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和大学，究竟应该先整顿哪一个？
范源濂认为：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办好中学？中学没办好，怎么能办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
蔡元培认为：没有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整顿大学。
这是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之后，和教育次长范源濂关于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孰轻孰重的一次争论。不可否认，蔡元培对高等教育有着特别的兴趣和偏好，这是他特别关注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蔡元培在民国之初整顿高等教育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对高等教育重要性的理性认识。对此，曾被邀请到北京大学演讲的梁启超先生曾言：“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梁氏所言虽然过于夸大大学的地位，但是，从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的长远来看，大学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1912年5月，时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严复致信教育总长，要求把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表明它是一所近代的高等学校，而不是新共和时期谋官者的乐园。此举得到袁世凯的批准，国务总理唐绍仪和教育总长蔡元培分别郑重地在文件上署名。自此，沾染陈旧封建习气的京师大学堂经历了华丽转身，开始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艰难之旅。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7月3日，由清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属于戊戌变法的“新政”产物。1897年，美国著名传教士狄考文（1836—1908），起草了《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然后以中国教育会的名义呈送总理衙门。第二年，总理衙门批准了这位传教士的请求，清政府同意开办京师大学堂。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学堂充斥着浓厚的封建教育思想。最初招收的学生大都是京官，因此，学堂里的学生都被尊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俨然一个挂着学堂之名的朝廷衙门。由于京师大学堂是新式学堂，中国人缺乏普遍的管理经验和西方知识，不得不求助于西方传教士，聘请传教士来学堂任教成为京师大学堂日常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来，中国封建式的领导管理和西方近代化的大学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其混乱不堪可想而知。
就在京师大学堂开学仪式的当天，数百名被邀请来的中外嘉宾和教员亲身体会了这种内在矛盾和混乱的荒唐：大学礼堂的主席台上高高悬挂着孔子画像，在接下来的典礼仪式中，一群被聘请作为学堂教授的外国人，身穿教授礼服，郑重地对着孔圣人画像鞠躬致意。自鸦片战争以来，清人已经被西方坚船利炮吓破了胆，只看见中国人向外国人鞠躬的，还从没看见外国人向孔子低头的。眼前这群红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恭恭敬敬地对着孔子画像鞠躬，让就座的中外嘉宾大跌眼镜。仅此一点，就可以想象出最初的京师大学堂如何官僚封建与混乱。
京师大学堂的教育管理体制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影响，清末推行的奖励学堂科名出身的制度，导致学堂成为获取功名的敲门砖。1915年，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哲学大师的冯友兰先生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据他回忆：
当时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想着，来上学是为了混一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当时法科是一个热门，因为人们认为上法科到做官是顺理成章的，文科是一个最冷的冷门，因为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
相比之下，在学堂当教员倒不如做学生有前途。例如，浙江举人陈汉章学问渊博，京师大学堂想聘请他去任教，但是他听说大学堂毕业就等于是翰林，宁愿到大学堂做学生，以博取翰林之名，也不愿意去大学堂任教。如此一来，教员们也懒得认真上课，要么把以前的讲义拿出来分发给学生，然后照着读一遍，要么频繁请假，忙于外面的营生。到了考试之时，谁也不愿意、更犯不着得罪这帮官宦子弟，教员往往把考试范围划给学生，学生混个及格，教员落个好人缘，彼此都欢喜。
当时京师大学堂教员的不学无术，学生们的吃喝嫖赌，校风的败坏虚浮，管理的混乱腐败，可谓臭名昭著。1913年，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之时，对北京大学的乌烟瘴气这样描述：
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富豪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
也许，顾颉刚对北京大学乌烟瘴气的渲染，难免夹杂一些夸大之词，但是，后来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对北京大学不良学风的深恶痛绝，则是公允客观的：
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
蔡元培将北京大学校风的腐败归结于前清遗留下来的科举应试教育体制，这个认识是精准的。按照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的经典观点，事物的起源决定了本质。京师大学堂在民国时期如此混乱腐败，其本质是由于它是晚清政府在当时科举考试制度盛行的现实背景下创立的，直到科举制度废除之前，京师大学堂都是官宦子弟进入上流社会的阶梯。这样的本质决定了重塑北大校风必须先从铲除“科举时代所遗传之虚荣心”开始。
其实，针对北京大学痼疾进行改革治疗，蔡元培并非第一人。作为民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严复也发现了北京大学疾病缠身的严重现状，为此，他给北京大学开出的治疗药方是用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精神取代封建主义教育体制。在他任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第一次把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引进北大，他对原有“书院国子（学）之陈规”给予改变，将“经学”、“文学”合并为“文科”，增加了自然学科，明确提出大学的宗旨是“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
遗憾的是，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教育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强烈恐慌和不满，对此采取严厉的打压政策，以关闭北京大学相威胁。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强大压力，严复被迫辞职。随着这位著名学者的离去，北京大学刚刚燃起的自由主义教育之光随即熄灭了。
1912年，马相伯被袁世凯总统府聘为高等顾问，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这位在民国时代被尊称为“国之大老”的传奇人物，在任职演讲中发表了“何谓大学”的经典观点：
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云。
五年之后，马相伯的学生蔡元培同样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站在这里的演讲台上，发表了他对大学的看法：“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与马相伯对大学的理解何其相似！但是，历史让后人记住的历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只有蔡元培才是永远的北京大学校长。这自然有着合理的依据，因为无论是严复还是马相伯，对北京大学的改造都是一种针对局部病灶的微创手术，虽然治疗的手法正确、目标精准，但是，其结果只能是让病人活下去而并非痊愈，只有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是全面而彻底的。这与其说是民国的历史成就了蔡元培，不如说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科学的治疗方案成就了民国高等教育。
1916年6月，袁世凯暴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9月，尚在法国旅居的蔡元培收到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邀请其归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电文。接到电文后，蔡元培由法国马赛乘船归国，11月8日回到上海。12月26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于1917年1月4日到校就职。
历史选择了蔡元培作为民国教育总长，也注定了他与这座京师大学堂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因缘。
1912年，蔡元培发布《大学令》，要求“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倡导高尚学术研究，为当时的高等教育明确了方向。易名后的北京大学，从第一任校长严复，到何燏时、胡仁源，乃至蔡元培辞职之后的蒋梦麟、胡适，都一本蔡元培《大学令》中的倡导高尚学术研究的宗旨。
当今人以崇敬之情仰视北京大学的时候，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首先就会想到蔡元培。而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第一天的仪式，则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中国教育史上最经典的瞬间：
1917年1月4日，北京大学门口，全校校工们聚集在一起，恭恭敬敬地排队等候新校长蔡元培上任，绝大多数人仰慕其大名，尚未见过其人，无不想借此一睹其风采。大家按照自己的想象，描绘着这位前教育总长、著名学者的模样。不久，新校长来了。令众人吃惊的是，这位新校长并没有像此前的学校官员那样高傲地享受众人的膜拜，而是优雅地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了一个躬。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脱帽还礼。此前的北京大学一直被称为“官僚养成所”，蔡元培却没有把北大校长当成一个官职，其平淡低调的大儒风范，让全校师生大为惊讶的同时，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入主北京大学之后，蔡元培整顿学风，消除积弊，短短数年时间，北京大学“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在蔡元培辞职后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非常钦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他非常形象地将蔡先生出掌北大比喻为“在静水中投下革命之石”。蔡元培能够让北京大学“化腐朽为神奇”而投入的“革命之石”，其中有几点一直被后人称赞：
其一是铲除了封建科举教育的遗毒，在学生中树立求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的新风。从封建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蔡元培，深知旧学堂学生观念上的腐败低俗，认识到北京大学“著名腐败的总因”在于学生观念上的错误──他们进大学的目的完全不在于求学，而是将其作为升官发财的工具。因此，蔡元培提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为此，他向北京大学学生提出一要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而不是升官发财；二是砥砺德行，品行谨严；三是敬爱师友，以诚相待，互相劝勉。
其二是整顿学课，教授治校。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长之初，发现学校“学课之杂乱”是声名狼藉的一大原因，为此，他重新整顿学生授课内容，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授课模式进行课程改革，去除陈旧腐朽的非学问研究低俗课程。在学校管理上，蔡元培创造性地为后人提供了“教授治校”的模式。早在1912年10月，民国政府颁布的《大学令》里就已经体现出这种现代化的大学管理模式。根据《大学令》，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
蔡元培的“教授治校”政策有着多重的价值，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北京大学管理中的政治力量边缘化，避免了校长独断专行，确保了有个性、有才华的学者在北京大学担任教员的自由——这当然需要蔡元培具有惊人的雅量。1918年，蔡元培为了提升北京大学师生的道德修养，在校内组织了进德会，倡导加入的会员能够拒绝嫖、赌、纳妾等陋习，此举得到校内广大师生热烈赞同，但是，师生是否加入进德会全凭自愿，领导绝不勉强。当时在北京大学一向以作风狂放著称的著名学者黄侃对此并不领情，他毫不客气地退回了邀请其加入进德会的志愿书，并声称：“入会与否系个人自由。此时信向不出本心，则时守之不力，万不敢自欺复欺。”对此，蔡元培非常尊重他的选择，绝不干涉。另一方面，对校外而言，这一政策确保了北京大学不受当时政府过多干涉和控制，获得了宝贵的学术自由发展空间。
当然，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不拘一格聘请名家，并允许思想自由的教育观念。
为了保证上课质量，蔡元培不拘一格聘请国内著名学者前来上课。他聘请教师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看学问，二看态度。前者注重教师的学术成就，后者关注教师对待学问研究、学生的兴趣态度，不但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而且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北京大学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聚集了国内大批最有才华、最有个性、最为著名的学者。蔡元培不拘一格聘请教员的方式，以及允许不同思想流派交锋争鸣的包容自由态度，成为北京大学精神的文化符号。例如，蔡元培在成功聘请当时国内最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等人的同时，又网罗了旧派人物辜鸿铭、刘师培等人，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直被誉为民国以来教育界的佳话。
1916年12月26日，就在教育部正式下文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那天，蔡元培很早就来到北京前门外大街的一家旅馆，拜访因为宣传新民主思想而名声大噪的陈独秀。但是，陈独秀并没有给这位校长面子，当时并未应允。此后，蔡元培几乎每天都早早来此拜访陈独秀，有时候来得太早，陈独秀尚未起床，蔡元培就独自静静在门外等候，一直到陈独秀起床。陈独秀本来就敬佩蔡元培学贯中西，又见到他如此诚恳平易，遂答应到北大任教。蔡元培亲自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于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的加盟，北京大学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除了陈独秀，蔡元培聘请的国内著名学者还包括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马叙伦、沈尹默、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高一涵等人。而在理工科方面，蔡元培则聘请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瑮担任理科学长，其他著名学者包括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何杰、翁文灏、王星拱、李书华等人。一时间，北大名师荟萃，星光闪耀。有研究者统计，仅在1918年初，北大全校共有教授90名，从其中76名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名，占56.6%；50岁以上者仅6名，占7.9%。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只有21岁，胡适、刘半农也只有二十七八岁，陈独秀也才38岁。如此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教师，带着新思想猛烈地将此前陈腐僵化的旧学堂风气涤荡得一干二净。
蔡元培聘请名家只注重学识水平，绝不唯学历论。当时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学者，要么享有盛名，要么拥有留洋经历。但是，对于来自民间的社会底层的人才，北京大学的大门同样对他们永远敞开。
1922年，自学成才的民间音乐家刘天华来到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被蔡元培先生聘请为二胡、琵琶教授，此事在当时学界被传为美谈。同样，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国学大师的梁漱溟，当时考取北京大学未果，后来，他在当时国内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一文，其新颖独到的观念引起学界的关注，蔡元培也将其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由于蔡元培网罗人才不拘一格，学者们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新旧态度相互分歧、涤荡，甚至激烈交锋。这里既有新思想最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有曾经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刘师培、顽固守旧的黄侃、反对共和的辜鸿铭以及尊孔教的梁漱溟等人，而这些人或著文，或开设讲座，或登台授课，各抒己见，各行其道，尽情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甚至相互驳难，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发挥到极致。
自京师大学堂创办以来就呈现一潭死水之态的北京大学，被蔡元培突然抛入了几块石头激起无数浪花。一时间，用来装门面、混日子的北京大学，成为整个民国高等教育聚焦点。各种先进的思想、教育方法、学科内容在北京大学遍地开花，一扫污浊卑劣、官僚封建的不良习气，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激烈争辩交锋，师生之间坐而论道，平等自由。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先生曾说：“没有先生，北京大学便不会如此伟大；没有伟大的北京大学，中国教育文化不会有如今的可观。”这个评价并不过分。
时至今日，关于当时学者之间自由争鸣、相互驳难的趣谈故事，说法不一，版本各异，但是，下面这样一个比较流行的版本，可以大致再现当时北京大学浓厚的学术自由空气。
在北大三院礼堂里，留美博士胡适正在用资产阶级观点讲授《中国哲学史》。与此同时，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则有旧学功底深厚的孔教派教员梁漱溟在讲孔孟之道。二人的课都排在星期六下午，各讲各的观点、体系，让学生自由选择。在文字学方面，旧国粹派的黄侃和新白话派的钱玄同，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唱对台戏。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讲我的“的了吗呢”。
谈到北大的自由开放精神，还是要再一次谈到北大教授黄侃狂放的行为。这位被周作人称为“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脾气乖僻到令人不能恭维的国学大师，生性狂放桀骜。他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切磋学问过程中一言不合，竟然要以刀杖决斗。据说他在北京大学任教之时，常常在讲到紧要处时，就会突然停下来，对着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仅靠北大这几百大洋的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就另外请我吃馆子。这样的魏晋风度在当时的中国，世人皆知也许只有北京大学才能容纳得下，殊不知恰恰因为他们的狂狷和才华，才真正演绎了北京大学自由开放的精神境界。
这些国内著名的人物，之所以纷纷接受邀请去北京大学任教，并不是因为优厚的待遇和北京大学的招牌，因为当时的北京大学在人们心目中简直是臭不可闻。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学理念，让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学术最自由的发源地，由此奠定了其今天在国内高校执牛耳的尊荣。而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创的这种风气，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经过整治的北京大学，校风明显有了改观，当时亲历变化的罗家伦如此描述北京大学的新校风：
我们不但在宿舍里早晚都进行激烈的争论，也聚在其他两个地方进行这种辩论：一个是中文系教员休息室——你可以经常在那里找到钱玄同，另一处是图书馆员办公室（即李大钊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任何等级之分，无论谁都可以加入讨论。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见解，同时也将面临批驳。这两个地方每天下午三点以后都站满了人……这两个地方有一种真正学术自由的气氛。每一个加入讨论的人都带着一种亢奋的情绪，以致常常忘了时间的存在。有时，有人会离开一个地方而去另一个地方参加讨论，并且边走边讨论……文学革命记忆对旧社会和旧思想的抨击即从这两个地方发生。
北京大学成了“对旧社会和旧思想抨击”的发源地，这在不久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得到了验证。当人们为之欢呼雀跃之时，另一个不曾想到的后果也随之出现了。
1919年，五四学潮在北京大学爆发，出于对学生正常学习以及社会秩序的考虑，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力劝学生不要上街游行，声明他可以代学生向政府进行交涉。但是，学生群情激奋，已经无可阻挡。事后，数十名学生被捕。5月4日晚上，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大会上郑重声明：发生学潮一事，校长应该引咎辞职，但是，在他辞职之前，会负责把被捕的学生营救保释回来。7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以及蔡元培等人的各方努力营救之下，被捕学生全部获释，学潮遂逐渐平息。第二天，北洋政府正式批准了蔡元培的辞职申请。
蔡元培的辞职在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学生认为北洋政府强迫蔡元培辞职，已经平息的学潮轰然又起。5月19日，北京大学联合其他高校罢课请愿，国内其他高校随即闻风而动，全国范围内的学潮迅速蔓延。但是，蔡元培坚决推辞。在多方势力斡旋之下，留美博士蒋梦麟临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后人在解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往往热衷于赞美北京大学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精神，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经历1917年改造后的北京大学，正在从一个摧毁封建官僚养成所的西方近代化大学，滑向另一个不好的极端。此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已经被狂热的学潮运动冲昏了头脑，他们在学潮运动中尝到了政府屈服的甜头，享受到打倒官僚统治的快感，对待政府和校内管理逐渐变得强硬起来，动辄以学潮要挟政府，对于学校的规定也日渐不满，最终连学校正常规定的讲义费也不愿意上交，一旦收费就闹学潮。校风从封建官僚衙门式的旧习气完全滑向了无法无天、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校长蒋梦麟曾这样描述经过五四运动狂潮之后的北京大学学生：“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如果说身为校长的蒋梦麟必须站在领导者的角度和立场上看学生，对北京大学学生的描述有点夸大的话，那么，当时年仅26岁，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国学大师的梁漱溟先生的话，则可以进一步证明蒋梦麟对学生的描述是事实。梁漱溟先生直言：“我们没有法律、司法的意念……这是我们民族的弊病。”乃至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位老教授对蒋梦麟如此感叹：
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梁漱溟和北大教师们的话道出了北京大学此时的难言之痛。面对封建官僚养成所，北京大学最需要的是学生自觉的革命精神，学潮的爆炸力量可以彻底摧毁封建学堂的各种陋习，但是，面对已经初步进入资产阶级民主管理轨道的新式大学，最需要的则是让狂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恢复学校应有的秩序和理性。很不幸的是，砸碎了封建枷锁的大学生们正在疯狂地以自由之名摧毁为之奋斗获得的自由，因此，他们不得不再次陷入用沉醉于权力和自私打造出来的枷锁。
这当然不是缔造北京大学自由精神的蔡元培先生之错，而是梁漱溟先生所言的“我们民族的弊病”。既然是民族的弊病，就不可能仅仅发生在北京大学一所学校内，同样经历五四新思想涤荡之后的清华大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学生梁实秋，在后来如此描述了当时学生闹学潮的荒唐行为：
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罢课这个武器用的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讨厌的荒唐行为。
如此混乱的局面，再一次把蔡元培逼迫回到了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上。1919年9月，蔡元培重新回到北京大学。此时的北大学生已经成了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1921年，因为政府欠薪，教职工罢教，学生声援罢课。1922年10月，学校规定收取学生讲义费，引发学生罢课，并包围总教务长蒋梦麟的办公室，强迫蒋梦麟取消此规定，最终经过蔡元培的斡旋，风波得以平息。
学潮风波平息了，却并不意味北京大学教育改革的进程结束了。事实上，由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孕育出良好学风的北京大学，同样也被疯狂极端和躁动不安纠缠。作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接替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说北京大学能够屡经风潮而巍然独存，乃是因为两大原因——大度包容、思想自由。但是，“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这正是1917年教育改革之后的北京大学面临的新问题，也是蔡元培之后北京大学数任校长在继承蔡元培开创的北大精神的同时，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此弊病不除，所谓的思想自由就只能是一种极端自私的无政府主义，所谓的北大精神也就无从谈起。
陈平原教授曾这样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蔡元培先生的功劳是否被无限夸大，这个固然值得商榷，但是，接替蔡元培的蒋梦麟校长对于北京大学精神的发展功不可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经历了1917年重大改革之后的北京大学，从死气沉沉的官僚养成所，变成了一个随时都会被点燃的火药桶，其治理的难度并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这就给接替者带来了新的麻烦，而正是一代又一代北京大学校长们的薪火相传，才最终成就了今天的北大精神。
民国教育人物
马相伯：国之大老
在封建中国，寿则多辱。
在生命逝忽若浮的乱世，长寿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生命愈是长久，遭受的屈辱往往越多。1840年到1939年，这是一段长达百年的历史区间，也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浩劫的苦难史。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想不出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一百年的时间里遭受如此密集的战争蹂躏，也想不出又有哪一个民族能够甘心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太多的灾祸困难只会令人麻木心碎，无法知晓一个生活在风雨如磐暗夜里的世纪老人，在亲历太多的国难之后，是否还能够在人生的古稀之年有一丝的悸动不安？但是，对于真正的思想者，如此漫长的人生困难恰是考问其对国家、民族、社会历史担当的试金石。接下来要谈到的这个人物，是一个在历史百年长夜中闪出光亮，照亮了整个时代，温暖了几代人的思想启蒙者。
马相伯，耶稣会神学博士，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生逢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逝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的1939年，在世整整一个世纪，其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亲身体会人生沧桑之波折、社会巨变之迅疾、民族罹祸之痛苦、国家败落之愤懑，令人唏嘘扼腕。然而，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伟大情怀，为民国高等教育书写了一段前无古人，也许亦是后无来者的世纪传奇。
1912年，民国成立之时，马相伯已经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这位在晚清帝制下生活了几乎是许多人整整一生的老人，此时迎来了人生教育事业的高峰。
马相伯的强国教育理念的生成，缘于乱世的特殊社会背景。1840年4月18日，马相伯出生在江苏丹徒，5岁入私塾接受儒家经典教育，深厚的儒家传统文化对其影响甚深。由于家庭成员信奉天主教，马相伯又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整个青年时代，马相伯深受晚清旧学与西洋宗教神学的双重影响，前者为其从事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经学基础，后者则给了他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当亲眼目睹了软弱的清政府屡遭西方列强欺凌的不堪情状，亲历了弱国无外交的尴尬卑屈之后，他逐步产生了“教育强国”的思想。在他看来，“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教育乃立国之根本，国与国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无者。非如革命仅一时之事，而不可一日或多”。
但是，当时他的教育强国思想在昏庸的清政府执政者面前，不过是一个老年人的梦呓罢了。政府的腐败更加坚定了马相伯以教育救国的决心。他毅然把祖上遗留的松江、青浦3000亩田地，以及全家积蓄下来的房产变卖，一共筹集到了50万元，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后来，他以此基金为基础，创办了震旦学院。
现实生活是如此的悲苦，社会现状是如此的无可救药，生命宛如朝露，人生命运不可捉摸，还有谁愿意倾家荡产去做教育强国的梦？生活于乱世之中的马相伯，对于这次毁家兴学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这可以通过他在1937年，也就是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之时，还深情地撰文回忆这次在世人看来癫狂的行为，窥见其内心对教育强国之梦的执着与忠诚：
慨自清廷外交失败，国人不知公法，又不知制造，故创设震旦以救之。……以故曾将家产三千亩捐为震旦基本，又于建筑时曾捐现洋四万元。时地基价一亩约四百元。又英法两租界地八处，当时价值十余万。
这就是著名的震旦学院的由来。“震旦”本是梵文里对古代中国的称呼，含有“东方旦明”之意。马相伯取此校名实为以教育拯救中华之寓意，这对于当时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马相伯而言，可谓是用心良苦。办学之初，他宣布了三个办学信条：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谈教理的教学方针，这不管是对当时晚清旧学遗风浓厚的学堂，还是对宗教神学色彩强烈的教会学校来说，都是新鲜而进步的。当时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听闻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乃至狂喜惊叹曰：“吾今乃始见我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喜欲狂。”出自震旦学院，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则说：
我国之有新式学校，业已三四十年，其含有国家民族之意识，致力于近代科学，而不受殖民地教育思想束缚者，实以震旦开其新纪元。
震旦学院在民国教育历史上的显赫地位，始终与强烈的政治爱国热情血脉相连。这一点，由震旦学院培养的学生很多成为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便可以说明，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贝寿同、项微尘、马君武等均为该校学生。
震旦学院崇尚科学的教学方针，严重触怒了教会，为此很快被扼杀。这对马相伯本人而言，无疑是一场理想和经济上的双重浩劫。教育强国的理想被现实击毁粉碎，经济上倾其所有之后竟沦落至全家生计都成了问题。但是，这次失败并没有动摇马相伯对教育强国理想的追求。震旦学院解散了，但是，另一个脱胎于此母体之上的更伟大的生命诞生了。
1905年，马相伯在吴淞提督行辕旧址上创办了“复旦公学”。马相伯取“复旦公学”之名寄寓了极其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复旦公学的创办是为了纪念被扼杀不久的震旦学院，以此寄寓脱胎震旦学院再续教育强国的理想——复旦者，恢复震旦学院之意也；另一方面，“复旦”一语本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里的《卿云歌》，其原文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思是日月光华照耀，辉煌而又辉煌。马相伯以此命名仍是寄予“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
复旦公学最初并不是大学，而是类似于官办高等学堂。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吸取了震旦学院依附于教会而失去教育独立精神的教训，试图通过社会捐资摆脱教会影响。为此，《复旦公学章程》开宗明义地承认“本公学由各省官绅倡捐”。但是，此后由于办学经费紧张，官府捐助的支持力度逐渐占据上风，这可以从学校捐助者与政界的关系上看出。民国之初，复旦在上海的复校得到了民国政府的大力资助，1913年，复旦董事会名单上出现了孙中山、陈英士、于右任、王宠惠等民国政界名流的大名。复旦大学终于在民国初年完成了从社会捐助独立办学到政府国立大学的转变，虽然这违背了马相伯的纯粹社会捐助独立办学的初衷，但是，复旦大学能够在乱世之中一息尚存，政府的资助无疑居功至伟。而且，复旦大学并没有因为民国政界的介入，就完全成为政府的附庸，从而丧失马相伯始终坚持的革命独立自主的大学精神。相反，马相伯早期办学倡导的独立自由精神，奠定了民国时期复旦大学革命自由独立精神的最终形成。
复旦公学成立之初，鉴于在教育界崇高的威望，马相伯被推荐为复旦公学第一任校长。在马相伯的主持下，学校聘请了一大批国内著名学者前来任教，严复、袁希涛、熊季廉等等著名专家云集复旦公学。在教学理念上，马相伯倡导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反对学生拘泥于古训戒律，引导学生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他明确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专门开办了各种研究会和演讲会，规定每个星期都召开演讲会，拟定学术讨论的题目，然后让学生各抒己见、辩论演讲，学生的学习热情被大大激发，学术自由精神亦因而渐长。
为了改变当时国内旧制学堂僵化专制而缺少独立自由精神的现状，马相伯创造性地在复旦公学首创了“学生自治”的管理办法，即除了他自己担任校长职务以外，其他各种事情均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全校除了校长和一个总干事、会计为固定职务外，其他所有管理人员均由学生自己民主选举，轮流担任。学生管理的内容小到食堂、后勤，大到学校行政管理，整个复旦公学成为学生自治的世界。学生积极参政的热情被彻底释放，民主意识随之爆发，由此奠定了复旦大学成为“革命之学校”的基础。这当然得益于马相伯的民主独立办学理念。马相伯曾言：“须知民国之民，其自身贵自治，贵自立，贵自由。惟自治而后能自立，惟自立而后能享用七大自由权。”
事实证明，马相伯在复旦公学实验的教育强国方针是成功的。复旦公学以原来震旦学院的学生为主体，又在社会上招收部分人员，从复旦公学创办到民国元年，复旦公学一共培养了4届高等正科毕业生，共57人，招生人数规模虽小，但有成就者众多。其中，成为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的人员就有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张大椿、曹惠群、李谦若、李兆濂、陈寅恪、竺可桢等。如此成就，堪与孔子弟子三千而贤者七十二人相媲美。
1912年，复旦公学的吴淞校址被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学生星散。眼见自己亲手创办的学校面临解散，马相伯为此积极奔走。在于右任、蔡元培等人的积极帮助下，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专门批复复旦公学复校，并划拨专款，选定上海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作为复旦校舍，复校工作顺利完成，从而奠定了今日复旦大学的基础。1917年，复旦公学正式升为复旦大学。从震旦学院到复旦公学，再到复旦大学，马相伯几乎以一己之力双手托起民国时期国内这所最著名的大学，使其免遭覆灭之灾，而其早期培养孕育的复旦学生自由独立之精神，也从坚厚冰冷的封建专制土壤下破土而出，在民国的黑夜中恰如日月光华。作为民国初年国内最具革命独立精神的大学，“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成为复旦办学的一大特征。后来的复旦大学校歌还出现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的词句，可见马相伯这一教学理念对复旦大学的影响之深。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复旦大学师生闻风而动，积极响应北京大学的革命行动，正是马相伯倡导独立自由大学精神的必然结果。
1912年，马相伯被袁世凯总统府聘为高等顾问，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发表著名的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的观点。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风乌烟瘴气，封建学堂习气浓厚，马相伯把复旦大学自由革命精神移植到北京大学，为北京大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1917年，即复旦公学升为复旦大学的那年，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方针，使北京大学迅速成为民国时期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大学。但是往往被后人忽略的是，马相伯的复旦大学早已经实践了这种独立精神许多年了。作为蔡元培的老师，马相伯不仅通过创办复旦大学实践着这一民国时代最崇高的大学精神，而且，还通过自己言传身教影响着学生蔡元培，使之成为北大精神的滥觞，影响了北京大学。
从早夭的震旦学院，到命运多舛的复旦大学；从教育强国的美梦破碎，到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革命精神的风行，一位70多岁的老人，用自己的爱国热情与混乱的时局展开了一场铁血角逐，其苍凉的背影也因此成为民国早期动荡历史风云之中最令人难忘的记忆。
政治，在光鲜的荣耀地位背后，往往充斥着血腥卑劣、阴险罪恶。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轮回交替变革中，政治教育也被赋予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要么是寡廉鲜耻的歌功颂德，要么是疯癫狂热的无私奉献。试想：经历如此折腾、浸染和蹂躏，又有多少鲜活的生命个体能够保持高洁的人性？马相伯在民国时期开启的政治教育，向我们诠释了真正的政治教育内涵，在政治理想与教育事业的双重追求中，奇妙地演奏出和谐的旋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成功的政治教育。
1912年，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已经73岁高龄的马相伯被孙中山钦点为南京市长，后又代理江苏都督兼内务司长，时人皆尊其为“国之大老”。1914年，他历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执着的教育事业追求，给了这位老人展示双重演奏政治教育交响曲绝技的机会。
一直到今天，人们对马相伯政治教育的神奇功效仍然津津乐道，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其在民国初年的一次震慑邀功争赏军人的演讲，这个故事算得上是马相伯政治教育理念“感性显现”的最佳范本。大致的情况是，一大批军人为了个人私利，对上司颇为不满。军人们相互争吵，甚至剑拔弩张，气氛极其紧张。为了缓和气氛，说服这批军人，马相伯被邀请来演讲。马相伯给这批谁也不服谁的军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老妈子看护小主人，日夜辛苦，须得报酬；但是皇太后抚养皇帝，皇后抚育太子，虽然她们是在抚养一国的君主，功劳比老妈子看护小主人要大得不可比较，然而皇太后、皇后却不曾要报酬、要工钱。诸位！你们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皇太后、皇后，而不是我们中华民国雇来的老妈子！你们的功劳辛苦虽大，却都是分所当然。
马相伯的一席话，让这批军人彻底没了脾气。其演讲看似恭维，其实讽刺；看似纯粹的口才演说，其实蕴涵着马相伯在民国时代一以贯之的政治教育理念──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强国，强国首先要求每个受教育者爱国。他以政治家的身份宣扬教育爱国的理念，神奇地把爱国教育与政治宣传嫁接到一起，这种魄力和才华，绝不是一般政治家和教育家所能够具备的。教育独立往往意味着不做政治的附庸，但是，教育绝不排斥崇高的政治理想，相反，教育应该把政治理想追求作为解决危难时局的教育理念加以实践。马相伯在政治宣传中融入爱国教育的同时，还在教育中融入政治理想追求。
如果不是生在乱世，百年的寿命足以给任何一个生命个体太多安逸享受生活的机会和空间，但是，命运总喜欢捉弄人。马相伯生于战乱，逝于战乱，其间王朝更迭、政党纷争，他见证了晚清和民国时代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历史，看到了太多不愿意看见的民族灾难，对于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教育家而言，如此漫长的人生旅程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其内心之惶恐痛苦绝非同样长寿却贪图儿女天伦之乐的乡野村夫可比。在他百岁大寿之际，曾如此痛心地对前来探望的胡适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其忧虑国家前途之迫切，足以痛彻骨髓。
如果把一百年的时间丢弃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如一粒石子在水面泛起淡淡的涟漪。然而，对于这样一位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老人而言，百年的生命专注于唤醒沉睡的国民却未能如愿，其沉痛郁愤之情何以堪？斯人已逝，在远去的民国历史逝波中寻觅马相伯先生政治教育的精髓，当为今天教育者对其未竟遗愿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