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一生，是充满曲折而卓越、多事而不平凡、壮丽而悲凉的一生。有人说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体弱多病，却能在工作与事业中取得惊人的建树；他没有任何真正的学历，却能依靠自己的勤奋与聪颖解决一个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他一向对陌生人采取缄默和回避的态度，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曾在全世界引起过强烈的共鸣；他一生致力于炸药的研究与发明，却是位和平主义者；如此等等。分析这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生，就不难发现，这样的人生展现，来自一个伟大的胸怀和一个崇高的理想，那就是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和对人类进步的追求，而这种理想与追求是在他那特殊的经历中形成的，继而又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曲折的人生奋斗中展示出来。
诺贝尔充满了对和平的渴望。他渴望和平，不仅仅是由于他逝世后设立了和平奖，鼓励世人去为和平而奋斗才表现出来的，这种渴望在他逝世前的许多方面都有所表露。而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在幼年就开始了的。童年时期，他长期有病，身体虚弱，与人接触少，养成了内向、沉思的性格。他愿意观察生活的奥秘和大自然的现象，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对人间的罪恶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慨，这种思想在他青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他有一种勇敢的开拓精神，却丝毫没有争夺权利的欲望；他有一种奋力攀登科学与发明高峰的极大兴趣，却没有一点掠夺别人财产的愿望。他反对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与欺诈，就是同个人争吵，在他一生中也是没有过的事。他写道：“我避免争吵，就像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对那些给我充分理由与之吵架的人，也是这样。”他始终都坚持了与人为善和和平相处的人生原则。虽然他从事着商品生产与交易，但在那个充满尔虞我诈的竞争时代，他却靠着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对趋势的敏感、对未来的筹划能力取胜，而不是靠巧取豪夺。商业生活中的欺诈，政治生活中的黑暗交易，对他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他憎恶战争，反对战争，认为战争是“恐怖中的恐怖，各种罪恶中的魁首”。他对当时发生的一些战争的动机感到无法理解，认为这种战争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争权斗殴被扩大为集体的舞台表演罢了。可惜的是，他的这些思想与态度，并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注意与重视，因为那时人们都将他与炸药、与武器联系在一起，认为“他是一位靠制造杀人武器而发家的人”。
在1888年的一天，诺贝尔清晨醒来拿起报纸，却见到了关于他逝世的讣告。这条讣告将他说成了“甘油炸药大王”“靠制造毁灭性武器发大财的实业家”。原来二哥路德维格逝世，一位粗心大意的法国记者竟将路德维格当成了他。这条弄错了人的讣告和由此引来的对他的一些评价，使他感到震惊和难以忍受。他感到世人对他的理想与追求并不理解，他气愤地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能够不被人误解或不被人讲坏话的事情。”他研究和发明炸药，目的是为了用于生产和征服自然，对可能会被用作战争的武器曾表示过忧虑，但他更坚信炸药将会在人类生产和征服自然中起到巨大作用。他感到自己的发明仅是应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应用，肯定会造福人类，但如果用来危害人类，这不是他的本意。就像武器，它既可以保卫和平，又可以用作屠杀人民的工具，这个责任，是应由应用者还是应由发明者来负呢？他坚信自己的追求总有一天能被人们理解。而今天，他发明的炸药和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也同先此的我国的黑火药和后此的核能、激光、火箭的发明一样，终于得到了人们的公正评价。
诺贝尔追求并维护和平，在许多场合和给许多朋友的信件中都有所表露。1886年1月他写道，他对于“在这个爆炸性的世界上能够看到开放得像玫瑰花那样鲜红的和平之花，抱着越来越真诚的希望”。1896年2月他写道，相信“任何走向和平的有价值的一步，都将结出果实来”，对和平事业充满了信心。他与后来倡导和平运动的贝尔塔（出嫁后叫伯莎·冯苏特纳）保持了很深的友谊，双方就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交换过不少意见。他在给贝尔塔的一封信中曾写道：“我若能协助和平大会把工作推向深入，哪怕是微小的一步，我将会感到莫大的幸福。”表达了他对和平事业的心情。他参加了1892年8月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并为世界和平大会的筹备提供了资金援助，尽到了一个发明家、实业家的努力。
充满对人类的爱，是他的伟大胸怀。在他保存下来的大量信件中，也都能看出他的这种胸怀与追求。他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而不分贫富区别相待；他对人类各种事业都关心，对它们的现状不倦地进行批评，并且经常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他愿意自己在和平中活着，也希望别人在和平中活着，愿望是“要存在，但不要受人注意”；他对自己所经营的工厂，特别注意公益和福利事业，他曾写道，如果那些没有干好工作的部门被认为应予关闭，而这一步意味着解雇工人的话，“那么，我们应该避免采取这种痛苦的措施”。曾在他的工厂工作过的职工后代们回忆说，19世纪七八十年代，诺贝尔公司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非常优越，很多年轻人常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招工的候补名册上。它还实行一种制度：在那里工作若干年之后，每个工人就可以领到每月大约30个奥地利先令的奖金”。这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企业里是很难做到的。1879年，他还写道：“当某一天世界真的变得文明时，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儿童和那些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将会毫无疑问地享受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实现这种计划，肯定会比人们想的要容易得多。”尽管他是一位发明家而不是位政治家，但他对社会的进步却充满了信心。
诺贝尔一生的主要事业在于发明，在于科学，但他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实业家、最富有者之一。他的那些工厂都是在他的发明带动下，为将他的发明变为人们可以利用的实际而建立起来的。
在他刚刚征服硝化甘油的时候，为了推动人们去运用它，他曾为建厂、为推销到处奔走，反复多次地做示范表演，对这些与转化发明成果有关联的具体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当人们接受并运用了他的发明成果的时候，他则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新的科学研究与发明之中，在一个个成功的基础上进行一个个新的起步。对于那些商品交易，他说他是“认真地，但不是热心地从事它们”，并常常为此而感到厌烦。他曾写道：“我希望安静地将我的时间用在科学研究方面，而每天带来的新忧虑，使得这种希望成为不可能的事……我希望完全摆脱商务；而各种各样的商务……对我来说，就好像兀鹰窝里的一位和解者那样，简直是一种格格不入的事情……没有丝毫理由说明，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受过商业训练并且从心眼里嫌弃它的人，应该被所有这些商业事务折磨；而我对这些商业事务，不比月球上的人更熟悉。”在1891年，他坚决辞去了所有黄色炸药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职务。他还说他“比那些竞争者有两个长处：赚钱和赞扬都使我完全无动于衷”。在他那一生难以驾驭的工作热情中，可以说丝毫没有追求金钱与荣誉的目的，也没有争夺权势的企求，也不希图奢侈的生活方式，除了理想的追求和事业的成功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诱惑他。他把巨大的精力都投入了科学研究与发明之中，直到逝世的前3天，还给助手索尔曼写信：“你送来的样品特别好，那纯粹的硝酸纤维炸药，我看好极了。不幸我的病势又加重了。我写了几行字，就觉得很吃力，但愿等到病情稍好一些，再跟你商量这件事。”这表现出了他对科学研究的热心与眷恋。
诺贝尔在童年时非常贫穷，到晚年时却非常富有，但他的一生奋斗并不是为了钱。对于钱的运用，他都是努力把它用到有意义的地方。他对社会的慈善事业非常关心，经常进行捐赠；有实际困难的求援者，尤其是为了事业而遇到困难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会得到他的慷慨资助。例如：他曾帮助瑞典工程师鲁道夫·利烈克维斯特在崩茨佛斯建立了一座电气化学公司；曾资助过瑞典年轻工程师伯格尔·里扬斯特罗姆兄弟一笔相当数量的款子，叫他们建厂去生产自己的发明成果；还资助过带加快轴的斯维自行车（变速自行车）、大马力蒸汽锅炉的设计；资助过安德烈乘气球到北极去探险；等等。1890年，他把年轻的科学家约翰森找到巴黎，让他在塞夫兰实验里进行了6个月的输血实验，诺贝尔认为“如果此事可行，将会取得很多预想不到的结果”。为此，他从母亲卡罗莱娜留下的钱里拿出5万克朗，捐献给卡罗琳医院，建立了一项“卡罗莱娜·安德烈特·诺贝尔基金，以供研究出版上述成果及辅导这种研究成果之用”。
他一生资助过多少人，可能是数也数不清。他资助这些人开创事业，是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好的开端，为社会、为人类作出一些有益的贡献；他帮助一些生活有困难或遭遇不幸的人，是因为他有过苦难的经历，希望别人能够摆脱苦难，有个好的命运。这些资助无不带着他的善良心愿。他写道：“我不问他们的父亲生在哪里，也不管他们崇拜哪个小人国里的神，因为正当的施舍，是不分国界和无须表白信仰的。”由此，一个百万富翁急公好义的形象在欧洲不胫而走，致使求援信如雪片纷来。19世纪80年代末期，他发现“邮局每天至少送来两打申请和乞求的信件，提出的要求总共至少有两万克朗，这就是说，一年至少达700万克朗”。这当中，当然少不了行骗者，这给他带来了许多真假难辨的麻烦，终于使他无法应付。于是诺贝尔就采取了另外的一种方法，“我必须声明，与其落得个肯帮助人的好名声，还不如干脆让人去讲坏话好了”。他把捐赠与资助的主要方向转向了社会慈善事业。
诺贝尔一生没有自己真正的家。他在瑞典出生，在俄国长大，后来奔走各国，他曾说过：“我工作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一生中，他为事业而到处奔走，以事业为家，这使他消除了民族成见，成为一名国际人士，能够胸襟开阔地从全人类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站在有利于人类进步的高度，他认为大量的私人财产不应该被个人继承或留给亲属，那样“将帮助懒惰，并且因此而助长损伤人类元气，从而带来灾难”。他的富有伟大意义的遗嘱，正是在这种观点下形成的。他将他的巨额财产赠给了全人类，用作奖励那些为世界和平和在科学、文学领域内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而且还不分国籍、民族、性别，不论来自哪个大陆，不论讲什么语言，这不能不令人为他的伟大理想和见识而感动。
诺贝尔的生活比较简朴。他在成了百万富翁之后，也从不随意乱花钱。他养成了生活开销记账的习惯，不管开销多大，都一丝不苟地记上，现在还保留着他一些生活开支的账单。从账单中可以看出，他对别人很慷慨，对自己则很节俭。他的衣着简单，但却非常讲究卫生；对饮食讲究一定的规律和规定，从不进餐馆吃饭。他55岁的时候，正是名声和活动的鼎盛时期，并已在巴黎这样的繁华大城市住了很久，但却从来没有铺张奢侈的表露。有人这样描绘过他当时的形象：“他是一位踏着短小而坚定的步伐，为了达到明确目标而匆忙奔走的人，一位低于中等身材、略微驼背的活跃而又严肃的矮个子的人。他的脑门又高又大，蓄着整齐的黑中带有灰的胡子。挂在他那苍白面孔上的胡子，更多地表现出他的性格，而不单是好看。在他的脸上充满着紧张和忧虑的表情，但又因他那双在浓眉下闪烁的蓝眼睛变得柔和了些。当他的近视眼需要的时候，他就将系着一条黑带儿的夹鼻眼镜夹在高凸的鼻梁上。他的修饰非常好，他的服装式样不是最新的，但都像他周围的一切东西那样，总是保持着简单、适用和高质量的传统。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表现出他是一位大名鼎鼎或非常有钱的人，乍一看来，很多生人还会把他当成一个迟钝、阴郁和无足轻重的人。”
诺贝尔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习惯。除了工作与读书，其他方面的嗜好很少。他不吸烟，不喝酒，不玩牌或赌钱，什么乐器也不会，对音乐也没有欣赏的兴趣，也从不跳舞。对一些娱乐活动不太熟悉，在邀请的客人，甚至是女士们的陪同下，他有时也到展览会、戏院和娱乐馆去，由于对马的兴趣，他还经常到赛马场去，但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个消极的旁观者，而不是个积极的参加者。在观看的时候，朋友们只看到过他平静的赞许和慈祥的微笑，而没有见到过他兴高采烈和放声大笑。他在巴黎居住了18年，他给邻居的印象是：个子矮小，皮肤发灰，以自己的风度轻轻地走来走去，既不虚张门面，也不大摆架子，对他周围的东西和服务要求不高，他总在清晨，把自己包在马车上的毛毯里，坐着马车，驰向塞夫兰实验室，而晚上则没有固定的时间回来。
诺贝尔将休息当成了生活中的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一生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成时间段地休息过，他的脑子里，充满着一个个新奇的设想，并经常为实现这些设想而不停地思虑着。可以说，从他从事科学研究和发明的时候起，他的生活就被三种不同的活动填充着：研究和实验，这是他一生的兴趣；实业事务与组织，这是他实现自己的发明成果所必需的，但他又怀有浓厚的厌烦心理；旅行，这是满足前两件活动所必要的。休息和疗养，多半是借助旅行来进行的。
对于旅行，诺贝尔一般都是精心考虑和计划的。在旅途中，他通常是在某个温泉场所或疗养院做个短暂的停留，休养一下，或通过旅途中景色的变换来进行休息，也尽可能地结合工作作出些如意的安排，如夏天到北方去、冬天到南方去等。但是，长时间的旅途生活又使他休息不好，十分的疲劳。那时的火车颠簸不停，充满了煤烟和灰尘，他把那狭窄的车厢称为“我的行进的监狱”。每当冬天，在一些大城市里，他不去那些大型的豪华旅馆，而是住在名声好并且安静的旅馆里。夏天，在那些水乡城市，他则摆摆阔气，总要在最好的旅馆里要一个套间，而且喜欢窗户对着广阔的湖水、公园和花园，但必须在背阴的一面。他很喜欢花儿，他的三座私人实验室，没有一座不带有一个管理良好的花园的。旅途中，他喜欢欣赏海洋，沐浴清风，眺望星空，沉醉于静穆的大地，却不愿置身于喧闹的环境，更不愿与人进行交谈。但不管是旅行还是借旅行来做短时间的休息，都是以满足他的工作热情与兴趣为前提的。当需要工作的时候，他绝不允许休息来侵犯工作。他有一只特制的手提式旅行箱，里面装着不管到哪儿都能开展工作的用品，以便随时进行他那充满兴趣的工作。
诺贝尔厌烦一些毫无意义的社交活动，经常借旅行等借口有礼貌地推掉这样的社交活动，但是对必要的社交活动，他则抱着积极的态度去参加。他在巴黎马拉可夫大街的别墅里接待过以各种理由来找他的人，有些拜访使他高兴，但在更多的时候，对那些无益的访问或打搅，他都感到厌烦，对由于应酬而浪费的宝贵时间感到惋惜。他在那座别墅里宴请过来看他的亲属、朋友和实业界人士，每次都非常热情、周到和充满欢乐气氛，他的妙趣横生的谈吐，增添着聚会的乐趣。他虽然自己节俭，但却不惜高价雇来烹调手艺好的厨师，拿出地窖里储备的名酒，殷勤地招待客人。对男客，他能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照顾周到；对女客，则不失礼节，热情相待，并且总为每位女宾准备一份礼物或一朵鲜花，充分显示了他的周到、细致和顾全礼仪。对亲友，除了经常回去看望母亲之外，对在斯德哥尔摩老家的亲属和他们的孩子，每逢圣诞节、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不管当时在哪里，诺贝尔总要给他们寄去一份漂亮的礼物和问候的信件，以表达他的对故乡的思念与至深的亲情。
在诺贝尔一生的交际中，能够称得上朋友的为数很少。他在早期所交的朋友有西奥多·温克勒、阿拉里克·利德伯克、卡尔·奥伯格、阿道夫·阿尔塞尔、诺登舍尔德和索尔斯顿·诺登费尔特等人，后期所交的朋友，除了前边所提到的贝尔塔之外，还有他侄儿爱默纽尔、里扬斯特罗姆兄弟、拉格纳·索尔曼等人。他所交的朋友不多，可能与他那不喜欢交际，不愿出头露面，不愿惹人注意，喜欢平静的生活，愿意一个人沉思的性格有关。孤独的生活，从幼年一直伴随他到老年，他既给人留下了怀有无限热情、永不知疲倦的形象，也给人留下了忧郁、孤寂的印象。他的孤寂是多方面造成的，童年的多病使他形成了忧郁、内向的性格；强烈的工作热情和那不愿交际的性格，又使他在成年失去了不少交友的机会；他没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使他得不到精神与生活上的安慰；逆境的伤害和多病的折磨，又不断地增添着他的烦恼，尤其是在晚年，他的这种感受更加突出。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于世”。他感到十分孤寂。每当这时，实验室就是他的避难所，他在这里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他在这里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从中感受到人生的最大满足。
他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谦逊、坦诚、彬彬有礼的印象。他对所有的人不分社会地位的贵贱，都一律平等相待，人们喜欢他，是因为他不摆架子。他给朋友留下更深的印象是，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但无论谈论到什么题目，他都要做出有趣的评论，他的学识渊博、消息灵通，而且意见也非常新颖。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他是个谈笑风生的主角，一些朋友曾这样描述过他：“他讲故事时，总是用那种有趣的哲学推理方式，使入迷的听众神魂颠倒，兴高采烈。”而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却要时时注意不能触犯他，他的脾气火暴，有时会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出一些粗暴的话来，他并不在乎冲撞别人。对那些前来找他寻求帮助的蒙昧人，他都能真诚耐心地接待，并给予尽心尽力的帮助；而对那些前来摆架子、吹牛皮的人，或前来逢迎拍马的人，在客气但却坚决地请其滚蛋之前，他总要当场训斥一顿。对那些给他写来具有各种事由的大量信件，他都仔细地阅读、登记，并一一给予回复。由此，他在很长时间内，每天都要发出二三十封手书。他没有私人秘书，每天都有大量的更重要的事情要他去思考、去完成，这些来信与回信，无疑又增加了他相当大的工作量，但他感到认真对待它们是一种责任。他这种对人认真、严谨的作风不能不令人钦佩。
诺贝尔给仆人的印象，是一位最随便的主人，但他却对仆人严守礼仪。一次，他在巴黎的一位厨师告诉他，她要辞职结婚。诺贝尔善意地询问她想要件什么东西作为结婚的礼物，这位法国姑娘灵机一动，大胆地提出了想要“诺贝尔先生本人一天所挣的钱”。诺贝尔开始大吃一惊，接受这个要求既感到为难又有趣。他对这个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进行了几天的盘算，然后说：“答应过的事情就得照办。”于是就给了这位厨师4万法郎的赏钱。在当时，光靠这笔钱的利息，就能使她安乐地过上一辈子。
诺贝尔不追求什么荣誉，尤其对与他的发明成果无关的荣誉头衔、高贵的奖章和其他正式的称号，态度漠然。他只对能够表明他在科学方面成就的荣誉表示珍视。如对瑞典科学院授予的奖章、瑞典科学院和伦敦皇家学会吸收他为会员、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授予他名誉哲学博士学位等，他都很重视，因为他一向推崇那些一心专攻难题，毫不考虑其商业价值的科学家，看重对于人类进步作出的贡献。对一些其他方面的勋章和荣誉他很少接受，只是在无法回绝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一些怀有好意和崇拜心情的人，并不了解他的这些想法。而对于接受的这些勋章，他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对授予的理由进行过揶揄：“对于那枚瑞典的北极星勋章，我要向我的厨师表示感谢，他的烹调手艺，使得那些名门出身的大肚皮感到满意；我得到的那枚法国勋章，是由于我同一位部长密切相识；巴西的那枚玫瑰勋章，是因为我有机会被介绍给多姆·佩德罗；至于最后那枚著名的博利瓦勋章，则是因为马克斯·菲利普曾经看过《尼尼彻》一剧，并且想把在那里授勋的情况用人间的方式加以表演。”
诺贝尔厌恶任何自吹自擂和出风头的做法。这种厌恶之情，在他全部生活中随时都能表现出来。他经常参加一些科学、技术与其他方面的讨论会，愿意从中获得收益，但却不愿出头露面，博得众人的注意。他鄙视人性中的任何卑鄙和自大，反对用任何哗众取宠的手段来沽名钓誉。1892年8月，他混在人群中，作为谁也认不出来的普通群众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他虽然是应贝尔塔的邀请参加会议的，但却不希望披露姓名。
他淡泊名利，不愿做众所知晓的人物。一次，一个期刊编辑向他索取照片，预备在杂志上刊登，他拒绝了。又有一次，一位出版家准备印一本瑞典名人集，当向他征集照片时，又被他拒绝了。他说：“我喜欢订阅这部有价值而有趣味的书，但我请求不要将我的小照刊载。我不晓得我应否得到名望，我不喜欢那样的颂词。”他的一座工厂在庆祝建厂一周年的时候，请求他送一张照片给周年纪念出版物，得到的回答是：“只要我的助手们和每个工人也都被要求把他们的肖像送去，那么，我将把我那单身汉的丑陋的大鼻子像复制一份送去收藏；但在这之前，我可不干。”一生中，他到处奔走，到过许多名胜游览场所，但仅照过一张照片，这也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可以看到他假日里充满微笑的照片。1887年，他的哥哥路德维格向他要一份个人情况材料，以便收入当时正在编写的家史里，他不肯从命，后在哥哥的再三坚持下迫不得已，用谦逊而戏谑的语言写了这样的话：
阿·诺贝尔这个可怜的生命，当他呱呱坠地的时候，一位仁慈的医生就该把他闷死。
最大优点：保持指甲干净，从不累及别人。
最大缺点：无有家室，易发脾气，消化不佳。
唯一愿望：不要被活埋。
最大罪过：不敬财神。
一生重要事迹：无
这样说是不够呢，还是多了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哪些事情才能叫做“重要的事迹”呢？
接着，他又写下了这样富有哲理的话：
在我们这个被称为银河系的小小的星系中，大约运行着100亿颗太阳，但太阳如果知道了整个银河系有多大，它肯定会因为自己的渺小无比而感到羞愧不如。
诺贝尔对为他立雕像、搞纪念等活动持有强烈的反感。他说：“活人的肚皮比死人的纪念碑等荣誉，更值得我关心。”一次，一艘新轮船想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来命名。当接到请求时，他用坚定而诙谐的语言写了这样的话：“坚决反对这样做。主要理由是船只的第三人称代词是‘她’，这艘船将被指责为企图不老实地隐瞒她的性别。此外，由于你指出这是一艘样子好看的巨轮，因此，用一条老破船的名字为她命名，那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以此进行了拒绝。但是为了纪念索布雷罗这位他所尊敬的意大利化学家，1879年，在意大利索布雷罗的故乡阿维利亚诺的工厂里，他却为索布雷罗造了一尊塑像。
诺贝尔的谦逊，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中，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事业上。他发明了雷管和黄色炸药后，他的名声显赫起来，人们常常把硝化甘油当成了他的发明。每遇到这种情况，他总予以纠正说：“我不曾发明硝化甘油。但是硝化甘油没有引爆方法就不能应用，这个引爆方法是我发明的。此外，我还发明了大量制造硝化甘油的便利方法。”硝化甘油用作炸药，为人类征服自然增添了新动力，它的发明者索布雷罗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但是，当诺贝尔的事业兴旺的时候，索布雷罗却还陷于窘境之中。诺贝尔对索布雷罗极为尊重并给予了友好的帮助，聘请索布雷罗到自己的一家公司来当高级顾问，给予他很高的薪水。索布雷罗逝世后，诺贝尔公司还付给他妻子一笔赡养金，以表示对这位化学家的敬意。
对于引导他走上征服硝化甘油之路的津宁教授，诺贝尔更是念念不忘。在多次谈及他是怎样开始研究硝化甘油时，他总是说，那是由于圣彼得堡津宁教授的指引，“从那时起，这件事就不曾离开我的头脑，我一直想将来如何进行实验”。这表现出一位科学家不掠人之美的谦恭美德。
在诺贝尔复杂的人生中，充满许多矛盾的现象。人们经常见到这样一个诺贝尔：他一生对科学与发明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对人类的各种事业又都表示出强烈的关心；他有着发明家的天才、哲学家的气质、诗人的敏感，但又同时具有商品经营者的精明；他厌恶商品交易，但又用相当的时间从事了它；他不追求名誉，但却对否定他的发明成果表示出强烈的愤懑；他为人善良、宽容、能忍耐，但却时常对一些人和事发表相当尖刻的评论；他谦逊有礼、有修养，但又容易激动；他几乎是倔强地回避大批吵嚷的人群，但又时常陷入难以忍受的孤寂之中；等等。从这些复杂矛盾的人生中，我们看到了他童年、少年时所布下的影子，找到了家庭带给他的痕迹和社会作用于他身上的力量。而在这些复杂矛盾的人生现象背后，我们更发现了他的对事业进行执著追求的坚毅性格和为人类进步而献身的伟大理想的支配作用。
