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很喜欢出去旅游，但是因为工作忙，即使出去也跑不了多远，一般最多就是两天能打个来回的地方，经常想着哪天休个长假，去国外看看，尤其是风景特优雅、环境超宜居的北欧都市。
比如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丹麦的的首都哥本哈根，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当然也少不了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下面这个事件，就和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关。
这个事件不是流程最长的，但是可以说，它是我经历过的事件中延续时间最长的。
我是2007年入职的，早在我进中心之前，这件事情的前奏就发生了，而当时的经历者，正是我们中心前主任D本人。
D主任回忆，早在2006年的秋天，一个小伙子就抱着一个很小的小孩子到中心来检测过，当时是她亲自接待的。
现在时间过去很久，记忆已经非常模糊，完全不记得小伙子长什么样了，主任只记得当时他和很多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人一样，结果没有出来的时候，焦急万分心神不宁的，等结果出来，就喜笑颜开，拿着结果欢天喜地地走了。
因为鉴定结果是：匹配。
当然这种人生悲喜剧在我们中心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完全不足为奇，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件狗血的后续事件，这个小伙子肯定会被我们淡忘，而主任也肯定不会回忆起他来。
后续事件发生在六年之后，也就是2012年。
某天，一个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三十多岁男人冲进我们中心办公大厅，径直来到前台，圆目怒睁，朝满脸堆笑站起来正欲迎接的前台妹子大声质问道：D主任呢？我找D主任有事！
当时我们主任已经退休，妹子自然微笑着解释，说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直接咨询她们。
男子很生气，说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极度不负责任，检测机器也有问题，害得他好惨，说D主任工作有很大的失职，要前台妹子联系D主任，说他这个事情必须D主任出面才能够解决。
当时男子火气很大，妹子苦劝不听，场面一下闹得不可开交，而新主任当天正好又休息不在，这个时候中心所有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望着一个方向——杨姐的办公室。
果然，杨姐办公室门砰地一声打开了。
大姐大杨姐，带着王霸之气，龙行虎步众望所归地走了出来，我和涛哥等其他几个有独立办公室的鉴定师，除了当时有委托人在不方便的，全部鬼鬼祟祟地跟着出来看热闹。
杨姐大步走上前去，简单问了下前台妹子情况，就朝正焦躁不安咆哮不已地男子大声道：先生，您先别冲动，D主任已经退休了，不在本市，我们暂时也联系不上她，您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和我说就行。
男子怀疑地看了杨姐一眼，道：你是什么人，说话能算数？
杨姐肯定道：我是中心的副主任，主任今天休息不在，有什么事情和我说，我尽量给您解决！
男子鼻子里哼了一声，点点头不再说话，跟随杨姐走进她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在两个人进去后就砰地一声关上了，留下了大厅里一群不明真相，大眼瞪小眼的吃瓜群众。
一会功夫，男子就走了出来，虽然余怒未消，却也没有再多做纠缠，直接出了中心大门。
片刻之后，我就被杨姐单独叫进办公室，为了怕我担心，杨姐直接告诉我情况：
原来这个男子在几年之前就来中心做过鉴定，当时是D主任接待的，男子因为妻子的某些不寻常的主动，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最终的鉴定的结果却是匹配，这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当然那时男子也非常高兴，回去把对妻子和孩子的愧疚变成了关爱，照顾得无微不至。
但是几年之后，也就是前段时间，男子发现妻子出轨了，在掌握了确切的证据之后，妻子告诉了他实情，而且还透露了一个让他崩溃的消息：孩子很可能不是他的！
于是男子迁怒到之前帮他做鉴定的D主任身上，认为如果鉴定结果肯定有问题，害得他做了好几年乌龟，便跑到我们中心要讨个公道。
杨姐简单问了下情况，因为男子正在气头上不愿意多谈，只是说肯定是我们中心的失误，要我们中心向他道歉并赔偿他的损失。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杨姐一方面让男子回家取上小孩的检材再做一次鉴定确认，另外让中心调出之前的档案，并让我打电话给D主任，询问是否记得这么一回事。
档案调了出来，电话也接通了，都确认了有这么回事。
杨姐安慰我，要我别急，说等男子带着检材来鉴定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还好没有让我担心太久，第二天一早，男子就来了，当然是做加急鉴定，结果一出来，我和杨姐傻眼了：
因为鉴定结果居然是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