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一天清晨，鲁迅还没有起床。忽然门外有人大喊大叫，口口声声要见鲁迅。鲁迅还来不及穿好衣服，来人已冲进客厅，问：“鲁迅在哪？鲁迅在哪？”
鲁迅穿好衣服，来到客厅，见来人是一个青年人，忙问道：“你见鲁迅有什么事？”
青年人两眼瞪着鲁迅：“你就是鲁迅吗？”
鲁迅说：“我就是鲁迅，你有什么事？”
青年人说：“你给我钞票，我需要钱花！”
“我哪里有钱呢？”鲁迅说。
“你不是青年人的导师吗？你还说要救救孩子们，现在怎么没钱呀？你要救救我！”
鲁迅看着这个年轻人，听他语无伦次地说话，料定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便耐心地说：“我确实没有钱呀！”
“唉哟！你又教书，又写文章揭露当局，赚了不少钱，怎么能说没有钱呢？”年轻人停了一下，又说，“你不相信我，我叫杨树达，这你就放心了罢。”
鲁迅拿出了仅有的一些钱给杨树达，杨树达拿着钱，嘴里不三不四地说：“只有这点钱，真够吝啬的！”
鲁迅看着杨树达走后，心里想：最近我写了揭露当局的文章，当局就派他来捣乱。这是个阴谋，我一定要揭露他。于是，鲁迅写成一篇杂文，题目叫《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在《语丝》周刊第二期上发表。
文章发表后，反响极大。杨树达的同学李遇安看后，觉得鲁迅先生批评错了，把杨树达的患病与当局联系起来，这明明把杨树达往坏的地方推呀！越想越不对头，就立刻去找鲁迅先生。
“老师，你那篇文章把杨树达与当局联在一起，欠妥当呀！”李遇安说。
“怎么欠妥当呢？他装疯卖傻，到我这里来恫吓、威胁我，这难道没有人指使他吗？”鲁迅用他那右手摸了摸八字胡，胸有成竹地说。
李遇安觉得他的老师弄错了，说：“老师，杨树达确实有精神病，他受到当局的刺激，落下的根。每当想起那件事，他就患病。那天晚上，我与他正在宿舍里说话，正谈到家乡情况，他又想起家人受迫害，老毛病又犯了，大喊大叫，我们要让他吃药，可是没有钱买药，那天整整闹了一夜。后来，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发现他已不在了。想不到，他到老师家里来闹……”
“啊，原来如此，但是，他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要钱呢？”
“这一点老师可不知道了。杨树达十分崇拜你，说你是青年人的导师啦。老师，你这篇文章在学生中议论纷纷，他们都很同情杨树达，说你把有精神病的人，说成是装的，这一点大家不服呀……”
鲁迅知道他的文章产生了副作用，是个误会。鲁迅认为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了，写这篇文章前没有做过细致调查，心里感到很难过，他错怪了一个有病的杨树达！
他诚恳地对李遇安说：“我错了，这是我造出来的酸酒，这杯酒，应该由我自己来喝。”
他当着李遇安的面，拿起笔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辨正》一文，并立刻送到《语丝》第三期上发表，做公开的自我批评，并向杨树达道歉。
李遇安看后，找到杨树达，说：“先生向你道歉了，你也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
杨树达清醒时，拿着《语丝》月刊第三期，对李遇安说：“一个敢于正视现实，正视人生的导师，胸怀坦荡，襟怀开阔，是我们的好老师。我不会忘记这件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