。因为中国已经向世界作出了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承诺，美国就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最重要的规则，也是基石，就是所有成员国必须互相无条件地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很多人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底有什么好处？这就是可以马上看得见的好处！如果中美之间再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那么对两国关系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关系都是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的一些歧视性的数量限制和歧视性的待遇，通过这次谈判，至少制定了一个期限，三年至五年内取消对中国的所有这些歧视。龙永图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只要求取得这样一种平等的待遇，而不是什么特殊的待遇、优惠的待遇，这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理应得到的最起码的待遇。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我们赢得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平等是竞争中最核心的东西，竞争必须平等，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竞争就不是一种平等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扭曲的竞争，就不是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竞争。
入世：谁家欢迎谁家愁
加入WTO之后，谁最能得到实惠，谁最要受到冲击，谁最不在乎，是每个企业人士非常关注的事情。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我国的推进，各经济领域进一步向国外资本开放，原先的垄断格局被打破，市场重新划分，中国经济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目前对于入世后正负影响的研究很多，但是谈论最多的是纺织、汽车、港口，其实经济领域各行业息息相关，往往是触一发而动全身，一个行业受影响，其上下游行业都会被涉及。
在谈到入世时，吴敬琏说：“很多人往往把二者截然分开，以为机遇就是机遇，挑战就是挑战。我觉得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和盲目乐观，不能以为加入WTO以后天上会下‘金雨’或掉馅饼。加入WTo，机遇是潜在的，而挑战是现实的。”
加入WTO的机遇，主要来自我们推进改革压力的消减和动力的提高。改革既有意识形态的障碍，也有利益冲突的障碍，最困难来自于既得利益产生的体制惰性。我国政府加入WTO承诺最大的好处，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设定了时间底线：不加快改革，将是邓小平所说的“死路一条”。
银行业：多项措施应对入世
记者周菡针对银行业如何面对入世，采访了银行专家夏立平。
早在1986、1987年，在央行经管司工作的夏立平，就曾作为中方代表参加过世贸组织关于服务贸易的谈判。在中国即将入世之际，现任中国银行业协会理事、秘书长的夏立平接受了记者的专访，着重就我国银行业如何应对入世谈了自己的建议。
夏立平认为，应对入世，我国银行业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补充资本金。和外资银行相比，我国银行最大的缺陷是资本充足率达不到国际要求。去年中央工作会议已通过了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进行股份制试点，夏立平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他说，这个难度较大，但方向是有了。因为股份化是补充资本金的最有效的办法，从市场上筹措资金还有利于改变、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二要提高银行的资产质量。夏立平认为，资产质量问题是商业银行上市的最大障碍，而且还关系到金融风险的问题。要化解风险，提高资产质量，除了要将商业银行股份化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是使银行资产结构多样化、资产证券化。他说，现在我国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比较单一，以传统的信贷业务为主，特别需要多样化。而资产证券化是指银行从给企业贷款转变为银行从市场上购买企业债券。他认为，不许银行筹资这个禁区必须打破。实际上，购买债券比经营贷款的流动性大，风险也不比贷款风险大。发展这一业务，需要企业债券和债券的二级市场先发展起来。
第三，应对入世，还要解决大家争论较多的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问题。夏立平主张要进行混业经营，他说，这不是大家原来说的“百货公司”的方式，而是实行多种经营，把风险分散。他主张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进行混业经营，因为，银行、保险、证券的风险不同，经营模式不同，不能都放到一个银行里按一个模式来经营，这样做风险更大。他还认为，从分业过渡到混业要有一个过程，首先是法制要健全，要有一个健全的游戏规则，市场制约机制要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也要完善。另外，混业的进程还应该跟金融、改革的进度相适应。
第四，要更多地鼓励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发展中间业务。在中间业务方面，国外银行的该项业务收入占银行整个业务收入的40-50%，有的高达80%。而在我国，这项比例很小，平均为4-5%。夏立平透露，银行业协会正在策划一个金融商品展，将金融服务品种加以推介展出。
五是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我国工商企业主要靠市场筹资，而不是主要靠银行贷款。夏立平说，现在我国银行的间接筹资占了80%多，比重太高，这也是造成银行风险的很重要的原因。过去有人把银行贷款作为“第二财政”，借了钱可以不还，不知道银行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但在资本市场筹资就不能这样做，它受到的舆论监督压力大。
另外，加入WTO后，外资银行进来了，我国银行业也要争取能出去。我们的业务伸到哪儿，就要到哪儿设立机构。这取决于我们去的国家的政策是否允许和我国银行的国际化人才是否具备。
夏立平介绍说，在加入WTO前，已有100多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了分支机构。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可能首先会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而不是急于新设机构，因为新设机构要考虑到成本问题。另外，外资银行不可能在中国遍地设机构，他们可能会青睐于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设机构。最后，夏立平补充说，外资银行也是中国银行业协会的会员，他们过来以后要站住脚也会要求跟我们合作，我们不必害怕他们。
上市公司：加快改革步伐
记者谢美琴对上市公司应对入世做了如下的报道。
面对入世后国际范围内竞争环境，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基石的上市公司该如何应对？6日至7日，包括东方明珠、中国海运、同仁堂、粤电力、广州控股、东方电子等20多家上市公司高层聚集海南博鳌，在中国上市公司发展潜力论坛上展开“脑力激荡”。加快打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了他们共同的话题和最迫切的目标。而围绕这一目标，高层们最为集中思考和交流的话题就是如何以全球视野实行战略性购并和资本运营，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制订人才激励机制等。
以并购取得竞争优势。不少与会上市公司都认为，加入WTO后，企业的市场环境会发生极大变化，企业在融资以及运营上将面临一个更加市场化的环境，要善于运用外部交易策略即收购兼并等方式来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麦伯良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制造业往中国转移的速度将不断加快，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而以资本市场为依托，实行战略性购并及行业整合是我国制造业发展壮大和取得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中集集团正是抓住国际集装箱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性并购行动，在华北、华东、华南三大区域迅速建立生产基地，取得了“世界造箱业第一”的行业地位。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希荣也指出，从粤电力的发展历程看，通过收购和兼并等外部扩张以加快主业发展，是造就大企业的必由之路。粤电力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将开展更大规模的收购、兼并行动，并继续争取资本市场的支持。
着力培育核心竞争力。不少上市公司在热烈的讨论中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在加入WTO后新的外部环境下，我国企业必须置身于全球视野上思考企业的战略定位，着力培育核心竞争力。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杨丹地指出，企业只有注重对自身独特资源与知识的积累和开发，充分发挥核心竞争力，才能在资本经营与扩张中加强竞争优势。根据广州控股的经验，企业在进行多元化扩张时，应对上下游产业链进行纵向延伸，巩固现有核心竞争力，形成支柱产业。同时要围绕产业链开展资本经营，注重整体效益，努力培育新的核心竞争优势。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也认为，企业家必须同时面对两个市场：资本市场和产业市场。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在两个市场都取得成功。如果只在一个市场取得成功，企业效益可能是数量级的增加，以10%、20%速度增加；而如果在这两个市场都获得成功的话，可能会带来倍数的增加。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关注企业外部扩张的同时，上市公司高层们也把焦点集中在公司的内部治理。他们都认为，有效的治理结构是企业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的基本保证，要打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同仁堂总经理毕界平认为，要让专业机构、专业人士进入专业委员会，对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进行前期论证，发表专业意见，为董事会决策提前做好准备。此外，要建立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激励机制，同时建立以股票期权机制为主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股东与高级管理人员利益达成一致性，从而使公司治理结构有效地运转起来。
人才工程是“一号工程”。众多企业都认为，加入WTO后，全球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重视，对企业家的重视已达到极点。各国都在修改制度吸引人才，企业有必要把人力资源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家宏指出，要真正形成“以人为本”的人才战略，就必须将人力资源管理从“后台”走向“前台”，构筑企业发展的智力平台。其次，要建立多样性的薪酬激励机制，推动个人与企业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敢于创新，变员工为企业的投资者。
东方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的常务副总经理高鸣燕也认为，在与国际全方位接轨的今天，首先要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引进政策，并根据企业及人才市场的发展不断加以调整。对特殊的人才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该公司规定：博士以上人才年薪可达18万，特殊人才可达30万。目前，公司已把人才工程列入“一号工程”，在人才引进、培育和使用上以系统工程模式进行了规划并逐步实施。
汽车维修业：亦喜亦忧
加入WTO之后，我国汽车维修业喜忧参半，积极影响的方面是：
汽车维修市场容量扩大，发展前景乐观。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势必大大提高汽车维修市场的容量，这对我国汽车维修业的发展十分有利。同时由于国外新的维修工艺、新的维修技术等的大量应用也将使其受益匪浅。
高新科技含量加大，维修实力增强。汽车电子数据技术以及高新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子化检测维修设备将在我国汽车维修业得到快速的推广和广泛的应用，有利于我国汽车维修业的更新改造，加速汽车维修业技术进步的进程。
整体服务质量提高，市场格局合理。先进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和激烈的竞争，必将提高整个汽车维修行业的服务质量。同时，由于国外汽车维修企业的进入，我国汽车维修市场的主体将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多种经营方式将一改过去那种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松散经营模式，市场格局将趋于合理。
加入WTO对我国汽车维修业的消极影响如下：
维修行业竞争加剧。由于汽车维修市场整体容量的扩大，竞争者的数量也在迅速膨胀，汽车维修市场主体的增加，将使汽车维修行业的竞争加剧。
技术管理人才流失加剧。加入WTO后，人才流失将逐渐加剧，特别是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向外资或合资汽车维修企业流失的现象将日趋严重。
市场占有份额减少。国外汽车维修企业将在现有的在华占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中国的汽车维修市场渗透和扩张。在这种新的态势下，国内汽车维修企业将失去一部分原来属于自己的国内市场。
管理机制面临挑战。我国汽车维修业的管理将面临尽快完成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完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宏观行业管理体制的竞争压力。
环保业：竞争更趋激烈
加入WTO之后，我国环保业的国际竞争肯定会更加激烈，已做出应对准备，具体措施如下：
加快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中国加入WTO后，将进一步扩大外资的流入规模和领域，跨国公司将更迅速和深入地渗透到中国经济发展中来。外资流入的增加，将推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清洁生产进一步发展，大大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率，从源头解决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加快环保产业市场的法制建设。进入WTO要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国际惯例相适应的法制体系，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在这种形势下，地方保护主义保护落后环保产品的情况，会得以改善；行业垄断，伪劣产品，各类企业不能在平等条件下竞争等一系列问题将被克服，从而加快环保产业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加快我国环保产业的技术进步。依靠国外环保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的技术优势发展中国环保产业，会加速我国环保产业的技术进步。而WTO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必然加快我国环保工业从仿制为主走向自主开发的道路。例如，重庆冶金设计院消化吸收日本的布袋除尘技术；平顶山除尘器厂消化吸收的静电除尘技术等，在国际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保护知识产权对于促进我国环保工业进行技术经济合作，提供了更高的保险系数，使国外环保工业与我国合作进行技术开发的大环境更加宽松。这不但有利于我国环保工业的技术进步，也为今后进一步拓宽海外市场打下了基础。
迫使中国环保企业进行重组。由于减少了国际资本进入的障碍，国外环保企业将凭借资金、管理、技术、人才等优势，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方法对我国环保产业进行合资、独资以及兼并或重组，“逼迫”中国环保产业提高竞争力。如果中国环保企业不作出相应调整，就可能出现中国民族环保产业置于国际资金控制之下的局势。
交通运输业：有一定缓冲期
加入WTO后，由于我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刻意保护我国的交通运输，故在开放时间上有一定的限制，使交通运输业有了一定的缓冲期。
从市场开放的范围来看，我国充分注意国内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现状，尽量限制开放的范围。开放的领域主要包括：道路运输方面的道路货运、汽车维修、仓储以及辅助服务业的车辆租赁、货运代理等；水运方面的挂靠我国港口的班轮和非班轮运输，货物装卸、集装箱场站、船舶代理等海运辅助业务，船舶检验等；道路、水运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而在铁路、航空、管道运输方面的承诺一般都集中在辅助服务领域。
从开放的时间表来看，目前一般的规定是加入WTO的当年，允许外商就开放的领域设立合营企业，但外资不超过49%，不晚于加入WTO后第一年的1月1日起，允许外商设立独资企业，部分领域的开放时间有一定延长。
总的来看，我国对交通运输行业基本上是持保护的态度，开放的领域多数是市场化竞争已经比较激烈，商业机会相对较小的领域。从子行业的开放程度来看，道路、水运交通行业、运输辅助服务业开放的程度相对较高，而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业的开放程度较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未涉及的其他子行业，已经存在不少以内资控股形式存在的合资企业，入世后，外资必将以更多更灵活的方式向国内交通运输行业渗透。
石油化工业：投资风险突现
中国加入WTO成为现实，其影响也随之而来。从本质上看，加入WTO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中国石油及化工业置身于更大范围（全球）进行市场竞争产生的变化，竞争力决定竞争变化的方向。由于中国石油及化工业综合竞争力处于弱势，加入WTO短期内的冲击远大于机会，尤其是受国家过度保护、竞争力差距悬殊的几个子行业受冲击最大。相对而言，这些子行业投资风险较大。这些行业为：
石油化工中的炼油业：为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由于规模过小、技术和管理落后，目前我国炼油厂成品油生产成本较进口油品高数百元/吨之多，成品油市场开放后，炼油企业将面临东南亚和中东的低价油品的巨大冲击。因此，除沿海少数几个大型炼油基地外，多数炼油企业生存能力较弱，投资风险较大；
基础化工中的氯碱业：氯碱业属高能耗工业，目前国内企业用电价格远高于国际上同行水平，加上氯产品结构不合理因素，多数氯碱企业竞争力相当脆弱；
化肥业尤其是尿素业：为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除早期建设的以天然气为原料的西南少数几个企业如云天化外，其他多数以轻油、重油为原料的大氮肥以及中小氮肥企业，生产成本远较国外同行高，从长远看多数难以生存，没有长期投资价值；
橡塑制品中的轮胎业：目前市场需求增长较快的子午线轮胎工业属于高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市场开放后，经营压力相当大。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轮胎橡胶也不得不走与米其林合资的路线，其他两家上市公司经营压力更大；
化纤中的涤纶、绵纶以及非纤产业：化纤业特别是涤纶业国际市场产能严重过剩，国内企业与台、韩同行相比竞争力差异悬殊，除仪征化纤、春晖股份、龙涤股份等少数大型企业外，其他多数企业难以生存；
新领域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料产业：该产业为境外跨国公司重点发展的高技术领域，由于我国起步晚，基础落后，除少数几个优势产品如柠檬酸、赖氨酸、维生素外，均将受到冲击。
卫生服务部门：机遇与挑战并存
记者姜知然报道，曾经在中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卫生服务部门，如今面对中国即将加入WTO的现实，也不得不开始思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虽然有些人已经开始担心，人世后中国的医疗卫生部门能否经得起国际的竞争，但对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仁华来说，还是充满了信心。
蔡仁华说：“中国加入WTO，对卫生服务部门来说是利弊兼有，喜忧参半。绝非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他向记者介绍，人世后中国卫生服务部门参与国际竞争，对其本身来说，至少有三大好处：
其一，加入WTO进一步开展卫生服务贸易，有利于引进适宜的、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促进学科建设发展；同时引进科学的管理模式，经受医疗服务市场有序竞争的考验，有利于提高中国公立医院的管理水平。
其二，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医疗机构通过合资合作、改制转型、联合兼并等多种形式，将会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逐步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与经营方式并存、公平竞争的新格局。
其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观念发生变化，医疗服务需求多层次性日趋凸现，因此就要求医疗市场进一步开放。而中国的入世则从客观上要求满足人们的愿望，从而有利于满足社会多层次医疗服务的需求，并有可能带动健康相关产业的发展。
蔡仁华同时也指出，中国加入WTO确实也为医疗卫生服务部门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考验。蔡仁华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辨证存在，动态发展的。中国入世同样会对卫生服务部门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正是现在许多专家担心和正在研究解决的问题。”
蔡仁华说，中国医疗市场目前还属于“原始市场”，公立医疗机构在人、财、物等方面还缺少独立的决策权，尚未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而入世后医疗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竞争的加剧，原有的公立医院将会处于劣势，尤其缺少特色的中小医院所受冲击将更大，这在不同程度上会影响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稳定。
此外，蔡仁华还指出，医疗市场的开放使医务人员面临激烈的就业、就职竞争。由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占有策略是“本地化”原则，因此中国的白衣天使们必然要面对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过程。高级医疗专业人才流失的结果，将有可能降低公立医院的技术水平。
因为入世而产生的医院产权多元化，会给中国医疗市场的监督管理带来许多新问题。卫生服务部门如何从“办”机构向“管”服务转化，在市场上如何既把握原则又遵循国民待遇，在市场管理上如何从“身份”管理向“行为”管理转变等领域，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蔡仁华最后说：“有些人对加入WTO心中存有疑虑，总觉得是引狼入室，而现在看来其实像其他事情一样是有喜有忧，只要处理好各种新的问题和关系，我们同样可以与狼共舞。”
农机业：重点在于扭转逆差
2000年农机进出口持续稳定增长。据海关统计，各类农机进出口额16.9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86%，其中出口8.07亿美元，增长32.37%，低于全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率4个百分点，占全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比重的0.8%；进口8.9亿美元，增长1.5%，低于全国机电产品进口增长率31个百分点，占全国机电产品进口总额比重的0.9%。2000年进出口额基本持平，略有逆差。
扩大出口亟须解决的问题及建议：
1、价格问题：受市场供求规律影响，众多生产企业在国内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为求生存，涌向国外传统市场，使得出口效益大幅下降，各类型柴油机和各类型拖拉机出口平均单价较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农机出口持续稳定发展。2001年将大力整顿出口经营秩序，为进一步扩大出口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2、产品问题：新一轮的竞争将是产品的竞争。成功企业的经验是：提高开发创新能力，抓好产品结构升级，实现技术新突破，就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保持企业出口持续、健康、高速发展。有些企业研究出口产品的市场定位，如研制生产适应非洲的耐高温产品、适应欧美的高档次产品、适应发展中国家用户易操作产品等等，改变“皇帝女儿不愁嫁”卖方市场经营模式，主动、积极地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
3、市场问题：农机市场狭窄是阻碍农机扩大出口的难点。为适应21世纪信息时代的要求和为企业寻求商机，中国机电商会创立了“中国机电贸易网”。它以先进的网络技术为出口企业打开了通往国际市场的快捷通道，为进出口企业提供及时的贸易信息、需求市场与客户，今后还将开通电子商务服务领域。同时参加国际展览也是宣传企业产品的一种途径。
4、售后服务问题：售后服务体系不完善是制约农机扩大出口的症结。这个问题也引起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国务委员吴仪曾指示对机电产品的售后服务可予以资金支持。
5、坚决贯彻“走出去”战略，建议加大出口信贷支持农机生产企业在国外建厂合作生产，鼓励具有产品优势的生产企业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面向直接用户。国外建厂也可以与出口产品维修服务点的建立相结合。
6、对进口产品加强预警监控体系。目前迪尔、纽荷兰、小松等国际著名农机企业在我国建厂，旨在占据我农机市场，一旦中国加入WTO，国内市场国际化竞争趋势就更为明显，更加激化。农机企业必须加快研制、开发适销对路产品的进度，增强与国际名牌农机产品的竞争实力，加快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力度，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实现我国农机整体水平提高。
中国入世的七项承诺
WTO现任总干部素帕猜透露了中国入世的七项承诺：
一、在农业上降低贸易壁垒，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的农业税将从平均31%降到15-17%。素帕猜说，现在的中国农业不是很有效率，他很赞同中国政府消除农业补贴的做法。这样，中国政府就可以把农业补贴的钱用在其他更需要的地方。
二、中国政府承诺退出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素帕猜说，中国在这方面要进行艰巨的改革，如电信、汽车、钢铁等行业。中国加入WTO后，IT业就要加入《信息技术产品协议》，按此协议，最迟不超过2004年，涉及IT产品的关税率将降为零。
三、在服务业上，5年后，中国的物流、运输、银行等服务业要自由化。
四、中国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素帕猜指出，国有企业股份化需要勇气，因为这会造成失业。但是，如果中国不改革国企，对其他企业是不公平的。
五、改革价格控制。素帕猜认为，中国如果不改革价格控制，会是灾害。因为中国已有2/3的企业是私营企业，只有遵循市场原则，国企、私营企业才会享受同等的政策。
六、中国需进行法律改革。素帕猜认为，中国不同的地区、省、市有不同的法律，所以中国需要法律的统一、法律的一致性以及法律的透明度。WTO要求中国入世后，用国际接受的语言，公布本国的法律。
七、中国要以法律来保护知识产权。素帕猜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缺乏透明度。他说，中国不仅要有版权法等法律，还需要将这些法律有效执行。
关注贫富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中心”，即发展国民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搞了20多年，老百姓的生活确实比改革开放前提高了许多，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相当一些阶层和地区达到了富裕和小康，这是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创造的奇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人们收入严重不均，个别人已经拥有了亿万财产，而相当一批人还没有走出贫困，生存艰难。到了新世纪元年，关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呼声有所增加。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有不到2%的人拥有银行存款的43.7%。有20%的人拥有银行存款的80%，而有80%的人却只拥有银行存款的20%。2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收入比例是最低收入家庭收入所占总比例的8倍。还有专家指出，目前个人收入透明度差，统计资料不全，贫富实际的差距可能更大。以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法，中国1998年的基尼系数就已达到了0.456，超过了危险警戒线。
朱镕基总理在“十五”计划中，把提高和改善农民收入列入重点之一。由此可见，贫富不均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并开始采取了有效措施。
据《北京蓝皮书：2001年中国首都发展报告》显示，北京市高收入家庭的户均总资产已经达到了235.6万元。其中实物资产占66.2%，金额资产占33.8%。而江苏省今年1-5月份，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287.5元。235.6万元和3287.5元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
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悬殊。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显示，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家庭拥有着相当于42.4%的财富。国家统计局等6部委1997年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显示，占总调查8.7%的富裕家庭占有60%的金融资产。199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20%的高收入存款占农户总存款额的比重也高达55%。在高收入群体中，已经有人达到数千万上亿元。
与此同时，贫困阶层也明显分化出来。目前农村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在城市，人均月收入不足100元的家庭占总家庭数字的比例超过6%，规模相当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大。近年来，农民的人均收入增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在1998年，城市的消费、收入和生活费用分别是6182元、5425元和4332元。而农村的这几个数字分别是1895元、2162元和1590元。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据国际劳工组织下发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东部和中西部差距拉大。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调查总队对全国4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显示，199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5854元。其中深圳市居民为人均为20548元，成为我国收入最高的城市。上海市人均达10932元，成为我国收入最高的省级行政区。最高的深圳与最低的西宁之比为4.3：1.从全国内地31个省、区、直辖市年收入分布看，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陕西省之比为2.517：1.
调节富人
不久前，一位离休老干部给国家税务总局寄来一张简报，报上刊登了不少我国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工资收入情况：一名23岁的男球员年收入就超过百万元；某教练为执教一支甲B球队而重新出山时公开提出年薪不能少于300万元人民币，加上广告收入，估计他的年收入达到500万元。这位老干部在信中说：“名演员、名歌星、体育人员的报酬太高，尤以足球为甚。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且造成了人心的不平衡和高收入者的奢侈浪费，应该严格征收高额累进税进行平抑。”这封来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关注，对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关注。
我国新的个人所得税制是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按照新的个人所得税制设想，调节高收入，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是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的重点。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度，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应当承认，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目前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和征管还没有到位，影响了个人所得税作用的发挥。目前，在人们收入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下，出现的收入差距悬殊现象，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已经影响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全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对高收入者所得税的征管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国务院总经理朱镕基曾经明确指示：“现在亟需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调节收入不均、贫富悬殊的现象。”李岚清副总理也指出：“请将对高收入者征税问题作为今年和今后加强税收征管的重要内容，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我们应尽快完善和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机制，这本身也是解决分配不公的重大措施，望今年将此作为大事来抓，这里的潜力很大。”
我国“富人”增多了
其实，早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之前，关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就是社会上议论纷纷的话题了。有专家早就指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进入国际警戒线。”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数量化指标。它以家庭为衡量单位。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3到0.4之间是比较合理的；0.4到0.5是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是收入差距悬殊。
据介绍，“富人”增多的原因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创造财富的机会，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促使部分人收入迅速增多；以高风险、高收益为特点的第三产业比重加大，IT业、旅游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个人收入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是：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的存在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根源。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高收入群体到底是哪些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0年年底推出的《城市高收入群体分析》中，用“高收入群体”代替了“富人”之说。在2000年政协会议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兼政协委员贺铿用数据说明了现在中国社会中个人收入差距增大：我国现在将近6万亿元人民币的储蓄存款，其中80%属于不到20%的储户。
应当说，上述的80%和20%是一个估算的数据，并不代表实际调查的结果。中国高收入群体都是哪些人？他们富到了什么程度？收入来源和资产状况如何？这些问题还不是非常清楚，否则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也不会出现调节不到位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的《城市高收入群体分析》中，最后高收入的界定是以1999年全国城市住房经常性调查中，10%最高收入家庭的户均可支配收入为底线，即3.2万元，但实际操作以3万元为标准。在调查中，第一步是确定抽样，但是调查的时候找不到高收入者的来源，只能从收入的去向来确定。所以在以3万元为底线的同时，还以是否有商品房（房子必须本人购买）和私家车为参考对象，对城市高收入群体的职业划分上，城调总队首先按照传统的职业分工，将调查对象分为8大类职业，其中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比例最大，占31%，但他们在总人口中却占了较小的比重。其后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25.2%。
按照实际的社会分工要求，高收入者细分为24小类，私营企业经营者以月收入13445元高居榜首，接在其后的是职业股民与社会中介服务人员，收入分别是8491元、8496元。
从文化程度来看，比例最高的高收入群体是大学专科；占高收入群体人数比重仅3.1%的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收入最高，人均月收入为11034元；而比重更小的，只占1.7%的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排在第二位，是7947元。在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比重下降了，只占总收入的50.8%，其他收入由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第二职业收入等构成，现在中国人的收入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据国家城调总队的2000年全国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在中国36个大中城市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深圳，人均为21577.24元，收入最低的西宁人均为5267.86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深圳、广州、上海、宁波、厦门和北京等六个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万元。
什么是高收入行业？
高收入者一般来自高收入行业，就像谁是高收入者一样，什么行业是高收入行业也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国家税务总局通知发出前后，从各地传来的信息看，大体上可以看出端倪。
一个富翁一个档案，广东将对高收入者监控纳税。广东地税系统表示，要对金融保险、电信航空以及演艺界、体育界明星、高级企业管理者等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建立专门档案，实行重点监控，强化代扣代缴制度，强化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征收管理。去年广东省土地税部门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当中，高收入阶层缴纳的比例仅占2.33%，一些高收入的“明星”、“能人”、“名人”有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北京对每个区县100名高收入者实施纳税重点监控。北京地税部门建立“重点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各区县都确定了100名左右的高收入重点纳税人，其中包括演艺界、体育界明星和高科技企业的CEO、民营企业的大老板。为了起到示范作用，甚至连一些并不在高收入行列的区级领导干部也在重点纳税人行列之内。
据了解，每个区县重点纳税人的类别并不相同。演艺界名人“扎堆”的东城区，重点纳税人主要是演艺明星；海淀区由于还具备高科技人才优势，高科技企业领导者就在重点纳税人之列；而到了密云、延庆等郊区县，则以民营企业老板为主。北京市地税局有关人士认为，重点纳税人的范围会根据情况变化随时调整。
据悉，北京市重点纳税人去年共交税400多万元，占总额达44亿元的全市个人所得税收入的0.09%。除了重点纳税人自主纳税外，税务部门还对重点纳税人实行单独的档案管理，每人每季度的纳税表都统一保存。同时通过网络与全国各地的税务系统联系，及时追踪重点纳税人的经济活动和收入情况，把他们在外地演出、讲座等额外收入都一一核实。
南京市地税局日前宣布，今年税务工作除了加大对偷漏税和对发票的专项治理外，还将重点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专项检查，特别是加大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的检查。目前被税务部门列入高收入的行业主要有电力、电信等垄断性行业、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新产业和涉外企业、娱乐业等，记者注意到，高等院校也第一次作为高收入行业榜上有名。列入高收入阶层的有个体私营业主、企业承包人和营销人员、高收入行业的企管人员、演艺人员、保险经纪人以及教师、医生、设计师等具有专业特长的自由职业者等，税务部门将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形式、收入数额、收入项目以及扣缴或缴纳个人所得税等基本情况实行重点监控管理，对高收入行业普遍建立扣缴义务人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申报制度，对高收入个人实行法人和个人双向平行申报，建立对高收入行业的扣缴义务人台账和定期业务辅导制度。
收入分配差距为何拉大？
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的通知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收入差距为何拉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们经过调查分析，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
目前，城镇居民的“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据调查，许多企业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仅为3倍左右；机关单位最高工资仅是最低工资的4.28倍（不含工龄工资）；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只有2.81倍（不含工龄工资）。按行政职务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小，按技术职务（技术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则更小。
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以3.10%的增长速度扩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每年正以81%的增长速度扩大；依据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财富正在以1.8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
产生“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在于：一是高级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术人才和资本均为稀缺要素，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技术要素、资本的拥有者，靠自己的劳动和投资率先富起来；二是在工资外收入分配中，由于制度内收入的过于平均，应当说，制度外收入中有一部分属于应纳入制度内而未纳入的合理部分。但制度外收入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不合理或不合法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三是由于我国城镇普遍劳动力的过剩，又压制了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也会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对于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中的合理部分，应通过纳入制度内等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则应采取限制、取消，甚至于打击的办法加以解决。
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依然突出。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按十六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2.45倍；按分细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的4.5倍。1994年，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是1.36倍至2.12倍之间；到1999年，上升到1.38倍至2.36倍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这里，还不包括制度外收入部分，如加上制度外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在全国排名长期“双低”的现象，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据有关方面调查汇总，2000年，全国各地拖欠职工工资共计达300多亿元；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在实行工效挂钩企业，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的4%的标准，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位消费随意性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五是事业单位创收活动没有规范的制度规定，分配行为不规范，透明度低。
整体收入分配结构仍不合理。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1990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工资收入占人均全部年收入的比重，不仅没有相对下降，反而上升了0.56个百分点，这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近年来福利工资化起到了抵制工资比重相对下降的作用，但是，也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还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
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形态不够理想，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很大。从1994年和1999年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看，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相对较小，合计只占总人数的28.62%。由于少数高收入者对其它收入群体相对过大，合计占总人数的64.15%。再分配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利用经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不够，作用不明显。初次分配中，真正高收入人员的纳税额不多，不纳税现象严重，经济杠杆还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再分配的作用，再分配尚不能有效地满足实际需要。以社会保障为例，由于我国城镇人口的老龄化，以及社会保障基金历史上形成的空账运转等原因，资金缺口越来越大，致使社会保障基金压力问题成为关系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
个人所得税为何征管不到位
高收入是人们期盼的，也是正常的心理。但是，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上，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与高收入相映照的却是“高逃税”现象。
国家税务总局最近组织的一次对天津等6个地区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检查发现，足球俱乐部的个人所得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足球俱乐部由于地方政府的干预，检查组无法进入检查；××足球俱乐部2001年对所有球员、教练员收入不论多少，均分别按5%和25%的税率征税。这不仅仅是足球俱乐部存在的问题，航空公司、合伙企业、上市公司等等高收入行业的个人所得税也同样存在税款严重流失的状况，在检查中还发现，偷逃税的手段五花八门。
从1994年起，国家税务总局连续几年制定下发通知，一再要求各地突出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个税征管，有的还明确列出当年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征管的重点。1997年的通知要求“要始终把高收入者作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重点”。2000年的通知要求“加强对电信、金融、保险、足球俱乐部、高等院校、新闻单位、中介机构、高新技术企业、三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并且制定了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制度和办法，一直把高收入行业和个人作为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的重点对象，同时，把强化代扣代缴工作的重点放到高收入行业和单位。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这几年对高收入的调节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从我国个税税收的迅速攀升可见一斑，1994年个人所得税数目是72.48亿元，而2000年已达到661亿元。个税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税种。但是，另一方面，个人所处税流失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中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流失情况更为突出。有的足球运动员、足球教练年收入达数百万元，应按40%以上的税率征收，但其足球俱乐部2001年对国内、国外球员收入不论多少，均分别按5%和25%的税率缴税。我国航空飞行补贴一直较高，但南方某航空公司的飞行补贴仅按5%的税率扣缴个人所得税。去年广东全省个人所得税总额为84.69亿元，高收入者的个税收入只占2.33%，税收流失较为严重。
去年，我国共征收个人所得税660多亿元。但有人在分析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构成后发现，工薪阶层和个体工商户缴纳的税款占了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量的90%以上。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黄桦教授说，在目前阶段，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还是调整收入差距。然而，在国家收上来的个人所得税中，普通收入的工薪阶层却占了绝大部分。这显然有悖于国家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的初衷。
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从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的通知看，总的要求是要各级税务机关组织力量对上述高收入行业和个人进行全面、彻底的摸底调查，切实掌握这些行业中每一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从业人员数量、收入分配形式、发放收入项目和数额、扣缴个人所得税等情况，切实掌握以上高收入个人的收入项目、收入形式、经济活动特点等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对这些行业和个人建立专门档案，实行重点监控管理，及时追踪其经济活动和收入情况。
同时，要在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中突出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检查，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各级税务机关每年开展1-2次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在专项检查中应把上述高收入行业和个人作为检查的重点。同时，要按照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加大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违反个人所得税法律法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严厉打击偷抗税的违法犯罪活动。
有专家指出，对可能存在严重偷漏税现象的“明星”、“能人”、“名人”等高收入者重点监控纳税，可能有助于国家和地方税收，也有利于这部分人纳税意识的增强，但广东地税的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建立档案的办法，实际上把高收入者孤立出来，把他们与一般收入者放到了一个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上。建立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税收档案、强化实行代扣代缴的过程，会不会侵犯这些人的隐私权？这种超过对一般公民监控措施的特殊行为，也有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后果：为了正义的目标，却使用了不法的手段。
关注穷人
有资料显示，中国目前还有5800万农村人口属于贫困人口（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贫困人口为5000万），城市中还有3000万贫困人口。
哪些人受穷
目前，中国有6类人最穷：
下岗无业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80-350元不等。
长期失业者。失业津贴比下岗职工津贴还要低一些。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人每月60-250元不等。
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落后地区的农民。有的落后地区的农民人年均收入不足100元。
早年退休人员。有的退休人员每年只有几百元退休金，生活比较艰辛。
停产、半停产的国有企业职工。黑龙江森林工人家庭每月每人的补贴只有15元钱，其他只好靠自己在土地里刨食。
我国目前还有5800万农民未解决温饱问题，其人均收入低于460元。在这5800万贫困人口中，若按人口计，其中约90%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他们生活在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差的深山区、裸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及地方病多发区和边缘缺水区。在这些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例如，对贵州省极贫县极贫村的调查，农户平均缺粮3-6个月。春天借粮50公斤，秋天要还60公斤。有的农户因欠债太多，打下新粮全还了债，粮债成了无底洞。许多农民由于没有自我积累，“屋里无箱柜，床上无被褥，抬头看见天，四周不挡风”的现象极为普遍。
近年来，由于医药费过高，也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不尽的烦恼。“有病看不起，最怕得大病”，道出了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的心声。九年义务教育制对一些贫困农村子女来说，几乎名存实亡，高等教育更是水中的月亮，许多贫困农村的子女即使挣扎着读完高中考上大学，也无力支持昂贵的上学费用而难以进入大学校门。有资料显示，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子女的大学生只占大学生总数的30%，贫困农村地区的子女更是微乎其微。知识的贫乏使这个未来就贫困的群体更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持久地落入贫困的地步，这个群体的年轻一代为了改变继续受穷的窘境，闯入城市谋生，许多女孩被迫从事色情行业。有位司法界人士说，现在城市中的卖淫女几乎全部来自贫困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
近年来，一些城镇职工，因下岗、失业而收入减少。与此同时，对改革成本的分担，却加大了城镇居民的支出。有资料统计，约有50%的城镇中低收入者的相对收入在不断下降，中等收入者降为低收入者，低收入者生活更为窘迫，而且这种现象还在继续。造成低收入阶层的原因虽然有个人素质、文化水平等因素，但个人无法控制的一些因素，如政策性因素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低收入阶层按行业划分主要集中在纺织、轻工、森工、煤炭和军工等5个行业。这些行业对社会的贡献无论如何不能说小，其收入低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性因素。
在上个世纪初，刘少奇等人曾经到安源煤矿做过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调查。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农业科学院的博士生正在沿着刘少奇的足迹做着和他当年同样的事情。这位博士生发现，现在的安源煤矿，包身工的现象和旧社会没什么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几十年没有给这个社区这个行业的这类人群带来进步。请注意，在做出这个结论时，这位博士生做了严格的限制，只针对特定的对象。这位博士生的说法绝对不是在否定制度，而是给制度做一个提醒：现实生活和你承诺的制度空间是有差距的，是我们应该改进的。
他们为什么受穷
有学者认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部分产业生产能力闲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出现了几次投资膨胀，并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但是，巨大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产业层次低、技术含量低的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扩张并没有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低水平的投资及重复建设的后果，在最近几年明显暴露出来，它不仅不利于增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而且不利于扩大就业，并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产业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直接的后果是造成成千上万的职工失去就业岗位。据统计，去年二季度末，国有企业在岗职工5082.6万人，同比减少869.1万人；国有单位不在岗职工1263.1万人，主要分布在制造业（630.6万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246.7万人）和采掘业（103.8万人）。不在岗也好，下岗也好，职工即便领到了基本生活费，生活境遇也很困难。
国有单位职工利益分化。目前，国有单位职工之间的利益差别很大，存在利益分化的趋势。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国有单位职工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制度，职工的劳动报酬包括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两部分。过去，由于国家对国有单位的资金渠道实行严格的控制，所以国有单位职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较小，福利待遇差别也不大。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期以来，航空、邮电、铁路、金融、证券、保险、电力等行业的国有单位职工。不仅收入水平较高，而且住房等福利待遇优越。他们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阶层，其中有些人可能会演变为富有阶层。同这些垄断性行业相比，制造业、采掘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的国有企业职工，不仅收入水平偏低，而且面临下岗或失业的威胁。即使暂时没有下岗，也遇到了单位欠发工资等问题。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在社会上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但住房等福利待遇水平要比国有企业职工好一些。现在的问题是，机关事业单位之间以及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住房分配不公。同是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因在不同部门工作，同级别干部的住房待遇相差30-60平方米。有些单位的一般干部能分上三居室的住房，有些单位的处级干部却住着一居室；有人拥有三处以上的公房，有人却长期栖身于地下室。
住房分配不公是当前最大的分配不公。随着公房出售及上市流通，这种分配不公将演变为更为悬殊的贫富差距。以司局长为例，按照住房标准应为120平方米，即使甲乙两位司长的住房都没有超标，但甲司长住在北京四环以外，乙司长住在二环以内，假如两位司长都将购买的房改房上市出售，甲乙司长的成交价分别为6000元/平方米、9000元/平方米，按照目前北京市房改房上市出售收益分配办法，成交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的，成交价与经济适用房基准价（目前为4000元/平方米）的差价收益，50%上交产权单位，50%归售房人。这样，乙司长就比甲司长每平方米多收入1500元，120平方米就多收入18万元。一位50年代末参加工作的司长，迄今为止所领取的工资收入总计只有9万元。
是否拥有私人资本，已成为引起城镇居民收入分层的重要因素，因为拥有私人资本可以获得利润、股息及红利等资本收入。一些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凭借对私人资本的拥有而扩大了收入来源。但私人资本的占有方式及规模，对城镇居民的富裕程度具有重要影响。以直接投资方式拥有私人资本的，如私营企业主，其资本收入以利润为主，经营获得了成功就有丰厚的利润，因而属于高收入阶层；以间接投资方式拥有私人资本的，如个人股东（包括股民），其资本收入以股息和红利为主。由于个人拥有股份的数量有限，因而只能属于中等收入阶层。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老问题的延续。改革以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一般原因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现代农业部门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差距较大的特殊原因是中国的决策者当时实行了特殊的政策，尤其是农产品低价收购的政策，并把它作为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的手段之一；同时采取了严格限制农民迁入城市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两个经济体系的分割。可见，在当时收入分配高度均等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城镇内部的均等化程度不高于农村内部的情况下，由于城乡之间收入的较大差别，对农民来说，仍存在着不均等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在80年代初期呈缩小的趋势，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则呈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1983年为2.15，到了1987年，其比率已经恢复到改革前期的1978年的水平，到1994年达到了最高点即2.93.就是在农村，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使少数企业的雇主很快进入最高收入层。乡镇企业的雇员即使能进入中高收入层，但由于个人能力和体制性因素的限制，其收入的增长仍然慢于城市的中高收入者。
贫富差距拉大的危害
贫富差距的拉大，必然造成群体之间心理上的巨大的排斥，对社会的稳定性有巨大的瓦解和破坏作用。同时，弱势群体生活出现问题、困难，如果这种局面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弱势群体不能得到保护，自身又不能通过努力改变生存状况，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很有可能采取暴力行为掠夺财富，如近年来急剧增多的抢劫案、绑架案、杀人掠货案，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还如一些农村贫困的女青年流落到城市，还有城市中贫困家庭的女青年，沦落为妓女、三陪小姐，如其说是她们自身的道德素质问题，不如说是贫困差距拉大造成的不良社会现象。
在一些地区，一些富人在生活方式上的炫耀，所带来的不良效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一些落后地区，比如农村的一些村镇，那种炫耀财富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行为的标志，社会群体的识别符号，这个问题引起的冲突还是很大的。从一些已经发生的案件中，就可以看出这方面冲突的心理基础。现在北京的有钱人流行“开车别开太好的”说法，言外之意就是不要招摇，否则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灾祸。
在城市居住空间也出现了贫富分化问题，即有所谓“富人区”与“穷人区”之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住宅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城市也开始显露居住空间两极分化的端倪，如深圳、上海、南京、广州等市。
专家研究认为，贫富人群相对集中聚居，形成贫困人口区位化现象，将会导致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贫困人口本身来说，贫困人口聚集在一起，因整体消费能力低，减少了其就业的机会；由于设施的欠缺，恶化了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社会上对贫困社区人口的人为分类，易使他们“破罐子破摔”。
另一方面，我国城市贫困区大多集中在城乡结合带，流动人口多，人口素质相对较低，容易形成贫困素质循环感染和治安死角，增强诱发社会不安定因素。
总体来说，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并未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但已经到了国家和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阶段。国家应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孙秀、司马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